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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其主要活动之一是参与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并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辛劳动。其积累的宝贵编辑经验，值得当代编辑工作者学习与发扬。
关键词：
田家英 编辑实践 价值
少年擅文的田家英，15岁就曾与几位文艺青年一起创办刊物宣传抗日。因其出色的写作才华，26岁时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在其身边工作了18年。1950年至1960年，他参与《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为《毛选》）第1-4卷的编辑，承担从文章的收集整理、审读选定、编辑注释、校对出版、印刷发行及外文翻译等方面的工作。组织主持编写《毛选》第1-4卷注释987条。从1962年8月起，主持并参加对《毛选》所有注释的全面校订，至1965年完成《毛选》第1-3卷注释的全面校订。除编辑《毛选》外，他还独立主持编选了供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另外，1955年他还协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编辑《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及其他散文著作。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殚精竭虑、不为名利，堪称没有名心、没有利欲、唯有敬业奉献精神的学者型编辑人。[1]
一、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编辑《毛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边编辑，一边宣传。为扩大《毛选》的影响，田家英根据长期积累的丰富材料，并结合当时的思想倾向及工作中的问题，写作了大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如《学习〈为人民服务〉》《从实际出发》《关于革命热情与革命精神》《学习科学的领导方法》等，发表在《学习》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其中，《从实际出发》一文还被翻译介绍到了国外。[2]《毛选》第4卷出版时，田家英又指导逄先知为《中国青年》撰写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记录》的长文，详细介绍《毛选》第4卷。此外，他还经常深入到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党委、全国妇联、团中央、中共中央华中局等许多部门或单位作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谈学习体会。
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引申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强调从实际出发和依客观规律办事。编辑工作从小处看，事关书刊质量与读者利益，从大处看则事关文化传承与思想传播，因此，更应坚持实事求是，否则会谬种流传，贻祸不浅。田家英在编辑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里略举编辑《毛选》二三例以资佐证：
1. 反复核实确定《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时间。众所周知，《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题为《调查工作》，后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在1961年推动全党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转变思想作风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篇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文章。[3]该文得以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出版，田家英做了重要工作。他将这篇散失多年后又寻到的文章及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并写信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的事件，我们便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4]毛泽东回忆说是1929年写的，田家英对此表示怀疑。于是又找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做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毛泽东阅后将写作时间最后确定在1930年5月。文章最后出版时，田家英还协助对文章的文字作了修订。
2. 客观表述彭德怀的战绩。1960年，在编辑《毛选》第4卷题解和注释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彭德怀及其军事作战史。而时值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不久，彭德怀的名字及其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注释里，这个当时极为敏感的问题摆在了田家英面前。田个人在庐山会议上也曾受到严厉批评，经历了他人生第一次大的政治风浪。一向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田家英没有回避，专就此事向毛泽东请示，得到首肯后，将注释中所涉及的彭德怀的内容都如实写出。[5]
3. 编史的不同认识与要求。田家英作为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参与了《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的编写。在编史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和强调史料的真实性。《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原定第三章写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事。田家英当时决定暂不写。他认为，这期间有一时难以查清的事情，对一时搞不清的，宁可暂时空着，宁缺毋滥。他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成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不成熟，三面红旗只好留给后人去写吧。”[6]他还提出，我国历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历史，编写历史时不能写成一部汉史；同时写一部中国现代史就不能不写国民党史，为此他还要求参编者借鉴邹鲁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稿》。
三、心中有读者
编辑出版活动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其引导、淘汰、修正和把关的出发点和归宿便是读者。著名作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叶圣陶曾提到：“读者诸君的满意，也就是我们的欣慰。”[7]作为编辑出版者，应把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作为一种责任。
田家英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村干部水平有限，通读《毛选》四卷有困难。为此，他向中央建议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后来，又觉得《毛选》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又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并获准，分别编辑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这两种选读本，实际上是毛泽东著作的通俗本、精华本。
四、尊重作者原意
作为编辑，整理和编辑文稿要做到既忠于原意，又保持作者特有的文风并非易事。对田家英来说，也不例外，何况是整理毛泽东的讲话稿。他曾说，整理毛泽东的讲话稿有时比自己写文章还难。事实证明，经田家英整理出来的这些稿子，竟有几分酷似毛泽东亲笔写的文章，毛泽东看后十分满意。就连康生也认为，田家英整理、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写模子一样准确。[8] 不仅如此，田家英还认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产物，不是格言集成，不是警句集锦，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及论述问题的侧重。因此，研究和运用时，须采取严肃、科学的态度来学习，不能带半点随意性，也不能采取引字摘句的办法来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不能用“语录”来指导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作。因此，当有人向他索要他所编写的毛选《专题摘录》时，他反复说明这部书是应那些大秀才的要求，给他们提供一个查阅原著的线索而编印的，是一部索引性质的书。如果写文章或起草文件需引用毛主席的话，还是查原著为好，因为这部书所摘录的是否准确，是否有违原意，尚未经过周密的研究，所以他在书的扉页上特别注明“不能引用”字样。
五、文字编辑精工细作
编辑工作是一种细活、精活，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与细心和耐心。编辑人员虽要尊重作者原意，但也有一定的文字删改的权利。删改一字一句，有时能达到奇特的表意效果，若责任心不强，编校不细，以致所发表的文稿错字、错句、错号（标点）等充斥其中，则不但不能表辞达意，仅有可能走向原意的反面。所以文字编辑需要精工细作。田家英对《毛选》的编辑为此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他意识到《毛选》是一部思想巨著，因而无论是编辑文章还是编辑注释、校订注解都细致入微，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
撰写每一篇著作的注释，他都会废寝忘食地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和资料，写好之后反复修改，精心订正。据其夫人董边回忆：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紧张时甚至通宵达旦。写不合意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9]只有做到每条注释查有出处且准确无误后， 他才真正放心。因此，其主持编写的注释深得好评。由于战时条件的局限，收集整理来的毛泽东文稿中，错字、别字和标点符号等错漏之处屡见不鲜。遇到这样的情况，田家英都会参考有关文献资料，逐字逐句地认真对比勘证，边核对边改错，反复多遍，直至确认无一差错方才罢休。
田家英不仅对自己极端严苛，对下属也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他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的疏忽，都会影响不良，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在组员誊写选集文稿时，绝不允许写错字、别字、草字、怪字和简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誊错。其秘书逄先知回忆：“在我刚参加这个工作时，有一次校对一篇文章，出了一个差错，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以后又出了一个差错，受到他更严厉的批评，为此我写了两次检讨报告。”[10]田家英对编辑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和以身作则、一丝不苟的可贵人格力量，深刻而强烈地影响着《毛选》的每个编辑。在所有编辑出版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00多万字的《毛选》（第1-4卷）巨著，无一错字、别字，无任何标点符号错误，做到了百分之百无差错，[11]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可谓是编校质量绝好的典范。
细节决定成败。图书编辑加工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编辑对书稿从理论上、政策上以及科学性和艺术性等方面的严格把关，且与编辑在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文字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也有很大关系。田家英不是专职的编辑人员，却对编辑工作、特别是对文字编辑精益求精，精工细作。
六、不断学习积累
编辑的素质决定出版物的质量。著名的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叶至善认为，编辑工作者既要有广博的见闻，更要随时汲取自己工作领域内的知识，多多益善。[12]
编写《毛选》各篇的注释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具体工作。编辑者除要有博古多闻、通达古今的知识积累外，还要有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烂熟于心的造诣，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项重要工作。田家英作为《毛选》注释主要的撰稿人和审定者，其时年不到40岁。当有人问他用什么办法掌握如此大量的史料和知识，他坦率地说，别无他法，就是在工作中刻苦自学，如果太忙就挤，不懂就钻，逐渐就会积累起来。早在延安时，田家英就开始潜心研读毛泽东著作，对于毛泽东经典著作每篇读了不下 20 遍， 熟悉到只要谈到毛主席的某个思想、观点， 很快就能翻出有关论述在书中的哪几处。[13]他还从当时能找到的毛泽东著作中，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按专题编排，编了5大厚本，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带在身边。田家英一生抓住点滴时间博览群书，刻苦学习，即使外出调查，也利用间隙认真读书。他身上始终蕴藏着一种可贵的好学上进的精神力量。[14]以书为伴，毛泽东对田家英的爱书读书一向欣赏，曾戏言将来在他的墓碑上镌刻“读书人之墓”联最为贴切。用田自己的话说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田家英的爱书不仅是喜爱读书，而且学以致用，[15]将所学运用到他的编辑实践中。
参考文献：
[1] 王敬业.田家英与《毛选》四卷的编辑出版[J].出版发行研究，1999（10）.
[2] 陆石.我心匪石匠[J].现代作家，1984（3）.
[3] 彭厚文.《反对本本主义》的出版经过、思想价值及实践意义[J].襄樊学院学报，2010（1）.
[4] 山岚.红墙内的秘书们[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115.
[5] 张翼，苏振兰.毛泽东与《毛泽东选集》[J].党史纵横，2009（8）.
[6] 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M].上海：上海人出版社，1994：266.
[7] 陈东枢.对“以读者为中心”编辑观的再思考[J].编辑之友，2006（3）.
[8] 李秀芹.田家英是如何与毛泽东相处的[J].办公室业务，2009（8）.
[9] 董边.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23，223，411.
[10]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M].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14.
[11] 王敬业.田家英与《毛选》四卷的编辑出版[J].出版发行研究，1999（9）.
[12] 陈桃珍.叶至善的编辑出版思想[J].编辑之友，2008（1）.
[13] 曾自.父亲田家英少年时代的梦想[J].传记文学，2003（4）.
[14] 李秀芹.田家英的读书收藏与情操修养[J].办公室业务，2009（7）.
[15] 王茜.田家英的学识与识学[J] .求索，2011（11）.
（作者单位：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传媒管理系）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8年，其主要活动之一是参与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并为之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艰辛劳动。其积累的宝贵编辑经验，值得当代编辑工作者学习与发扬。
关键词：
田家英 编辑实践 价值
少年擅文的田家英，15岁就曾与几位文艺青年一起创办刊物宣传抗日。因其出色的写作才华，26岁时被毛泽东选为秘书，在其身边工作了18年。1950年至1960年，他参与《毛泽东选集》（以下简称为《毛选》）第1-4卷的编辑，承担从文章的收集整理、审读选定、编辑注释、校对出版、印刷发行及外文翻译等方面的工作。组织主持编写《毛选》第1-4卷注释987条。从1962年8月起，主持并参加对《毛选》所有注释的全面校订，至1965年完成《毛选》第1-3卷注释的全面校订。除编辑《毛选》外，他还独立主持编选了供一般干部学习使用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另外，1955年他还协助毛泽东编辑《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编辑《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及其他散文著作。可以说，他把一生中最主要的精力倾注在毛泽东著作的编辑、出版、研究和宣传上。殚精竭虑、不为名利，堪称没有名心、没有利欲、唯有敬业奉献精神的学者型编辑人。[1]
一、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编辑《毛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一边编辑，一边宣传。为扩大《毛选》的影响，田家英根据长期积累的丰富材料，并结合当时的思想倾向及工作中的问题，写作了大量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如《学习〈为人民服务〉》《从实际出发》《关于革命热情与革命精神》《学习科学的领导方法》等，发表在《学习》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其中，《从实际出发》一文还被翻译介绍到了国外。[2]《毛选》第4卷出版时，田家英又指导逄先知为《中国青年》撰写了《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伟大记录》的长文，详细介绍《毛选》第4卷。此外，他还经常深入到中央党校、中直机关党委、全国妇联、团中央、中共中央华中局等许多部门或单位作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谈学习体会。
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引申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强调从实际出发和依客观规律办事。编辑工作从小处看，事关书刊质量与读者利益，从大处看则事关文化传承与思想传播，因此，更应坚持实事求是，否则会谬种流传，贻祸不浅。田家英在编辑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里略举编辑《毛选》二三例以资佐证：
1. 反复核实确定《反对本本主义》的写作时间。众所周知，《反对本本主义》（写作时题为《调查工作》，后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在1961年推动全党全国的调查研究工作、转变思想作风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篇对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具有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文章。[3]该文得以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中出版，田家英做了重要工作。他将这篇散失多年后又寻到的文章及时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并写信说“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希望主席再回忆一下，如果能记起在什么地方写的，或者写作前后有什么较大的事件，我们便以根据这些线索，考订出比较准确的写作时间”。[4]毛泽东回忆说是1929年写的，田家英对此表示怀疑。于是又找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人员，将毛泽东1929年1月至1930年8月这段时间的活动做了一个详细材料送给毛。毛泽东阅后将写作时间最后确定在1930年5月。文章最后出版时，田家英还协助对文章的文字作了修订。
2. 客观表述彭德怀的战绩。1960年，在编辑《毛选》第4卷题解和注释中，有不少地方涉及彭德怀及其军事作战史。而时值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反右”不久，彭德怀的名字及其战绩，能不能写到《毛选》注释里，这个当时极为敏感的问题摆在了田家英面前。田个人在庐山会议上也曾受到严厉批评，经历了他人生第一次大的政治风浪。一向刚正不阿，坚持真理的田家英没有回避，专就此事向毛泽东请示，得到首肯后，将注释中所涉及的彭德怀的内容都如实写出。[5]
3. 编史的不同认识与要求。田家英作为中共党史编委会委员，参与了《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的编写。在编史过程中，他特别重视和强调史料的真实性。《中国史稿》现代史部分原定第三章写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事。田家英当时决定暂不写。他认为，这期间有一时难以查清的事情，对一时搞不清的，宁可暂时空着，宁缺毋滥。他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还不成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也不成熟，三面红旗只好留给后人去写吧。”[6]他还提出，我国历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历史，编写历史时不能写成一部汉史；同时写一部中国现代史就不能不写国民党史，为此他还要求参编者借鉴邹鲁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稿》。
三、心中有读者
编辑出版活动是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其引导、淘汰、修正和把关的出发点和归宿便是读者。著名作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叶圣陶曾提到：“读者诸君的满意，也就是我们的欣慰。”[7]作为编辑出版者，应把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作为一种责任。
田家英在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村干部水平有限，通读《毛选》四卷有困难。为此，他向中央建议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后来，又觉得《毛选》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又向中央和毛泽东建议并获准，分别编辑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这两种选读本，实际上是毛泽东著作的通俗本、精华本。
四、尊重作者原意
作为编辑，整理和编辑文稿要做到既忠于原意，又保持作者特有的文风并非易事。对田家英来说，也不例外，何况是整理毛泽东的讲话稿。他曾说，整理毛泽东的讲话稿有时比自己写文章还难。事实证明，经田家英整理出来的这些稿子，竟有几分酷似毛泽东亲笔写的文章，毛泽东看后十分满意。就连康生也认为，田家英整理、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有如小学生描写模子一样准确。[8] 不仅如此，田家英还认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神产物，不是格言集成，不是警句集锦，他们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及论述问题的侧重。因此，研究和运用时，须采取严肃、科学的态度来学习，不能带半点随意性，也不能采取引字摘句的办法来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不能用“语录”来指导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作。因此，当有人向他索要他所编写的毛选《专题摘录》时，他反复说明这部书是应那些大秀才的要求，给他们提供一个查阅原著的线索而编印的，是一部索引性质的书。如果写文章或起草文件需引用毛主席的话，还是查原著为好，因为这部书所摘录的是否准确，是否有违原意，尚未经过周密的研究，所以他在书的扉页上特别注明“不能引用”字样。
五、文字编辑精工细作
编辑工作是一种细活、精活，需要有高度的责任心与细心和耐心。编辑人员虽要尊重作者原意，但也有一定的文字删改的权利。删改一字一句，有时能达到奇特的表意效果，若责任心不强，编校不细，以致所发表的文稿错字、错句、错号（标点）等充斥其中，则不但不能表辞达意，仅有可能走向原意的反面。所以文字编辑需要精工细作。田家英对《毛选》的编辑为此树立了一个极好的典型。他意识到《毛选》是一部思想巨著，因而无论是编辑文章还是编辑注释、校订注解都细致入微，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
撰写每一篇著作的注释，他都会废寝忘食地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和资料，写好之后反复修改，精心订正。据其夫人董边回忆：他经常工作到深夜，紧张时甚至通宵达旦。写不合意就食不甘味，寝不安席。[9]只有做到每条注释查有出处且准确无误后， 他才真正放心。因此，其主持编写的注释深得好评。由于战时条件的局限，收集整理来的毛泽东文稿中，错字、别字和标点符号等错漏之处屡见不鲜。遇到这样的情况，田家英都会参考有关文献资料，逐字逐句地认真对比勘证，边核对边改错，反复多遍，直至确认无一差错方才罢休。
田家英不仅对自己极端严苛，对下属也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他常引用清代著名学者包世臣的一句话：“每临行文，必慎所许，恒虑一文苟下，重诬后世。”说明编辑出版工作中任何细微的疏忽，都会影响不良，甚至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在组员誊写选集文稿时，绝不允许写错字、别字、草字、怪字和简字，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誊错。其秘书逄先知回忆：“在我刚参加这个工作时，有一次校对一篇文章，出了一个差错，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以后又出了一个差错，受到他更严厉的批评，为此我写了两次检讨报告。”[10]田家英对编辑工作极端负责的态度和以身作则、一丝不苟的可贵人格力量，深刻而强烈地影响着《毛选》的每个编辑。在所有编辑出版人员的共同努力下，100多万字的《毛选》（第1-4卷）巨著，无一错字、别字，无任何标点符号错误，做到了百分之百无差错，[11]这在中国出版史上，可谓是编校质量绝好的典范。
细节决定成败。图书编辑加工的质量不仅取决于编辑对书稿从理论上、政策上以及科学性和艺术性等方面的严格把关，且与编辑在语法、修辞、标点符号和文字规范等方面的要求也有很大关系。田家英不是专职的编辑人员，却对编辑工作、特别是对文字编辑精益求精，精工细作。
六、不断学习积累
编辑的素质决定出版物的质量。著名的编辑出版家、科普作家叶至善认为，编辑工作者既要有广博的见闻，更要随时汲取自己工作领域内的知识，多多益善。[12]
编写《毛选》各篇的注释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具体工作。编辑者除要有博古多闻、通达古今的知识积累外，还要有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烂熟于心的造诣，否则，根本无法胜任这项重要工作。田家英作为《毛选》注释主要的撰稿人和审定者，其时年不到40岁。当有人问他用什么办法掌握如此大量的史料和知识，他坦率地说，别无他法，就是在工作中刻苦自学，如果太忙就挤，不懂就钻，逐渐就会积累起来。早在延安时，田家英就开始潜心研读毛泽东著作，对于毛泽东经典著作每篇读了不下 20 遍， 熟悉到只要谈到毛主席的某个思想、观点， 很快就能翻出有关论述在书中的哪几处。[13]他还从当时能找到的毛泽东著作中，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按专题编排，编了5大厚本，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带在身边。田家英一生抓住点滴时间博览群书，刻苦学习，即使外出调查，也利用间隙认真读书。他身上始终蕴藏着一种可贵的好学上进的精神力量。[14]以书为伴，毛泽东对田家英的爱书读书一向欣赏，曾戏言将来在他的墓碑上镌刻“读书人之墓”联最为贴切。用田自己的话说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田家英的爱书不仅是喜爱读书，而且学以致用，[15]将所学运用到他的编辑实践中。
参考文献：
[1] 王敬业.田家英与《毛选》四卷的编辑出版[J].出版发行研究，1999（10）.
[2] 陆石.我心匪石匠[J].现代作家，1984（3）.
[3] 彭厚文.《反对本本主义》的出版经过、思想价值及实践意义[J].襄樊学院学报，2010（1）.
[4] 山岚.红墙内的秘书们[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115.
[5] 张翼，苏振兰.毛泽东与《毛泽东选集》[J].党史纵横，2009（8）.
[6] 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M].上海：上海人出版社，1994：266.
[7] 陈东枢.对“以读者为中心”编辑观的再思考[J].编辑之友，2006（3）.
[8] 李秀芹.田家英是如何与毛泽东相处的[J].办公室业务，2009（8）.
[9] 董边.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323，223，411.
[10]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M].贵州：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14.
[11] 王敬业.田家英与《毛选》四卷的编辑出版[J].出版发行研究，1999（9）.
[12] 陈桃珍.叶至善的编辑出版思想[J].编辑之友，2008（1）.
[13] 曾自.父亲田家英少年时代的梦想[J].传记文学，2003（4）.
[14] 李秀芹.田家英的读书收藏与情操修养[J].办公室业务，2009（7）.
[15] 王茜.田家英的学识与识学[J] .求索，2011（11）.
（作者单位：湖南大众传媒学院传媒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