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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路翎1953年11月创作，195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的作品《洼地上的“战役”》，是品味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轨迹与艰苦岁月写就的。该作品以抗美援朝的历史战争为背景，热忱讴歌中朝人民的深挚感情。但因作品另起炉灶，涉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与年轻朝鲜姑娘间的一段朦胧爱情，各界众说纷纭。
中朝两国历来是友好邻邦，历史渊源剪不断、理还乱。20世纪以来，两国所遭受的相似历史命运，使双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语境向相近方向发展。1952年底，路翎以作家身份亲临朝鲜战地，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于一体。新生的抗美援朝文学，毫无疑问增添了我国现当代写实性军事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成为触及“异国”的不可或缺的文学典型。
始料未及的是，1955年以“反胡风运动”为起点，大批立足于“同一论”泥潭的评论者恣意混淆文学、政治、革命三者间的关系，合理的文学研讨方式被切断。在文学饱受政治裹挟的境况下，将主观激情注入描写对象的作品被强行剔除文坛视野，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言论向路翎、萧也牧等作家席卷而来。1980年平反昭雪，一场闹剧终于落下帷幕。中国文学事业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洼地上的“战役”》等一篇篇饱经沧桑的文学作品，相继成为历史的“证言”。
人物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作为同道，不少文学家一方面致力于开发朝鲜战争中的文学资源，一方面渴望通过阅读寻找到所热爱的英雄形象。为了客观地还原人物、再现历史，路翎走访抗美援朝当事人，对史料进行收集、考证与整理，将这场激动人心的战争通过小说的方式再现，极大弥补了战争真实性的描写空白。
植根现实的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不尽相同，借助作家笔力，读者得以冲破万千世界，通过文本洞察作者塑造的人的内外部形象。路翎脚踏实地，利用文学爱好和自我判断，在“模型加工厂”中合理匹配各类人物的现实经历与心理成熟度，形成个体的特质与“诚实”。
十九岁的参军青年王应洪，因新鲜感而对战场保持警惕性，善于联想事物之间的巧妙联系。作者从“初入”阶段写起，王应洪通过生活感悟与外部划界的方式具有合理性。在兴奋、单纯的思想上，他才逐渐接受革命教育，发扬自力更生、保家卫国精神。青春期发育的两次“甜蜜的惊慌”，是健康青年人面对异样感情的敏感意识和正常行为特征。
应时而生的纯美爱情中，路翎将一位神气天真、活泼开朗的女孩，变得羞涩寡言、积极主动、委屈不解、倔强自强的心理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金圣姬以大事为本，于己方动情、对方逃避、礼物遭拒、离村送行四次退却。路翎未对角色的“退步”放任自流，而是环环相扣下一主动作，这此起彼伏的行为接力，反映了路翎体察感情形态、知悉人情世故的细致本领，与其用文字赋予金女的灵敏处事技巧和人生智慧。
作为熟悉我军风格的久炼侦察员，班长王顺对朝气蓬勃又稚气未脱的青年心存抑制不住的友爱。他以“教育家”“引路人”的身份站在中间人位置，因材施教、收放自如，利用“捉迷藏”完成地形隐蔽训练；同情并珍视情感的宝贵价值，随机应变，通过良善的社会性教育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充当“父亲”角色，背负伤员艰难穿林的王顺，展现了我军领导人的丰盈内心世界和崇高精神面貌。
現实生活是把粗刷子，被磨搓的人不会千篇一律。路翎将文学生命力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丰厚沃土，创作因此呈现生动性、开放性特征。针对不同人物形象传达出的层次信息，读者得以从现实辐射里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延伸空间，达到对“人”这一理论概念的多方位理解。
大环境无旁观者
战争的爆发如同一枚鱼雷，扎进了朝鲜男耕女织生活的一潭静水。男性作为主要作战力量上阵杀敌的同时，巾帼不让须眉，女性角色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掩护下采取保障措施，成为战争打赢的重要力量。
（1）出场之地。因地形优势，金家住所成为阵地后方唯一的安全村。战争号角一旦吹响，每寸幸存的土地都弥足珍贵。这般处境中，人人都是革命战士，家院与战地仅有一墙之隔的金家母女更无例外。
（2）家庭情况。金母六十二岁，儿子是人民军战士，媳妇在敌机轰炸中牺牲。花甲之年的她愿意献出家庭独有的男性，勇敢承受战争带来的丧亲之痛，更利用有限的生命岁月无偿为战士效劳。像所有战士的慈爱母亲，金母构想作为朝鲜人民军战士的儿子能同家里的中国战士见面。同灾难的顽强对抗中，金母喜爱为迎取光明而扎根的战士，赞许女儿和平劳动的豁达向阳，珍惜中朝之间宝贵的血脉亲情。而战士也从她这种同具温度与硬度的情感性质中，更加热切地面对生活，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奋斗力量。
（3）感情内容。纯真聪明的金圣姬，既知恰如其分地欢声笑语，又懂得如何服务作战。松树林里，金女在节目《人民军战士之舞》中饰战士之妻，为佩旗戴勋的丈夫送行。人格化的松树林傲骨峥嵘，演地选择寓意深厚：战士如松，毅力非凡、历寒不衰；以松比德，金女内外兼修、身体力行。作为战争中的精神支架，她通过人境一体的表演仇恨敌人、寄托夙愿。这感情克制而洒脱，稚拙而聪颖，和善而刚强，破芽于人真正健全的属性。
一滴水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金家母女作为敬重祖国、志愿军的战士形象身现作品，始终未置身集体关系外。祖国的土地永远牢固支撑在集体脚下，这个范畴内，共同作战的人民伙伴不可能因横暴战争的打压而退缩。金家母女以其“异国”身份参与现实斗争，是不可忽视的历史、现实的内容。
正视爱情与纪律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战火中文明而坚强的斗士，在共同合作和纪律约束中，与朝鲜人民结成了亲属关系，“战友爱”自然而然地向“亲情爱”的阶段过渡。处于特殊历史情境的《洼地上的“战役”》，触及了“战友爱”与“亲情爱”间隐秘、复杂的爱情，这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也隐藏着犀利的无声控诉。
爱情的社会内容
人生观与社会语境影响爱情的态度和选择。金圣姬是纯洁、幼稚的，也是怀有深深社会情感的，她感触于祖国命运与民族前途，懂得志愿军执行革命任务的真正价值。在蕴意深远的社会感情基础上，金圣姬对志愿军的爱戴和拥护之情水到渠成。 金女是朝鲜之子，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使她爱情萌生的因素不是琐碎的东西，而是王应洪对生活充满健康与积极的态度，对民族国家和革命战斗的理想与虔诚追求。蓝布袜套的赠送与归还，纪律自觉与工作反省，“辉煌的幸福表情”与送行的佯装严肃……正因纪律保护下的感情无法恣意生长，才更凸显战士的坚定品格和姑娘的纯真情怀。爱情能否实现不是金女的最终目的，她真正在意的，是所爱戴之人的身份和所从事的正义行动，是他能在她的无言付出中更顺利地完成心中所愿，或者自私点说，她希望王应洪能够知晓她的心意与感激，体会到她对他革命事业的鼓励与支持，知道她因他而感到骄傲且自豪。因此，她通过象征尊贵、热情、神秘的紫色绣线，用中国和朝鲜字将二人之名同绣手帕，使王应洪不知不觉带上战场，寄希望与心爱之人并肩作战。
“得到”只是爱慕的自我满足，通过路翎的行动安排知晓，金圣姬并未局限于此。路翎着重描写的是感情的纯真、高贵，而不是现实面前痛苦的自我压抑和感伤的爱而不得。金女在特定的社会内容中步入爱的王国，自觉珍重、呵护王应洪的人性需求，这份感情拥有了责任与奉献的深层次意义。
人民福祉与血腥战争的对立关系
战争作为政治的最高斗争形式，是解决纷争的极端暴力手段。杨朔认为《洼地上的“战役”》本意是批评军队的严格纪律妨碍了男女恋情，并因纪律不能容许，“作者最后只好把男主角安排死了，结束了这场爱。” 可“爱情”在文中不是一个简单的狭义名词，而是代表了广义上的“幸福”，即人民福祉。
纪律，作为维护集体荣誉和利益并保证部队工作顺利开展而制定的规章、条文，始终是王应洪看重并遵守的。部队里，他听从指挥，恪尽职守；感情中，他报备情况，自我约束。为维护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和以金家母女为代表的朝鲜人民的福祉，王应洪笃定了自身信念——要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同时，身处寓意“立子”的栗子树林，身为人父的王顺同在揣度局势。
王顺已组建家庭。听着远方炮声，念及家中贤淑妻子和乖巧女儿，王顺的心莫名被照亮了。在金家结成的紧密群众关系，使他对金女承担着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王顺感觉到，他是妻子与女儿的、更是千万家庭的保护伞，正因前方有他和战士的竭力守护，后方的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才能得以捍卫。这个时刻，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爱和平的土地，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战斗纪律的崇高意义。
以王应洪和王顺为代表的中国志愿军是人民福祉的“守护者”，金圣姬则是“展望者”。随着时间推移，金女的神态、举动越发流露出对打倒敌对势力，重建和平、劳动生活的渴望，彰显出朝鲜人民对凯旋的乐观、毫不犹豫的信心——这是女孩的宝贵青春被炮火催生成熟的表现。洼地上的“战役”正在打响，金家母女日夜瞭望火光闪烁的前沿——以不同的方式，他们终归是要回来的。
以作风纪律作为前提保障，人民对福祉孜孜不倦的追求，既是保家卫国的刚正基础，又是公正的反侵略战争的必达目标。《洼地上的“战役”》正视爱情与纪律，在肯定双方存在的前提下，将思考引向人民福祉与血腥战争的对立关系。
批评者的“灰暗论”
人类社会的实践和发展历史，证实各种运动形式都存有矛盾。路翎坚持科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小到人物形象，大到作品結构，始终运用对立统一观点看问题。曲解了文学的教育感化作用，杨朔：“他是在关着门制造虚伪的矛盾”。侯金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的个人幸福，而造成的个人悲剧。”实际上，作品矛盾信而有征；基调也并非悲剧性。
信而有征的矛盾
人是家庭的结晶之物，潜意识依赖使人体产生了对归属和爱的原初需求。王应洪在这个根基上一生为之奔跑，在集体中生成安全感与责任感，不断调解情绪和心理矛盾，获得良好的身心发展。
最佳状态的意识流露是专注而放松的。金母与母亲年龄相仿，这种人际交往使王应洪获得了宽慰、理解与同情，激发了家庭忠诚感。执行任务的绝对静止中，王应洪被深寂所笼罩、麻痹，想起连队、团参谋长，母亲的新棉袄、金女的绣花帕、天安门的毛主席、闪耀着的国旗勋章……仿佛亲人就在眼前，这亲爱的一切弥补了现实境遇面前的感情缺失。他甚至想写信寄母，告诉她，儿子正埋伏在敌人冰冷而滚烫的阵地上。
杨朔称：“他要写英雄思想，就把自己对战争的歪曲看法，生拉硬扯地装进英雄的脑子里。”其实不然。朝鲜战场记：1952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黄家富领取了一件祖国人民寄来的特殊慰问品——甘肃女孩的绣花荷包。冒着枪林弹雨，“他心里突然感到又温暖，又甜蜜”。
我们的战士不是冷酷的英雄，是由普通人民组建而成的强壮队伍。受童年生活尤其是母亲影响，参军的王应洪固然是严肃、坚定、心头发热的，他渴望建功立业，立誓为革命奋斗到底；同时他也心中存爱，乐观积极，不失怜悯与柔情。无论对国家民族还是家庭亲人，感情充沛的战士才更能体会到战争对家园造成的巨大创伤，继而背负人民的苦难与希望，走上为和平而战的庄严道路。
创作是一种疗愈，一再游走笔触的过程。作品忠诚地从生活本真出发，毫不逃避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的矛盾问题。路翎在文学人物生命的述说中抛出了向上的能量方向，如王应洪这般经历了矛盾考验，尔后练就英雄精神的战士，是完成了自我身份认证、有存在感的人。
“净化式”结局
悲剧是指人物与命运、环境等力量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以凄惨或苦难性的遭遇结束。能否对结局释然于心，不仅与作者的文学创作方式有关，还与读者的认知角度、理解深度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联。讲“净化式”结局，重在两方面。
（1）牺牲。捉俘虏任务的告结，画面定格在携手雷冲锋的王应洪，用年轻生命为班长换取了最后一次有效的掩护。他的自觉献身是无所畏惧的性格使然，是崇高阶级感情的延续，是渴望为革命事业保存一名骁勇善战的老战士，使革命火种生生不息。舍身不是生命终止的悲剧，而是激发对敌仇恨、鼓舞斗争意志和荣誉心的导火线。为和平而战必经血战道路，读者所要做的不是磨灭事实或颓然感伤，而是自觉继承先辈遗志，积极生活与建设。 （2）爱情。战士沐浴战火脱胎换骨，爱情亦是如此。金圣姬在伟大斗争与流血牺牲面前所接受的教育、经受的锻炼，使她听到了为全体人类而斗争的号召，更加坚定了保卫和平、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相应的，战士从金女坚毅而自持、主动而庄严的握手中，深切体悟到人民的热爱泉源，因而用更持重的思想来正视这份爱情，审视每一场战斗的珍贵价值。如果没有读懂人民与战士间的双向能量传导，那就只能读出战争对人民幸福的摧毁、个人爱情的丧失与悲剧，心里也不得不泛起悲凉情绪。
活蹦乱跳的个体在庞大的战争体系面前，难免有些脆弱，甚至渺小。人为战争胜利而雀跃、失败而沉痛的同时，万不可遗忘因战而逝的个体生命。引申王应洪为肉体和精神上的先驱和知音，金圣姬为神圣灵魂里纯洁奉献的伴侣，读者不难感受到“净化式”结局鼓舞人心、澡雪精神的强大力量。
不泯的艺术价值
每个时代都有实验者和传统者、先进者和保守者，因其美学立场不同，就上升为政治批评的做法是不恰当的。由于政治与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历史敏感度与文学趣味性的差异，总会有部分与所处时代不大合拍的作家。但也往往是似乎“异类”的作家，开辟了文学创作道路的更多可能。
特殊情境的独特侧面
《洼地上的“战役”》在中外协同作战的特殊军事情境下，人物行为选择的实质是对价值顺序的选择。这个过程中，读者以公共价值观念主导的标准，对作品的价值排序做出判断，作者一旦偏离社会公认的价值轨道，就可能背负道德风险。
在军事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地尊崇“高、大、全”的时代，路翎不甘作为一台机械的打字机。如卢梭《忏悔录》，以强感染力的罪行描述代替阔论救赎的惯例，产生率真的警世魅力。《洼地上的“战役”》虽对传统的英雄主义文学结构做出了一定突破，但本质未脱离社会主流价值的主导框架。路翎旧瓶装新酒，满足军事期待再创造，微妙地打通人、物联系，丰富了作品的立体感。
作为一部半战争、半生活化的作品，军事文学一贯惊心动魄的情节与冲突被置之笔后，正面描画的是以枪炮声作为交响乐的，开阔地上的溪水流响、春天的金达莱花与敌人帐篷里醉醺醺的歌声。金达莱是原野盛开的第一朵花，朝鲜民族将它奉为国花、春的使者，象征永恒的坚贞与祥瑞。路翎的精心安排挖掘出了作品的独特美感，身着干净军装的王应洪以鲜亮形象卧倒于阴云笼罩的槐树丛，轻衔花枝入口。该段与茹志鹃歌颂人情与人性美的《百合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军事文学的宏大叙述中，这类“小节”极少被摘录、咀嚼，可正是这般花草与生活相映的新意，最能打通灵感、快感，使人能立刻对宇宙的奥秘有所感悟，对人生的挫折泰然处之。这强烈的愉悦从花草散发的味道而来，又远远地超越了味道本身。
从文学艺术上讲，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用一篇“微不足道”的文字完成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叙述，是创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创作过程中，深入挖掘，联想想象，选择性地运用支持大观点的小素材，则一事一物、一情一景、一个意象都能“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引发共鸣，营造出比现实世界更开阔、深厚的艺术境界。
人物成长的动态链条
人是一种高级而奇妙的生物，可以通过自我思想和行为方式迈向迥异命运。在这种特质下，遭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人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自我放弃；二是越挫越勇。作品围绕主人公的成长路线铺展情节，在清晰的时间线索中，有效塑造出了能够让读者投入动态感情的人物。
成长，泛指身心脱出稚嫩，向成熟阶段发展的过程，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复杂文化现象，也是《红高粱》等军事文学作品中伴随生命个体的关键体验。《洼地上的“战役”》就是讲述了尚未有确切社会身份的王应洪，如何携带朦胧的开辟意识，踏入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在生疏感中认知环境、探索自我，描摹出一条动态成长轨迹。
从军事文学作品的角度看，主人公心路历程的魅力从擒拿班长、羞摘枪布的稚童形象开始，推移到技能成果的不断加强。接踵而至的插曲赋予了情节丰富的选择性，继续向前演进。王应洪参加了第一次正式作战，表现出老战士都難按捺得住的深沉的肃静。在洗净天真、回绝诱惑、冲出迷惘、经受考验后，王应洪的思想认识步入顿悟阶段，六次提出班长先行撤退的请求与自我牺牲，是他社会人格发展与完善的最好体现。
拨动成长链条的同时，路翎不忘周期性地稳固角色。王应洪初擒班长后，作者对团参谋长调班休整和战前动员两次旧事重提，巩固读者对该角色的熟悉度，并引导读者自主从答语等表现中，觉察今昔人物相异的细小端倪，更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近况，稳定故事节奏。
战士的成长之旅，是对生命历史和时代价值的肯定，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饱受战争之苦的朝鲜人民的生活境遇，表现了中朝两国为争取光明做出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一场对历史、人生的优美而成熟的透视。
《洼地上的“战役”》是一部“活”的作品，它真实、灵活、富有生命，开篇第一长句就点明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时节，参与人物的身份、所在单位及工作职责。选择春季，拉开了一年生命周期的序幕，所有生物推陈出新、朝气蓬勃，作品人物亦是如此。以当代读者的欣赏口味而言，这部作品或许有点笨拙，主要体现在人物语言和对话的方式上，存在于作者处理人物关系及故事情节的简单化上，但这一切却是真诚的，就像文笔遵从良心引导而牵引出的纯净结局一样。
历史这场“战役”尘埃落定，路翎的写作渊涯令人百感交集，虽曾被扣上“反政反文”的帽子，可对中国军事文学而言，他独特的选材、视角和情感温度是无法替代的。《洼地上的“战役”》是背水一战的战斗故事，微妙细致的情感战役，用兵如神的军事谋略，达到了“一父为多人父，一母为多人母，一儿为多人儿，一女为多人女”的高尚境界。作为历史的“证言”，它对历史变迁和多彩生命展开追问，引发了本文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创作的价值立场、文本细读的重新发现等问题的思考。
中朝两国历来是友好邻邦，历史渊源剪不断、理还乱。20世纪以来，两国所遭受的相似历史命运，使双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现实语境向相近方向发展。1952年底，路翎以作家身份亲临朝鲜战地，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于一体。新生的抗美援朝文学，毫无疑问增添了我国现当代写实性军事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成为触及“异国”的不可或缺的文学典型。
始料未及的是，1955年以“反胡风运动”为起点，大批立足于“同一论”泥潭的评论者恣意混淆文学、政治、革命三者间的关系，合理的文学研讨方式被切断。在文学饱受政治裹挟的境况下，将主观激情注入描写对象的作品被强行剔除文坛视野，暴风骤雨般的批判言论向路翎、萧也牧等作家席卷而来。1980年平反昭雪，一场闹剧终于落下帷幕。中国文学事业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洼地上的“战役”》等一篇篇饱经沧桑的文学作品，相继成为历史的“证言”。
人物与现实生活的真实性
作为同道，不少文学家一方面致力于开发朝鲜战争中的文学资源，一方面渴望通过阅读寻找到所热爱的英雄形象。为了客观地还原人物、再现历史，路翎走访抗美援朝当事人，对史料进行收集、考证与整理，将这场激动人心的战争通过小说的方式再现，极大弥补了战争真实性的描写空白。
植根现实的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不尽相同，借助作家笔力，读者得以冲破万千世界，通过文本洞察作者塑造的人的内外部形象。路翎脚踏实地，利用文学爱好和自我判断，在“模型加工厂”中合理匹配各类人物的现实经历与心理成熟度，形成个体的特质与“诚实”。
十九岁的参军青年王应洪，因新鲜感而对战场保持警惕性，善于联想事物之间的巧妙联系。作者从“初入”阶段写起，王应洪通过生活感悟与外部划界的方式具有合理性。在兴奋、单纯的思想上，他才逐渐接受革命教育，发扬自力更生、保家卫国精神。青春期发育的两次“甜蜜的惊慌”，是健康青年人面对异样感情的敏感意识和正常行为特征。
应时而生的纯美爱情中，路翎将一位神气天真、活泼开朗的女孩，变得羞涩寡言、积极主动、委屈不解、倔强自强的心理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金圣姬以大事为本，于己方动情、对方逃避、礼物遭拒、离村送行四次退却。路翎未对角色的“退步”放任自流，而是环环相扣下一主动作，这此起彼伏的行为接力，反映了路翎体察感情形态、知悉人情世故的细致本领，与其用文字赋予金女的灵敏处事技巧和人生智慧。
作为熟悉我军风格的久炼侦察员，班长王顺对朝气蓬勃又稚气未脱的青年心存抑制不住的友爱。他以“教育家”“引路人”的身份站在中间人位置，因材施教、收放自如，利用“捉迷藏”完成地形隐蔽训练；同情并珍视情感的宝贵价值，随机应变，通过良善的社会性教育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充当“父亲”角色，背负伤员艰难穿林的王顺，展现了我军领导人的丰盈内心世界和崇高精神面貌。
現实生活是把粗刷子，被磨搓的人不会千篇一律。路翎将文学生命力植根于现实生活的丰厚沃土，创作因此呈现生动性、开放性特征。针对不同人物形象传达出的层次信息，读者得以从现实辐射里获得更多的思考和延伸空间，达到对“人”这一理论概念的多方位理解。
大环境无旁观者
战争的爆发如同一枚鱼雷，扎进了朝鲜男耕女织生活的一潭静水。男性作为主要作战力量上阵杀敌的同时，巾帼不让须眉，女性角色也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掩护下采取保障措施，成为战争打赢的重要力量。
（1）出场之地。因地形优势，金家住所成为阵地后方唯一的安全村。战争号角一旦吹响，每寸幸存的土地都弥足珍贵。这般处境中，人人都是革命战士，家院与战地仅有一墙之隔的金家母女更无例外。
（2）家庭情况。金母六十二岁，儿子是人民军战士，媳妇在敌机轰炸中牺牲。花甲之年的她愿意献出家庭独有的男性，勇敢承受战争带来的丧亲之痛，更利用有限的生命岁月无偿为战士效劳。像所有战士的慈爱母亲，金母构想作为朝鲜人民军战士的儿子能同家里的中国战士见面。同灾难的顽强对抗中，金母喜爱为迎取光明而扎根的战士，赞许女儿和平劳动的豁达向阳，珍惜中朝之间宝贵的血脉亲情。而战士也从她这种同具温度与硬度的情感性质中，更加热切地面对生活，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奋斗力量。
（3）感情内容。纯真聪明的金圣姬，既知恰如其分地欢声笑语，又懂得如何服务作战。松树林里，金女在节目《人民军战士之舞》中饰战士之妻，为佩旗戴勋的丈夫送行。人格化的松树林傲骨峥嵘，演地选择寓意深厚：战士如松，毅力非凡、历寒不衰；以松比德，金女内外兼修、身体力行。作为战争中的精神支架，她通过人境一体的表演仇恨敌人、寄托夙愿。这感情克制而洒脱，稚拙而聪颖，和善而刚强，破芽于人真正健全的属性。
一滴水融入大海才不会干涸，金家母女作为敬重祖国、志愿军的战士形象身现作品，始终未置身集体关系外。祖国的土地永远牢固支撑在集体脚下，这个范畴内，共同作战的人民伙伴不可能因横暴战争的打压而退缩。金家母女以其“异国”身份参与现实斗争，是不可忽视的历史、现实的内容。
正视爱情与纪律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战火中文明而坚强的斗士，在共同合作和纪律约束中，与朝鲜人民结成了亲属关系，“战友爱”自然而然地向“亲情爱”的阶段过渡。处于特殊历史情境的《洼地上的“战役”》，触及了“战友爱”与“亲情爱”间隐秘、复杂的爱情，这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内容，也隐藏着犀利的无声控诉。
爱情的社会内容
人生观与社会语境影响爱情的态度和选择。金圣姬是纯洁、幼稚的，也是怀有深深社会情感的，她感触于祖国命运与民族前途，懂得志愿军执行革命任务的真正价值。在蕴意深远的社会感情基础上，金圣姬对志愿军的爱戴和拥护之情水到渠成。 金女是朝鲜之子，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使她爱情萌生的因素不是琐碎的东西，而是王应洪对生活充满健康与积极的态度，对民族国家和革命战斗的理想与虔诚追求。蓝布袜套的赠送与归还，纪律自觉与工作反省，“辉煌的幸福表情”与送行的佯装严肃……正因纪律保护下的感情无法恣意生长，才更凸显战士的坚定品格和姑娘的纯真情怀。爱情能否实现不是金女的最终目的，她真正在意的，是所爱戴之人的身份和所从事的正义行动，是他能在她的无言付出中更顺利地完成心中所愿，或者自私点说，她希望王应洪能够知晓她的心意与感激，体会到她对他革命事业的鼓励与支持，知道她因他而感到骄傲且自豪。因此，她通过象征尊贵、热情、神秘的紫色绣线，用中国和朝鲜字将二人之名同绣手帕，使王应洪不知不觉带上战场，寄希望与心爱之人并肩作战。
“得到”只是爱慕的自我满足，通过路翎的行动安排知晓，金圣姬并未局限于此。路翎着重描写的是感情的纯真、高贵，而不是现实面前痛苦的自我压抑和感伤的爱而不得。金女在特定的社会内容中步入爱的王国，自觉珍重、呵护王应洪的人性需求，这份感情拥有了责任与奉献的深层次意义。
人民福祉与血腥战争的对立关系
战争作为政治的最高斗争形式，是解决纷争的极端暴力手段。杨朔认为《洼地上的“战役”》本意是批评军队的严格纪律妨碍了男女恋情，并因纪律不能容许，“作者最后只好把男主角安排死了，结束了这场爱。” 可“爱情”在文中不是一个简单的狭义名词，而是代表了广义上的“幸福”，即人民福祉。
纪律，作为维护集体荣誉和利益并保证部队工作顺利开展而制定的规章、条文，始终是王应洪看重并遵守的。部队里，他听从指挥，恪尽职守；感情中，他报备情况，自我约束。为维护以母亲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和以金家母女为代表的朝鲜人民的福祉，王应洪笃定了自身信念——要为祖国、为世界和平而战。同时，身处寓意“立子”的栗子树林，身为人父的王顺同在揣度局势。
王顺已组建家庭。听着远方炮声，念及家中贤淑妻子和乖巧女儿，王顺的心莫名被照亮了。在金家结成的紧密群众关系，使他对金女承担着一种道义上的责任。王顺感觉到，他是妻子与女儿的、更是千万家庭的保护伞，正因前方有他和战士的竭力守护，后方的人民福祉和国家安全才能得以捍卫。这个时刻，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热爱和平的土地，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战斗纪律的崇高意义。
以王应洪和王顺为代表的中国志愿军是人民福祉的“守护者”，金圣姬则是“展望者”。随着时间推移，金女的神态、举动越发流露出对打倒敌对势力，重建和平、劳动生活的渴望，彰显出朝鲜人民对凯旋的乐观、毫不犹豫的信心——这是女孩的宝贵青春被炮火催生成熟的表现。洼地上的“战役”正在打响，金家母女日夜瞭望火光闪烁的前沿——以不同的方式，他们终归是要回来的。
以作风纪律作为前提保障，人民对福祉孜孜不倦的追求，既是保家卫国的刚正基础，又是公正的反侵略战争的必达目标。《洼地上的“战役”》正视爱情与纪律，在肯定双方存在的前提下，将思考引向人民福祉与血腥战争的对立关系。
批评者的“灰暗论”
人类社会的实践和发展历史，证实各种运动形式都存有矛盾。路翎坚持科学创作的基本前提，小到人物形象，大到作品結构，始终运用对立统一观点看问题。曲解了文学的教育感化作用，杨朔：“他是在关着门制造虚伪的矛盾”。侯金镜：“无论如何也无法弥补金圣姬心灵上的创伤，无法改变在战争中丧失的个人幸福，而造成的个人悲剧。”实际上，作品矛盾信而有征；基调也并非悲剧性。
信而有征的矛盾
人是家庭的结晶之物，潜意识依赖使人体产生了对归属和爱的原初需求。王应洪在这个根基上一生为之奔跑，在集体中生成安全感与责任感，不断调解情绪和心理矛盾，获得良好的身心发展。
最佳状态的意识流露是专注而放松的。金母与母亲年龄相仿，这种人际交往使王应洪获得了宽慰、理解与同情，激发了家庭忠诚感。执行任务的绝对静止中，王应洪被深寂所笼罩、麻痹，想起连队、团参谋长，母亲的新棉袄、金女的绣花帕、天安门的毛主席、闪耀着的国旗勋章……仿佛亲人就在眼前，这亲爱的一切弥补了现实境遇面前的感情缺失。他甚至想写信寄母，告诉她，儿子正埋伏在敌人冰冷而滚烫的阵地上。
杨朔称：“他要写英雄思想，就把自己对战争的歪曲看法，生拉硬扯地装进英雄的脑子里。”其实不然。朝鲜战场记：1952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黄家富领取了一件祖国人民寄来的特殊慰问品——甘肃女孩的绣花荷包。冒着枪林弹雨，“他心里突然感到又温暖，又甜蜜”。
我们的战士不是冷酷的英雄，是由普通人民组建而成的强壮队伍。受童年生活尤其是母亲影响，参军的王应洪固然是严肃、坚定、心头发热的，他渴望建功立业，立誓为革命奋斗到底；同时他也心中存爱，乐观积极，不失怜悯与柔情。无论对国家民族还是家庭亲人，感情充沛的战士才更能体会到战争对家园造成的巨大创伤，继而背负人民的苦难与希望，走上为和平而战的庄严道路。
创作是一种疗愈，一再游走笔触的过程。作品忠诚地从生活本真出发，毫不逃避现实世界中可能存在的矛盾问题。路翎在文学人物生命的述说中抛出了向上的能量方向，如王应洪这般经历了矛盾考验，尔后练就英雄精神的战士，是完成了自我身份认证、有存在感的人。
“净化式”结局
悲剧是指人物与命运、环境等力量间，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最终以凄惨或苦难性的遭遇结束。能否对结局释然于心，不仅与作者的文学创作方式有关，还与读者的认知角度、理解深度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联。讲“净化式”结局，重在两方面。
（1）牺牲。捉俘虏任务的告结，画面定格在携手雷冲锋的王应洪，用年轻生命为班长换取了最后一次有效的掩护。他的自觉献身是无所畏惧的性格使然，是崇高阶级感情的延续，是渴望为革命事业保存一名骁勇善战的老战士，使革命火种生生不息。舍身不是生命终止的悲剧，而是激发对敌仇恨、鼓舞斗争意志和荣誉心的导火线。为和平而战必经血战道路，读者所要做的不是磨灭事实或颓然感伤，而是自觉继承先辈遗志，积极生活与建设。 （2）爱情。战士沐浴战火脱胎换骨，爱情亦是如此。金圣姬在伟大斗争与流血牺牲面前所接受的教育、经受的锻炼，使她听到了为全体人类而斗争的号召，更加坚定了保卫和平、为革命斗争到底的决心。相应的，战士从金女坚毅而自持、主动而庄严的握手中，深切体悟到人民的热爱泉源，因而用更持重的思想来正视这份爱情，审视每一场战斗的珍贵价值。如果没有读懂人民与战士间的双向能量传导，那就只能读出战争对人民幸福的摧毁、个人爱情的丧失与悲剧，心里也不得不泛起悲凉情绪。
活蹦乱跳的个体在庞大的战争体系面前，难免有些脆弱，甚至渺小。人为战争胜利而雀跃、失败而沉痛的同时，万不可遗忘因战而逝的个体生命。引申王应洪为肉体和精神上的先驱和知音，金圣姬为神圣灵魂里纯洁奉献的伴侣，读者不难感受到“净化式”结局鼓舞人心、澡雪精神的强大力量。
不泯的艺术价值
每个时代都有实验者和传统者、先进者和保守者，因其美学立场不同，就上升为政治批评的做法是不恰当的。由于政治与文学批评的立足点、历史敏感度与文学趣味性的差异，总会有部分与所处时代不大合拍的作家。但也往往是似乎“异类”的作家，开辟了文学创作道路的更多可能。
特殊情境的独特侧面
《洼地上的“战役”》在中外协同作战的特殊军事情境下，人物行为选择的实质是对价值顺序的选择。这个过程中，读者以公共价值观念主导的标准，对作品的价值排序做出判断，作者一旦偏离社会公认的价值轨道，就可能背负道德风险。
在军事文学作品千篇一律地尊崇“高、大、全”的时代，路翎不甘作为一台机械的打字机。如卢梭《忏悔录》，以强感染力的罪行描述代替阔论救赎的惯例，产生率真的警世魅力。《洼地上的“战役”》虽对传统的英雄主义文学结构做出了一定突破，但本质未脱离社会主流价值的主导框架。路翎旧瓶装新酒，满足军事期待再创造，微妙地打通人、物联系，丰富了作品的立体感。
作为一部半战争、半生活化的作品，军事文学一贯惊心动魄的情节与冲突被置之笔后，正面描画的是以枪炮声作为交响乐的，开阔地上的溪水流响、春天的金达莱花与敌人帐篷里醉醺醺的歌声。金达莱是原野盛开的第一朵花，朝鲜民族将它奉为国花、春的使者，象征永恒的坚贞与祥瑞。路翎的精心安排挖掘出了作品的独特美感，身着干净军装的王应洪以鲜亮形象卧倒于阴云笼罩的槐树丛，轻衔花枝入口。该段与茹志鹃歌颂人情与人性美的《百合花》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军事文学的宏大叙述中，这类“小节”极少被摘录、咀嚼，可正是这般花草与生活相映的新意，最能打通灵感、快感，使人能立刻对宇宙的奥秘有所感悟，对人生的挫折泰然处之。这强烈的愉悦从花草散发的味道而来，又远远地超越了味道本身。
从文学艺术上讲，大处着眼、小处落笔，用一篇“微不足道”的文字完成对重大历史题材的叙述，是创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创作过程中，深入挖掘，联想想象，选择性地运用支持大观点的小素材，则一事一物、一情一景、一个意象都能“大题小做”“小题大做”，引发共鸣，营造出比现实世界更开阔、深厚的艺术境界。
人物成长的动态链条
人是一种高级而奇妙的生物，可以通过自我思想和行为方式迈向迥异命运。在这种特质下，遭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人有两种发展方向，一是自我放弃；二是越挫越勇。作品围绕主人公的成长路线铺展情节，在清晰的时间线索中，有效塑造出了能够让读者投入动态感情的人物。
成长，泛指身心脱出稚嫩，向成熟阶段发展的过程，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复杂文化现象，也是《红高粱》等军事文学作品中伴随生命个体的关键体验。《洼地上的“战役”》就是讲述了尚未有确切社会身份的王应洪，如何携带朦胧的开辟意识，踏入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在生疏感中认知环境、探索自我，描摹出一条动态成长轨迹。
从军事文学作品的角度看，主人公心路历程的魅力从擒拿班长、羞摘枪布的稚童形象开始，推移到技能成果的不断加强。接踵而至的插曲赋予了情节丰富的选择性，继续向前演进。王应洪参加了第一次正式作战，表现出老战士都難按捺得住的深沉的肃静。在洗净天真、回绝诱惑、冲出迷惘、经受考验后，王应洪的思想认识步入顿悟阶段，六次提出班长先行撤退的请求与自我牺牲，是他社会人格发展与完善的最好体现。
拨动成长链条的同时，路翎不忘周期性地稳固角色。王应洪初擒班长后，作者对团参谋长调班休整和战前动员两次旧事重提，巩固读者对该角色的熟悉度，并引导读者自主从答语等表现中，觉察今昔人物相异的细小端倪，更新人物和事件的发展近况，稳定故事节奏。
战士的成长之旅，是对生命历史和时代价值的肯定，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饱受战争之苦的朝鲜人民的生活境遇，表现了中朝两国为争取光明做出的艰苦努力，完成了一场对历史、人生的优美而成熟的透视。
《洼地上的“战役”》是一部“活”的作品，它真实、灵活、富有生命，开篇第一长句就点明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时节，参与人物的身份、所在单位及工作职责。选择春季，拉开了一年生命周期的序幕，所有生物推陈出新、朝气蓬勃，作品人物亦是如此。以当代读者的欣赏口味而言，这部作品或许有点笨拙，主要体现在人物语言和对话的方式上，存在于作者处理人物关系及故事情节的简单化上，但这一切却是真诚的，就像文笔遵从良心引导而牵引出的纯净结局一样。
历史这场“战役”尘埃落定，路翎的写作渊涯令人百感交集，虽曾被扣上“反政反文”的帽子，可对中国军事文学而言，他独特的选材、视角和情感温度是无法替代的。《洼地上的“战役”》是背水一战的战斗故事，微妙细致的情感战役，用兵如神的军事谋略，达到了“一父为多人父，一母为多人母，一儿为多人儿，一女为多人女”的高尚境界。作为历史的“证言”，它对历史变迁和多彩生命展开追问，引发了本文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文学创作的价值立场、文本细读的重新发现等问题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