一人讲，万人学；一人授课，万人受益！
　　北京郊区农民，不管地处多么偏远，只要打开电视频道，或轻轻动动鼠标，或拿起电话，在自己家里就可以与身在京城的北京农林科学院的技术专家“面对面”，听他们绘声绘色地传授科技知识，或向他们直接请教和交流。
　　这就是“远程教育”的巨大魔力——足不出户就能向京城专家拜师学艺！
　　“远程教育”把空间的距离拉近了，“天涯若比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北京农民学习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或理念，几乎形同超市购物一样便捷。短短几年，“远程教育”平台已为京郊农民推广农业科技成果1500多项，累计培训农民200万人次，辐射人群300万人次，促使农民增收达10亿元以上，这种新型农民教育培训方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北京模式”。
　　在培养新时期现代农民的伟大进程中，这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
　　中共十七大代表、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巾帼十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孙素芬研究员，就是创造这一奇迹的领头人！
　　
　　造福于民：久存心底的一个梦想
　　采访孙素芬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从2007年8月初笔者便开始与她接洽，但直到9月上旬，她才确定了具体时间。没办法，她忙。她总在忙。
　　她比笔者想像的还要单薄，若不是面对面，真不敢把她和那个在农业领域摸爬滚打、取得了骄人业绩的著名专家、全国劳模“孙素芬”的形象联系到一起。笔者知道采访时间有限，于是开门见山，请她从“远程教育”谈起。
　　一提起“远程教育”，孙素芬那双漂亮的大眼睛顿时有了光彩，那张由于长时间熬夜而略显疲惫的脸也变得生动起来。
　　“其实，‘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自幼就有的一个梦想……”
　　孙素芬眼望窗外，思绪仿佛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孙素芬出生在北京一个革命军人家庭，但由于外祖父母家在农村，使她每年都有机会接触农村的真实生活。年幼的孙素芬不明白，这里的叔叔阿姨每天干那么重的活，为什么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很少的肉，并且常年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她更不明白，这里的老人得了重病，为什么不去医院，而是躺在家里只吃最廉价的药……“种地的赶不上做工的，农民们都穷”是她从姥姥那儿得到的回答。
　　随着一天天长大，她渐渐找到了农村贫困的根源：农村之所以如此穷，除了体制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可能与大多数农民文化知识、科技信息贫乏有关。
　　一个国家如果落后了就要挨打，而作为世界人数最多的农民，思想观念、生产技术落后自然就要挨饿，只有依靠科学发展农业、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才能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当一个农业科学家成了孙素芬的梦想，高中毕业后，在有更多更好的选择的同时，她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北京农学院的农学专业。
　　大学毕业后，她自愿到房山农村“支教”。之后，她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一干就是12年。虽然工作经常变化，但她的心始终牵挂着农村、农业和农民。
　　1999年，孙素芬被推到了北京农科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
　　上任伊始，她就瞄准了“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上应用”这个世界科技前沿。她十分清楚我国农民与西方发达国家农民的巨大差距：我国农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3年，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属于体力型和传统经验型农民。而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农业从业人口中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达45%～65%，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所占比例都在70%以上，农民中高级技工占40%。相比之下，中西农民科学素养的差距何止10年、20年。
　　孙素芬也十分清楚，用传统方式为农民传输科学理念和信息，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面对如此庞大的农民群体，依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信息滞后这一现状。她也有过办农民学校的想法，但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显然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那么，能不能办一所投资小、辐射面广、不交学费的农民学校呢？”孙素芬想到借鉴国内外大学创办的现代远程教育模式。
　　现代远程教育，就是利用卫星技术、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电视广播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实时或非实时地传递多媒体的音频、视频或数据等信息，进行可视的、交互的远程教育形式，使教、学双方不再受地理位置上和上课时间等因素的制约，使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被任何地方的学习者在任何时间所共享。
　　孙素芬的设想得到农林科学院领导的赞同。在市科委、市农委及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1999年“远程教育”正式立项。
　　
　　


　　远程教育：北京农民学知识的课堂
　　北京远程教育体系主要分为如下四个子系统：即综合网络技术系统、教育资源系统、远程接收系统和组织管理服务系统。
　　远程教育的最大特点是便捷和权威。“一人讲，万人学”，在家里就能得到国内乃至全世界的最新农业信息和获取著名专家的具体指导。另一特点是学费低廉：以传统面授方式培训一名农民掌握一项农业技术的成本约为30元，而利用现代远程教育平台的费用为0.3元，仅为传统培训费用的百分之一。
　　农民们连做梦都没想到，“远程教育”竟有如此大的神通，仿佛远在天边的世界一下子成了自己的对门邻居。农民们的日常话题也不再局限于本村、本乡，而是美国、加拿大的农产品如何，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农场经营如何如何。
　　截至2006年年底，北京农民远程教育平台在北京农村地区已建设远程接收站点435个，覆盖北京郊区所有乡镇及部分重点村、示范园区等，还帮助内蒙、山西、西藏、四川、湖北等20多个省市建立了200多个远程教室，针对当地需求开展远程教育培训和服务工作。同时依托首都的人才优势，从各大农业科研院所和高校中组建起了一支由500多名优秀专家学者组成的授课队伍。
　　另外，孙素芬花大力气整合资源，建起堪称同行业信息之最的 “北京农业数字信息资源中心”，包含12大数据库群，近200个数据库，数据总量达10T，相当于拥有100个藏书50多万册的图书馆的动态数字农业信息仓库，为北京乃至全国的农业信息化建设提供了覆盖面广、规模大、内容丰富的信息源头。
　　孙素芬付出的是辛劳，农民们得到的是实惠。
　　刘贵文，密云县普通农民。2002年，他承包了16棵老核桃树，虽然价格比较低廉，但由于这些树生有褐斑病，赔赚也只能靠运气。所幸，他正好赶上远程教育中心组织的核桃生产技术培训讲座。他将学来的技术运用到实际生产中，不仅彻底治愈了这些核桃树的褐斑病，还用先进的核桃栽培管理、修剪技术让核桃产量翻了一番，核桃的品质口感也得到了极大改善。2006年仅核桃种植一项，他的收入就达到了3万元。 “学技术不出镇，那招数也是一用就灵。这等事情啊，听起来咋就跟神话似的？”刘贵文为此感慨不已。
　　“北京奥金达蜂产品合作社”拥有社员400多户，养蜂24850多群，社员覆盖范围多达8个乡镇。但由于蜂农缺乏养蜂专业技术，蜂产品的产量、质量一直不高。孙素芬在获悉这一情况后，迅速组织专家拍摄制作养蜂技术方面的培训课件并放到远程教育网络平台上，供蜂农们学习。但孙素芬还是不放心，又聘请了4位全国知名的养蜂专家到培训现场，为蜂农解答各种技术难题。从那以后，“北京奥金达蜂产品合作社”不但很快摆脱了困境，还带动了密云全县养蜂业的快速发展，2006年密云县共销售蜂蜜640吨，产值创历史最高。
　　2006年，密云县食用菌试验站投入700万元购买了搅拌机、菌种发酵系统等设备，与本县王坨子村30多户农民合作建起了蘑菇栽培基地。孙素芬根据当地的需求情况，特聘请蘑菇专家张季正老师详细讲解平菇、双孢菇的栽培技术及出菇管理技术，并将老师讲课内容制作成图像、聲音、文字三者结合的多媒体课件放到远程教育平台上，供当地站点管理员组织农户到站点下载收看。在她不遗余力地支持之下，30多户农民全部拿到蘑菇种植职业资格证书，蘑菇生产迅速步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
　　顺义区龙湾屯镇山里辛庄，有一个占地1000亩的特大樱桃园，栽植历史已有6年。由于规模较大，当初曾在北京农口引起不小的轰动。但由于果农的栽植管理水平不高，每年只有个别的樱桃树挂果，还出现了病虫害。
　　对孙素芬来说，农民的困难也便是自己的困难，农民的心病也便是自己的心病。为从根本上解决果农种植、管理基础差的问题，孙素芬指导远程教育中心制定了一系列的“课件远程教育＋专家面对面培训”的科技服务方案。在该套方案中，种植户们不仅可以从远程教育站点收看到有关樱桃栽植方面的系列课件，还能够与专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随时提出生产中发现的问题。
　　一年之后，大部分果农渐渐从“门外汉”成长为种植樱桃的“土专家”，理论、经验都是一套一套的。2007年，千亩樱桃园内大多数樱桃树型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樱桃园首次进入丰产期。
　　
　　信息使者：奮力拼搏创大业
　　北京农村远程教育系统的建立，相当于为农村建设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同时，也由于其具有积聚资源、广覆盖和低成本的特点，而很快成为一个综合服务系统，不但在支撑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还成为北京市卫生、林业、农业、妇联等部门合作开展各项农村急需培训活动的平台，价值超常，意义非常巨大。
　　2003年的非典期间，孙素芬同志率领信息所，配合卫生部门利用远程教育方式适时地为农村乡镇医务人员开办“非典”防治远程专家课堂，邀请专家开展“非典”知识的培训，制作、传送“非典”防治多媒体课件，并通过这种手段培训农村乡镇卫生站的基层医务人员1200名，在北京市农村科学防治非典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4年政府公布禽流感疫情的第二天，孙素芬就请专家利用远程教育大课堂进行防治禽流感技术讲座，共有3.8万养殖户得到培训，有效防止了禽流感在北京的传播。2006年5月，美国白蛾在北京周边有爆发趋势，孙素芬针对农民和基层技术人员的多媒体培训资料匮乏的实际情况，迅速联合北京市林业保护站开展远程直播培训，仅仅一天时间就为通州、房山、门头沟等区县培训了农民5000多人，及时有效地防止了美国白蛾的繁衍。远程教育平台让许多耗时耗力的浩繁工作变得轻而易举。
　　农业的最大特点是季节性强，时间往往决定一切。鉴于此，她带领全所人员又创建了“智农远程双向视频咨询诊断系统”。并正式开通使用。
　　系统于2007年上半年开通后，立即受到了京郊农民的热烈欢迎。
　　2007年7月初，延庆县果树协会管理员在远程咨询诊断系统上向专家展示了一个鲜杏样本。此杏的果型发育不规则，一边发育完全、色泽正常，一边发育不完全、色泽青绿、有点萎缩。果农们对此困惑不解，不知如何应对。在市农科院咨询坐席值班的两位果树及植保专家，通过智农远程双向视频咨询诊断系统的视频看了果实样本后，立即判断出鲜杏病因可能是“病毒感染”或“冷害影响”。为进一步确认病情，又让管理员现场剖开果实，最终确定病因是鲜杏在幼果期受到低温危害。结合实情，专家们当即给出了相应的补救措施。不需要专家的亲赴现场，问题在不到半个小时即得到解决，可谓神速。
　　2007年7月下旬，延庆县果树协会传来几张仁用杏树病害的照片，经果树及植保两位专家联合诊断，认为病树的主要表现为缺硼症状，针对枯死枝条的现象，诊断为传染性较强的轮纹病，建议增施硼肥，同时将病枝剪去，然后使用杀菌剂进行喷雾。协会管理员遵从专家建议，迅速组织相关农户对这些病害树木进行处理，及时遏制了病害的蔓延，为果实的丰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北京郊区很多乡村都有着很好的民俗旅游的先天条件，山清水秀，空气新鲜，被长期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都市人称为“天然氧吧”。然而，不少民俗村的发展却并不像人们当初预料的那么顺利。毋庸置疑，个中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人的因素。由于缺乏接待礼仪和卫生常识，许多农民不重视个人仪表，最初常常男人光着大膀子、女人穿着很随便就出来迎接来访的旅游团体了。一时间，这里的人与这里的美景形成了巨大反差，难免让旅游者心中为之愕然。显然，农民素质不提高，民俗村就不会走得太远。
　　“这岂不是因为几根小草而失去满盆珠宝的光辉吗？”孙素芬了解到这些情况，心急如焚。不久后，信息所就积极与市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充分利用远程教育平台对京郊民俗村推出了一份民俗村礼仪教育大餐。
　　响鼓不用重锤敲。豪爽又性情的山里人一旦发现自己的不足，必定会如激流荡落花般一眨眼就换了模样。山里人真的变了，变得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了。“哈，这人哪，一拾掇就是不一样！”“是呀，这人一美，咱这的山水就更显得美，包管那城里人一来就不想走喽……”农民这一改变带来的经济效益，很快从鼓鼓的腰包上反映了出来。
　　尝到了甜头的农户把远程教育当成了致富“宝典”，高兴地把远程教育称为家门口的“免费大学”。而孙素芬就是这个大学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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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孙素芬在农业信息技术领域一干就是20个春秋。
　　在这20年里，孙素芬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对党、对国家、对“三农”的热爱熔铸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之中。人们平时很少见她过节假日，她几乎每天工作的时间都在十三四个小时以上，学习、工作到深夜已经成为一种改不掉的老习惯。她经常忘记吃饭时间，饿极了就吃饼干或糖果凑合。家里人都知道她的习惯，从不在白天给她打电话，因为上班时间她不会有耐心听工作之外的事情。长期超负荷工作使她原本单薄的身体更显憔悴，丈夫对她心疼不已，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也难以改变她多年形成的“习惯”，于是，所有的规劝、不满和关切，只能无奈地浓缩为这样一句话：“你工作再忙，按时吃饭总可以吧？每天记住多喝几杯水总可以吧？长时间上火可是要得病的。”
　　在北京农村各区县，知道孙素芬的人很多，因她而受益的农民，要以十万、百万计。想一想，这是多么惊人的一个数字！蕴涵着多少农民幸福指数的一个数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素芬主持创建的北京远程教育平台，就是北京农民最贴心的科技信息使者，与之结缘便是与进步和发展结缘，与富足和幸福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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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就要结束了。孙素芬真诚地对笔者说：“我不希望宣传自己，名都是虚的。只要大多数农民能过上好日子就好！”对她来说，自己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并且还做得不错，就足够了！
　　笔者问及孙素芬今后的奋斗目标，孙素芬莞尔一笑：“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全国74万个农村都能建起远程教室，真正实现‘村村有教室，人人受教育’，足不出村，甚至足不出户，就能听到全国最权威的农林专家讲课，远隔万山千水也能在第一时间解决自己的难题。”
　　可以想像，孙素芬的梦想一旦实现，我国农民的生活将会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