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文学素养归为当代历史随笔写作需要的历史浪漫主义，那么，哲学素养和哲学思考则必然是当代历史随笔写作的历史理性主义。
　　长期以来，历史随笔的写作面临着—种两难处境：一是过度专业化，做了学者该做的事而忽略了随笔本身需要的“以史感会”;再是“感会”过度而淡化或者说忘记了基本的史实。前者枯燥无趣，结果很有可能是浪抛精力;后者则不免错漏百出，蹈空矫情。所以，操持历史随笔需要两种素养的储备，同时，更需要两种情性的交融。
　　所谓文史哲不分家，这是一种学术概念，具体到随笔写作上，需要就文学说文学、就史學说史学、就哲学说哲学，然后才可以谈到“不分家”。即先要有独立的文学素养、独立的史学素养和独立的哲学素养，才可以谈融合的文史哲素养。学科体系上没有文史哲统合的学科设置，自然，个人的知识储备和系统接受上，也不能混合而一，一蹴而就。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随笔的写作，更需要作者对上古、中古和近代史进行系统的学习和研究，这不仅可以修正以前学习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还具有了更广阔的史学维度和更专业的史学深度。
　　将漫长的中国历史随便截取一段，即可发掘无限丰富的题材。历史随笔不仅要解决“信信疑疑”的问题，更要借历史人物之口或托历史事件，发出自己不一样、前人所未谈以及能引发共鸣的感会。这就决定了历史随笔应是“感情”重于史实的写作基凋。另一方面，由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离我们今天的生活通常很远，这便要很好地处理历史随笔的“时空距离”，从而在哲学上完成时间、空间与情感上的“当代对位”，避免以历史约束当代，或者以当代指认历史，从而陷入“混乱的历史”，或者生造一个虚无的时空，使文史融合失去了科学的、哲学的合理摆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历史随笔中还需要哲学思考并非一句空话。
　　历史从来不是刻板教条的“老先生”，也可以是浪漫感性的“热恋中人”。溯源我国史学肇端巨作《史记》，可以略窥司马迁的历史浪漫主义。在这个具有高度浪漫主义色彩的史学巨子看来，历史可以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基础上，“成一家之言”的。所以，“太史公曰”论赞式的直接褒贬，成为他最有个性的历史浪漫主义表达，为后来读史者所激赏。此外，他在人物传记体例格式上的处理、材料的取舍及互见法的运用，以及人物形象的艺术刻画上，都表现了深刻而丰富的浪漫主义情感。更为后来读史者所特别关注的是，他寓论断隋感于叙事以及将民间谚谣诗赋巧妙插入史叙中的做法，以及运用神话灵异进行历史隐喻的技法，都无不体现着他的浪漫主义态度。
　　这些浪漫主义表达，不仅没有让他的历史写作丢分，反而成为了他历史作品的加分项。司马迁的这种浪漫主义情性，成为《史记》为人喜读的主要原因，也为千百年而下的历史写作作出了最好的示范。
　　但历史的浪漫主义并非一头无法控驭的烈马，理性的史家应该有能力勒住浪漫主义的马绳，从而让这匹浪漫主义的烈马及时回到理性的轨道匕。这种浪漫与理性的时机交替，既不能太早，以使历史的浪漫主义未得舒展而被“腰斩”，让读者“莫名其妙”，更不能太迟，使历史的浪漫主义已成压倒之势，历史的理性成为摆设，最后给读者的感觉就是“无凭无据的乱抒情”。
　　如果将文学素养归为当代历史随笔写作需要的历史浪漫主义，那么，哲学素养和哲学思考则必然是当代历史随笔写作的历史理性主义。观察近年来的一些历史随笔作品，不难发现，历史的浪漫主义早已经成为了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拘控了，倒是历史的理性主义，或者说历史随笔的哲学思考，因为老实而欠缺，或者因为偏见而不被重视，更多的，是因为没有储备而用不上来。历史“课”好补，哲学“课”难补，因为它比起历史来，更需要来自于人生的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