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东中西部城市在自然环境、基础设施等营商硬环境上的差距不断缩小，而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因素决定了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愿不愿意、能不能扎根城市、恋上城市。加之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大中小微企业基于互联网实现要素优化配置，而不再单一寻求赴中心城市获取优质资源。可以说，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已经媲美区位优势、产业先发等传统营商要素，营商环境优化重点也随之转向民生软环境填平补齐和效率质量提升。

民生即营商环境

　　如果一个城市着力推动便利性、快捷性、宜居性、多样性、公正性、安全性的民生保障和改善，实现各类人才“近悦远来”，即可实现便商亲商友商的营商环境更具开放、包容、比较优势，经济活力和经济红利也会持续迸发。比如，攀枝花为二孩、三孩家庭提供补贴，淄博等城市为落户的大学生发钱，目的是以民生改善做大人才总量，用人才量变来实现城市质变。
　　我们选择了7个样本城市，包括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中西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重庆、郑州、贵阳），对经济发展及民生“七有”（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2020年指标数值进行比较，从而探寻民生保障和改善与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关联机制和政策导向。
　　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一线城市人均GDP约为重庆、郑州、贵阳的1.7～2.1倍，呈现明显的先发优势和比较优势。扩展来看，一线城市的GDP、人口、基础设施、产业竞争力等经济发展主要指标远胜于其他城市。但中西部城市的GDP增速、人均GDP增速等成長性指标也优于一线城市，比如2020年贵阳的GDP增速达到5%（为北京的4倍多），贵阳常住人口从2016年的469.68万人增加到2019年的497.14万人，增幅为5.8%，高于部分一线城市。后发城市的成长性提速关键在于人才集聚带动产业发展，其中蕴含磅礴的民生动力。
　　“幼有所育”选择“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指标。北上广深作为特大型城市，常住人口具有户籍人口老龄化、外来人口年轻化等特点，客观上造成适龄流动儿童较快增加与幼儿园学位供给不足的矛盾，新建幼儿园又面临开办成本高、合格师资不足的问题。如果适龄流动儿童无法就近入学，只得返乡或者到周边中小城市入学，造成留守儿童现象，增加家长学前教育成本，城市可能流失青年人才和失去青年家长的信任度。相较而言，重庆、郑州、贵阳及不少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学前教育供给矛盾并非在学位不足，而是教育质量能否满足青年家长愈加强烈的“赢在起跑线”需求。
　　“学有所教”选择“高中阶段教育入学率”指标。高中阶段教育的适龄儿童父母多为40～50岁的社会精英群体，子女在哪里参加高中教育，一定程度决定了其事业发展重心。现行高考政策下，流动青少年无法在一线城市获得高考资格，意味着非户籍的社会精英群体在子女中考时存在离开常住城市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重庆、郑州、贵阳坚持教育优先和教育强市战略，良好的教育环境承接了不少一线城市因子女教育转移的精英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