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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边上，芜湖城里，一个七十岁左右的老头染黑的头发打着发蜡，整齐地梳成背头，正在一家铺面不大的店铺忙碌着。匆匆走过的人们极少注意到他，更少有人知道这老头竟是邓小平三次提到、中国经济改革大潮初起时海内外闻名的先锋人物——史称“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久。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芜湖城里有个目不识丁的小商贩。7岁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摆水果摊谋生。甚至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清查，判过一年徒刑。出狱后，他仍然东躲西藏地炒，卖瓜子。“别人买我一斤瓜子，我还要抓一把送给他。”因而，他得了个“傻子”的绰号，并由于炒的瓜子好吃，很快出了名。瓜子当时是国家统购统销二类商品，炒卖瓜子是犯法的。这个“违法”小贩就是后来“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久。
谁也没有想到，打破计划经济坚冰之举会在这个小贩身上最先开始。
“傻子”有个积习，每天必去泡澡堂。在那里他能听到最新的国家大事和对国家政策的各种猜测。他通过“旁听”，嗅到了一股别样气息：1981年，中共中央相关文件指出：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而且不少媒体开始报道个体户的成功范例。年广久后来说：“没有讲明，就要看你是不是理解。这样的改革也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冲得如何。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许多专家学者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从这里“露出了尖尖角”。
随后，他被《芜湖日报》作为重点案例加以报道。很快，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傻子”赚到了100万!那年月，面额最大的钱是10块，100万得用大麻袋装着埋在地下，结果钱都发霉了，只好出太阳时拿出来晒晒。
“傻子”的生意越来越火，一天能卖出3000斤瓜子。忙不过来，店里最多雇过上百人。他规定：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外地人用车票买不排队，结婚的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结果越做越大，一天卖到二十万斤，利润惊人——日净赚两万!
但要破几十年结成的坚冰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时，“七下八上”是一条分界线——马克思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雇工8人以下的是“小业主”，而超过8人的，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年广九的性质不言自明：雇工=剥削=资本主义。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用一条19世纪中叶的标准，难倒了全中国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到底受不受限制?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的说法开始不胫而走。
1980年，邓小平看到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
1983年底，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九，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1984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第二次提到了“傻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此后，关于雇工问题的讨论渐渐消失了。年广九得以继续雇工，生意也越来越火。
但他的家族式经营方式难以为继了。两个儿子年金宝、年强和妻子产生的分歧将他的瓜子厂搞得四分五裂。他独自去了江苏昆山经营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一年内，该厂扭亏为盈，盈利60万，他获得10万元奖金。他的秘诀就是给工人高工资，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984年，年广久重新回到芜湖，想成立公司。但有关部门告他，不得以私人形式成立公司。他就找了两家公有公司联营，自己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担任总经理。他的意图是“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然而这种公私合营的模式，很快出现了麻烦。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权。“他们讲公家的钱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公司的钱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这场矛盾的升级版，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场有奖销售闹剧。本想着依靠有奖销售的方式，刺激销售，盘活存货，谁知道刚开始一个月，年广久便被告知，“国务院来文件，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不出几天，各地退货，瓜子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最终导致公司亏损。法律纠纷也来了：年广久被控贪污、挪用公款和流氓罪。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次又是邓小平救了年广久。1992年南巡时，邓小平第三次提到“傻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1992年3月13日，傻子被宣告无罪释放。
遗憾的是，此次邓小平的谈话，并没有形成第一次那样的广告效应。出狱后的年广久，本想重新把“傻子瓜子”的招牌打起来。然而家庭内讧，使他力不从心。1994年，芜湖想建立一个以“傻子瓜子”为龙头，下涉食品、酒店和商旅等多项业务的企业集团，计划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由芜湖市供销社与年广久合作。年广久问：“这5000万给谁?”答复说给供销社，他就不干了。被没有资金使用权害苦过的年广久，已经把掌握资金使用权当作公私合营的基本要求。1994年11月，年广久宣布成立“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避免之前的恶性竞争局面，年广久父子三人之间开始酝酿合作。1997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分立的两家傻子瓜子厂合并在一起。但好景不长，“傻子瓜子”之父年广久因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傻子瓜子”联合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长，而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公司仅成立一月余，年广久就砸牌关门了。
年广久实在厌烦家族斗争了，2000年，他将“傻子瓜子”商标，连同“年广久”名号和注册头像，以及公司，专卖店，全都经过公证卖给长子年金宝和次子年强。而自己则前往郑州开厂。他现在主要是郑州和芜湖两摊生意。郑州那边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瓜子厂，生产和加工在那边；郑州的生意，目前主要由他的第四任妻子陈慧芳负责。在芜湖，年广久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经营的规模很小的傻子瓜子专卖店。这个店 每天销售额可达到5000元。此外，年广久还有一些门面房在出租。年广久生活无忧，也依然保持着每天下午去澡堂泡澡听评论的习惯，他已经“回归平常”。
除了芜湖中山路上那个小门面，年广九此后的经营规模再也没有扩大多少。他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失败。要不是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财富圈内怕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有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年广久不服输地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人物”，各大媒体去年曾纷纷对他进行了专访。作为改革开放的“十个代表人物之一”，年广久曾有过非同寻常的过去，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遗忘。只有在人们重新梳理起改革开放30年来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时，已经72岁的他才被记忆唤醒辉煌过往。
在历史机遇和个人精明相遇的关头，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商贩成就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小产品大行业——徽派“炒货”。如今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人们在任何一个超市几乎都可以看到“洽洽”瓜子的身影，“傻子瓜子”已经难觅踪影。在“洽洽”、“真心”、“正林”等后起之秀纷纷实现现代企业集约化经营的时候，由于家族纷争，那位充当急先锋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而经济大潮洗礼下，没有谁是可以永立潮头的。
特别报道：“八大王事件”——中国人的财富萌芽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这里地少人多，为养家糊口，温州人善于闯荡经营，且大胆敢为，游走法律边缘。所谓“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里面本没有“机电大王”郑元忠。198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各种犯罪活动。在一场全国性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八大王”均以在当今中国已经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投机倒把”罪遭受打击。这个事件被称为“八大王”事件。这一事件当时轰动全国，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
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平反。温州民营经济从最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郑元忠后来创办庄吉集团的时候，还是温州政协常委。从体制外被打击对象，到社会名流，郑元忠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有人说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体制外的生命重又开始勃发。当新上任的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电器厂厂长张瑞敏规定职工“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时，北京40岁的工程师柳传志在一间小平房里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于这一年。“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在他们身后，新一代的温州商人、中国商人茁壮成长。有这些先行者不自觉的试验角色，后人才得以在更广大舞台上演绎得精彩。
链接：那个年代的其他风云人物
中国承包第一人——马胜利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作者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野心大暴露”……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结果马胜利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他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厂长。
接着马胜利转战贵州、云南、浙江，“旋风般”地承包当地造纸厂。而他的“霉运”也迎面而来，从1989年下半年，很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石家庄造纸厂申请破产。
马胜利的下坡和上坡速度几乎一样快。“吃蟹第一人”马胜利用“承包”造就一个奇迹。然而，他一味地追求速度和规模，最后又败北。历史后浪推前浪，没人能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
“中国企业常青树”——鲁冠球
号称“中国企业常青树”的鲁冠球自小流浪乡里，25岁那年7人一起办农机厂白手起家。到1987年，他所创办的万向节厂打开了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市场。更名为“万向集团”的产品在国内市场覆盖率占70％以上，上了美国通用、福特的汽车生产线。今天的万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不但在国内办了40余家各式各样的公司，还在美、英、德、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办了10余家公司。
从一个只有初一文化程度、修自行车的，到博士后导师，从私营企业家中脱颖而出变成一个跨国公司老总，而且还能成为一个出口成章、著书立论，能言善辩的学者，得益于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始终保持平民意识、勇于改革和创新。在金钱面前他能妥善处理个人同企业、同职工的关系，这种人格的力量是凝聚人心、广招良才、办好企业的必备条件。
步鑫生神话的突起突降
1980年代初期，裁缝世家出身的步鑫生，从开办小裁缝厂到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全面改革，企业飞速发展。他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打出自己的牌子，喊出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呼声。1983年，“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他适应市场需要，提出“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和“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生产方针，这些超前的观念给当时无数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主上了一堂生动的启蒙课。
但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缺乏现代人的价值观而又不善于学习的步鑫生在市场的大潮中很快就呛水了。西装热于1983年底形成，步鑫生作出了贷款八十万美元上西装生产线的决定。六千平方米西装大楼的方案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拟就，征地、拆迁、进人、贷款……失控的列车，疯狂地向谷底滑去!非科学的小农经营思想摧毁了他“精明”的防线——1988年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免职。可以说，步鑫生的突起突降给勇于投身改革初起大潮的弄潮儿上了一堂生动的经验教训课。
第一个提出品牌意识的企业家——汪海
1980年代初，商业部门突然通知青岛橡胶九厂，“傻大笨粗”的解放鞋卖不出去，拒绝收购。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12年的解放军某部炮兵指挥排长汪海带着一帮人，背着鞋去偷偷卖鞋。从此，军人出身的他就和这个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双星的发展路线图于是成了“出城、下乡、上山、出海”。汪海主动找到农村的闲置厂房，在山东建立了13个联营分厂，之后又将联营厂办到了中国西部。在那个思想僵化的年代，国家没有政策，以前没有人干过，汪海依据鞋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规律，做出将生产企业从青岛市内主动向革命老区沂蒙山等贫困地区转移的惊人之举，以争取低人力成本优势。他还高举改革之锤，合并机构、撤换干部、破格用人，招标竞争上岗，职工工资按贡献大小分配。今天，双星由一个生产黄胶鞋的小企业竟形成了鞋业、轮胎、服装、机械、热电5大支柱产业，以及包括印刷、绣品、三产配套在内的8大行业的新格局。双星集团现在拥有近6万名员工，资产总额达60亿元，双星的品牌价值超过490亿元。
汪海以一个中国企业家的睿智与胆识，道出了他对振兴与发展中国工业深切的思考——“振奋民族精神，创造民族品牌，培育民族企业家队伍。”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芜湖城里有个目不识丁的小商贩。7岁捡烟头挣钱，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摆水果摊谋生。甚至被“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清查，判过一年徒刑。出狱后，他仍然东躲西藏地炒，卖瓜子。“别人买我一斤瓜子，我还要抓一把送给他。”因而，他得了个“傻子”的绰号，并由于炒的瓜子好吃，很快出了名。瓜子当时是国家统购统销二类商品，炒卖瓜子是犯法的。这个“违法”小贩就是后来“傻子瓜子”的老板年广久。
谁也没有想到，打破计划经济坚冰之举会在这个小贩身上最先开始。
“傻子”有个积习，每天必去泡澡堂。在那里他能听到最新的国家大事和对国家政策的各种猜测。他通过“旁听”，嗅到了一股别样气息：1981年，中共中央相关文件指出：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而且不少媒体开始报道个体户的成功范例。年广久后来说：“没有讲明，就要看你是不是理解。这样的改革也不容易，需要一批先锋；后面改革怎样搞，要看前面的先锋冲得如何。我们是先锋队，只管往前冲就是了。”许多专家学者还没有意识到的一个波澜壮阔的改革，从这里“露出了尖尖角”。
随后，他被《芜湖日报》作为重点案例加以报道。很快，这个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傻子”赚到了100万!那年月，面额最大的钱是10块，100万得用大麻袋装着埋在地下，结果钱都发霉了，只好出太阳时拿出来晒晒。
“傻子”的生意越来越火，一天能卖出3000斤瓜子。忙不过来，店里最多雇过上百人。他规定：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外地人用车票买不排队，结婚的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结果越做越大，一天卖到二十万斤，利润惊人——日净赚两万!
但要破几十年结成的坚冰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时，“七下八上”是一条分界线——马克思在《资本论：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雇工8人以下的是“小业主”，而超过8人的，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年广九的性质不言自明：雇工=剥削=资本主义。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用一条19世纪中叶的标准，难倒了全中国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到底受不受限制?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九的资本家”的说法开始不胫而走。
1980年，邓小平看到杜润生送来的“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当时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的“傻子瓜子”问题。
1983年底，在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上，又有人提出年广九雇工人数超过国家规定，对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不利影响，应该限制其发展……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九，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1984年，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第二次提到了“傻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此后，关于雇工问题的讨论渐渐消失了。年广九得以继续雇工，生意也越来越火。
但他的家族式经营方式难以为继了。两个儿子年金宝、年强和妻子产生的分歧将他的瓜子厂搞得四分五裂。他独自去了江苏昆山经营一家濒临倒闭的服装厂。一年内，该厂扭亏为盈，盈利60万，他获得10万元奖金。他的秘诀就是给工人高工资，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984年，年广久重新回到芜湖，想成立公司。但有关部门告他，不得以私人形式成立公司。他就找了两家公有公司联营，自己以商标权和技术入股，担任总经理。他的意图是“与公家单位的联营，我当时的考虑就是这样可以减少麻烦，找个‘保护伞’，可以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了。”然而这种公私合营的模式，很快出现了麻烦。最大的麻烦来自于合营企业的资金使用权。“他们讲公家的钱不能动，动了就是贪污。公司的钱是我赚来的，我却没有使用权!”这场矛盾的升级版，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场有奖销售闹剧。本想着依靠有奖销售的方式，刺激销售，盘活存货，谁知道刚开始一个月，年广久便被告知，“国务院来文件，全国有奖销售活动，因有人趁机提价、推销残次商品、欺骗顾客、扰乱市场，因此一律废止。”不出几天，各地退货，瓜子变质，资金不能回笼，最终导致公司亏损。法律纠纷也来了：年广久被控贪污、挪用公款和流氓罪。1991年5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这次又是邓小平救了年广久。1992年南巡时，邓小平第三次提到“傻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话，芜湖市检察院主动撤诉，1992年3月13日，傻子被宣告无罪释放。
遗憾的是，此次邓小平的谈话，并没有形成第一次那样的广告效应。出狱后的年广久，本想重新把“傻子瓜子”的招牌打起来。然而家庭内讧，使他力不从心。1994年，芜湖想建立一个以“傻子瓜子”为龙头，下涉食品、酒店和商旅等多项业务的企业集团，计划投资5000万元人民币，由芜湖市供销社与年广久合作。年广久问：“这5000万给谁?”答复说给供销社，他就不干了。被没有资金使用权害苦过的年广久，已经把掌握资金使用权当作公私合营的基本要求。1994年11月，年广久宣布成立“安徽芜湖傻子瓜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为避免之前的恶性竞争局面，年广久父子三人之间开始酝酿合作。1997年，傻子集团正式宣告成立，曾经分立的两家傻子瓜子厂合并在一起。但好景不长，“傻子瓜子”之父年广久因他的两个儿子分别担任“傻子瓜子”联合集团公司的董事长，监事长，而自己仅任“空有荣誉、没有实权”的董事局主席而心中不悦，公司仅成立一月余，年广久就砸牌关门了。
年广久实在厌烦家族斗争了，2000年，他将“傻子瓜子”商标，连同“年广久”名号和注册头像，以及公司，专卖店，全都经过公证卖给长子年金宝和次子年强。而自己则前往郑州开厂。他现在主要是郑州和芜湖两摊生意。郑州那边有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瓜子厂，生产和加工在那边；郑州的生意，目前主要由他的第四任妻子陈慧芳负责。在芜湖，年广久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经营的规模很小的傻子瓜子专卖店。这个店 每天销售额可达到5000元。此外，年广久还有一些门面房在出租。年广久生活无忧，也依然保持着每天下午去澡堂泡澡听评论的习惯，他已经“回归平常”。
除了芜湖中山路上那个小门面，年广九此后的经营规模再也没有扩大多少。他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失败。要不是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财富圈内怕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了。
有人讲傻子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年广久不服输地说：“我还没老，傻子永远没过去，我要是大干，谁也干不过我。”作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人物”，各大媒体去年曾纷纷对他进行了专访。作为改革开放的“十个代表人物之一”，年广久曾有过非同寻常的过去，但今天似乎已被人们遗忘。只有在人们重新梳理起改革开放30年来的重要事件和人物时，已经72岁的他才被记忆唤醒辉煌过往。
在历史机遇和个人精明相遇的关头，一个极为普通的小商贩成就了一个连自己也没有想到的小产品大行业——徽派“炒货”。如今在大河上下、长江南北，人们在任何一个超市几乎都可以看到“洽洽”瓜子的身影，“傻子瓜子”已经难觅踪影。在“洽洽”、“真心”、“正林”等后起之秀纷纷实现现代企业集约化经营的时候，由于家族纷争，那位充当急先锋的“中国第一商贩”年广久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机遇，而经济大潮洗礼下，没有谁是可以永立潮头的。
特别报道：“八大王事件”——中国人的财富萌芽
温州是中国民营经济最早萌芽的地方。这里地少人多，为养家糊口，温州人善于闯荡经营，且大胆敢为，游走法律边缘。所谓“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里面本没有“机电大王”郑元忠。1982年，中央连续发文要求坚决打击经济领域内各种犯罪活动。在一场全国性的打击经济犯罪风潮下，“八大王”均以在当今中国已经消失了十余年的罪行“投机倒把”罪遭受打击。这个事件被称为“八大王”事件。这一事件当时轰动全国，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再也没有人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了。
1984年4月，“八大王”高调平反。温州民营经济从最低谷开始迅速发力，“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广为人知。郑元忠后来创办庄吉集团的时候，还是温州政协常委。从体制外被打击对象，到社会名流，郑元忠的命运与中国改革开放大潮紧密相连。有人说1984年，是一个充满暗示和悬念的年份，体制外的生命重又开始勃发。当新上任的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国营电器厂厂长张瑞敏规定职工“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时，北京40岁的工程师柳传志在一间小平房里创办了后来中国最大的电脑公司。日后很多驰骋一时的公司均诞生于这一年。“八大王”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个体户的代表。在他们身后，新一代的温州商人、中国商人茁壮成长。有这些先行者不自觉的试验角色，后人才得以在更广大舞台上演绎得精彩。
链接：那个年代的其他风云人物
中国承包第一人——马胜利
1984年3月28日，石家庄造纸厂门前出现一份《向领导班子表决心》的“大字报”：我请求承包造纸厂!承包后，实现利润翻番!工人工资翻番!达不到目标，甘愿受法律制裁!作者是该厂46岁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有人说他要“抢班夺权”，有人说他“野心大暴露”……当年国家下达的年产利润计划17万元，结果马胜利承包第一年就为厂里盈利140万元。1985年7月26日，全国的报纸都刊登了新华社的长篇通讯《时刻想着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好厂长马胜利》。他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厂长。
接着马胜利转战贵州、云南、浙江，“旋风般”地承包当地造纸厂。而他的“霉运”也迎面而来，从1989年下半年，很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1990年石家庄造纸厂亏损300多万，1995年，56岁的马胜利被免职退休，石家庄造纸厂申请破产。
马胜利的下坡和上坡速度几乎一样快。“吃蟹第一人”马胜利用“承包”造就一个奇迹。然而，他一味地追求速度和规模，最后又败北。历史后浪推前浪，没人能永远站在时代的潮头。
“中国企业常青树”——鲁冠球
号称“中国企业常青树”的鲁冠球自小流浪乡里，25岁那年7人一起办农机厂白手起家。到1987年，他所创办的万向节厂打开了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市场。更名为“万向集团”的产品在国内市场覆盖率占70％以上，上了美国通用、福特的汽车生产线。今天的万向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不但在国内办了40余家各式各样的公司，还在美、英、德、加拿大、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办了10余家公司。
从一个只有初一文化程度、修自行车的，到博士后导师，从私营企业家中脱颖而出变成一个跨国公司老总，而且还能成为一个出口成章、著书立论，能言善辩的学者，得益于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始终保持平民意识、勇于改革和创新。在金钱面前他能妥善处理个人同企业、同职工的关系，这种人格的力量是凝聚人心、广招良才、办好企业的必备条件。
步鑫生神话的突起突降
1980年代初期，裁缝世家出身的步鑫生，从开办小裁缝厂到1980年出任浙江省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也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在他的带领下，小厂打破“大锅饭”，全面改革，企业飞速发展。他强烈地要求改变现状，打出自己的牌子，喊出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的呼声。1983年，“步鑫生神话”轰动全国。他适应市场需要，提出“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和“人无我有，人有我变，人变我新，不断创新”的生产方针，这些超前的观念给当时无数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主上了一堂生动的启蒙课。
但是，没有读过几年书，缺乏现代人的价值观而又不善于学习的步鑫生在市场的大潮中很快就呛水了。西装热于1983年底形成，步鑫生作出了贷款八十万美元上西装生产线的决定。六千平方米西装大楼的方案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拟就，征地、拆迁、进人、贷款……失控的列车，疯狂地向谷底滑去!非科学的小农经营思想摧毁了他“精明”的防线——1988年海盐衬衫总厂资不抵债，步鑫生被免职。可以说，步鑫生的突起突降给勇于投身改革初起大潮的弄潮儿上了一堂生动的经验教训课。
第一个提出品牌意识的企业家——汪海
1980年代初，商业部门突然通知青岛橡胶九厂，“傻大笨粗”的解放鞋卖不出去，拒绝收购。曾经在枪林弹雨中摸爬滚打12年的解放军某部炮兵指挥排长汪海带着一帮人，背着鞋去偷偷卖鞋。从此，军人出身的他就和这个企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双星的发展路线图于是成了“出城、下乡、上山、出海”。汪海主动找到农村的闲置厂房，在山东建立了13个联营分厂，之后又将联营厂办到了中国西部。在那个思想僵化的年代，国家没有政策，以前没有人干过，汪海依据鞋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市场规律，做出将生产企业从青岛市内主动向革命老区沂蒙山等贫困地区转移的惊人之举，以争取低人力成本优势。他还高举改革之锤，合并机构、撤换干部、破格用人，招标竞争上岗，职工工资按贡献大小分配。今天，双星由一个生产黄胶鞋的小企业竟形成了鞋业、轮胎、服装、机械、热电5大支柱产业，以及包括印刷、绣品、三产配套在内的8大行业的新格局。双星集团现在拥有近6万名员工，资产总额达60亿元，双星的品牌价值超过490亿元。
汪海以一个中国企业家的睿智与胆识，道出了他对振兴与发展中国工业深切的思考——“振奋民族精神，创造民族品牌，培育民族企业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