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有些害怕孙正全打电话给我。他是个商人，却天天不做生意，跑到一些大桥下面找流浪的人，问人家的故事。问完了，还拍照片，做档案，编号在自己的某个分类清晰的本子上。
　　然后呢，又查找寻人启事。看看有没有人的年纪与他看到的流浪者年龄相似。
　　一旦发现年龄差不多的，他就开始兴奋起来。
　　找我，让我编一个故事。给那个流浪者，编一个合乎他口音或者身份的故事。
　　“你的工作不就是编故事吗？”正全这样说的时候，会有些词穷的羞涩。门口就停着他的价值百万的豪车，可是他一本正经地做着这些扶贫支教志愿者喜欢做的事情，让我由衷地怀疑他是一个从小被人拐卖的人。
　　他不是，他父母双全，家庭庞大，也从未走失过亲人。
　　“哪怕是一只小狗也没有丢过。”他有时候为了将我疑问里那些道德低下的笑声打消，会这样说一句。
　　“噢！”我通常会在这个时候严肃起来，随手接过他递来的手机，照片已经打开了，这次是一个面相有些憨傻的中年人，耳朵有些聋，如果借了助听器能听到人说话，但是反应很慢，是后天变聋的，大概。拍照的时候，大概正全问他什么了，一直在回答问题，笑着。
　　“这应该是一个南方人。”我并不能确定，因为流浪的生活状态会将一个人的根切断，没有了根，人就是模糊的。流浪虽然不是一种病症，但所有的流浪者都会被时间挤压成一个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的人。这些话，我也和正全说过的，他却显然没有寻根的兴致。早些年，我们相识的时候，他正哀伤，跑到我们电视台放烟花，还在报纸上刊登他写给我们天气预报主持人小叶的诗。酸涩不已。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当时的诗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叶子，不论你飞向哪里，我都做你的根。
　　“可他的年龄，与我们前不久看到的那个‘寻认弟弟启事’中所说的相近啊。”正全从来都是侥幸的。
　　“又来了，年龄相近？”我盯着他的耳朵看，心想，他可真是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主。
　　自然，我们讨论过无数次，一个个体，在这个社会中，对于某个个案的施助是好的，我赞美正全的时候，没有说“好”，而是说“有光芒的”，是说，这种好，有示范的作用，照亮别人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但是我并没有一味地夸他的好，而是话锋一转，告诉他，如果想代替体制，长期对某种类型的个案进行帮助，除了钱财和时间成本之外，一定還要有一个完全能够自行运营的团队和策略。可是，话说到这里，真要这样做的话，就有了代替政府的嫌疑。即使你是做好事，那么政府也会设法干预的。
　　正全常常被我的这些话打击，一边诅咒我用政府压他，一边又说我这是典型的言论构陷行为。
　　每每这个时候，我们双方都会陷入不冷静。他如果继续不依不饶地将我往奴才的身份里逼的话，那么，我便会大喝一声：摸摸你的耳朵吧。
　　争执基本上在这个时候会立即停下。这已经成为我们的规律了。
　　这个时候，正全呢，会将我书架上的一本书抽出来，说，这本书是我去年送你的，我要拿走，不送你了。
　　我也会哑然失笑，看着他涨红的脸，示意他坐下来，把他面前的水倒掉，又接一杯，给他。然后耐心地和他说起我的话里没有表达尽的意思。
　　我承认在电视台呆得久了，所说的话会不由自主地多一些伟大光明正确的腔调，这也是我常常自嘲和警醒的，但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想要和正全探讨的不是一个单纯地救助流浪者这样一个个案，而是想要表达，做任何事情，逻辑都不能单纯地从自己认为对的地方出发，还要照顾公共秩序，比如那些票贩子，就是那些黄牛党，我甚至相信，他们是真诚地想帮助一些买不到票的人，他收取的中间利润并不高，他们也在那里排队，甚至还要打点车站售票窗口里的工作人员。这些成本加上他的时间付出。我们甚至觉得他应该得到这些报酬。为什么有专门的机票的代售公司，而火车票倒卖就成了黄牛党呢？但是，他因为破坏了现行火车票售票的规则，所以，他就成了非法的。
　　当然，就黄牛党这类事情，我和正全也不止一次地争执过。好玩的是，我们的态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都只是用这样的例子来证明自己对某一件事情的判断。比如这次，我举黄牛党的例子，是为了批评正全。我对他说，哪怕是你的出发点是好，做好事，救助一个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份的人，那么，你的行为必然会被媒体捕捉到，而道德偏向于你的同时，媒体自然将不作为的评价给了政府。政府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的，甚至还会高调地表扬你，以弘扬某种精神，可是一旦你以后在做事的时候陷入某种被动，那么，他们或者会对你采取你根本意想不到的措施。
　　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来，这已经不是对一种威权的妥协了，甚至是一种渲染和夸大。所以，当正全听到我说这样的话，很鄙视地看了我一眼，转身而去。
　　他对我的鄙视，主要表现在对我的失望，他常常觉得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电视人，他和我一起喝茶，爬山，他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对物质并不上心的媒体人已经不多了。然而，想不到的是，在一些关于人生价值取向的重大问题上，我变得这么陌生，在他的评价体系里，我不仅仅是犬儒，而且有些助恶。
　　这些微博式的网络词语，我并不陌生，但是，这些词语并没有精准地钉在内心的某处，所以，当我听到如此愤怒的用词，并没有介意。
　　直到不久后的一天，他突然在一个叫单县的地方打电话给我，要我救他。他带着一个流浪的人去寻亲，结果，被对方误解，把他们当作骗子捆绑了起来。还说要打死他们。直到他报了警，当地警方并没有采信他的证词。
　　我接到电话以后，只好带着采访车和一个同事，连夜开到单县。
　　我们证明正全是一个道德模范。我有关于正全的大量的专题节目，给人家警察播放了以后，才到了当地的看守所去领人。因为已经被关在了看守所二十四个小时。正全的衣服被全部扒光了。耳朵被一个有狂想症的犯人咬掉了一小块，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全身是血。我们都以为他不行了，打了120急救电话。 　　就是这样，他耳朵上留了一个疤痕。
　　每一次，我们争吵，我突然喊一句：摸摸你的耳朵。他就会投降，也是因为他那次自作主张地助人。

二

　　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在火车上，我对正全说。
　　是二OO九年的初夏，五一节前，我们两个，带着一个从山西河南交界的黑砖窑口救出来的孩子，去河北的邯郸寻亲。救出的黑窑工有十七个，唯独这个孩子有智障，除了有些河北口音，问他什么都不知道。名字、住址、年龄，连父母亲的样子，他也不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完全是没有证据的。
　　那些天，正全看了我们的电视节目，激动地打电话给我。说，你们那儿的记者太让人感动了。

　　我当时正在开会，问他有什么事情吗。他却反复地说：你们那儿的记者太让人感动了。我看着节目都哭了，你知道吗，兄弟，我哭了。
　　我信。他的确是一个少见的对世界有善意的人。他擅长感动，而且擅长因为感动而做一些让人不解的事情。比如，当我对他说，我正在开会，一会儿聊时，他突然来了一句，我要赞助你们部门那个叫黄亮的调查记者一辆越野车。他的腿不是受伤了吗？我以后要看着他开着车子狂奔。
　　这是一件好事情，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消息。便告诉他，黄亮是化名，记者姓姜。回头，我要發布一条字幕新闻，来感谢你。
　　正全说，好啊，记者是化名，到时候我也化名。
　　正全说到做到，第二天便开来了一辆全新的国产越野车，黑色的，野蛮，又深入。
　　“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有些诡秘地看着我。其实，他不说，我也知道，他一定是又从黑窑工里找到了一个人选，符合他收集的档案里丢失的人家。
　　他果然带着他那册封面已经磨破了的寻人档案册。一个大大的红圈圈住了河北邯郸，编号第34号。上面孩子的照片有些模糊。正全激动地说：“你看，眼睛是单眼皮，这里，这里，很清楚。”
　　“年龄呢？”我问一句。
　　“这寻人启事是2006年贴出来的，当时孩子只有十二岁，那么今年十五岁了，你看看这个小窑工像不像，我看最多十六岁，年龄也能吻合。”正全一直研究那个孩子的单眼皮。
　　“可是，人家寻人启事上没有说明有智障啊。”
　　“这智障可不一定是天生的啊，也许是在里面被打的了，这种新闻还少吗，我都是从你们台播放的新闻看的啊……”
　　正全拉上我一起去，说是给我提供一个故事的结尾。他有些得意，他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理由来维持他的得意。比如这次，他骄傲地说：解救出那些黑窑工，本来故事已经结束了，可是，对于现实生活来说，有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果然，路上，这个智障的孩子便惹了祸。他竟然有臆想症，比如，他能看到有人拿东西，一有人路过他便大叫，不要打我不要打我。乘警路过的时候也是如此，自然接受了一番盘问。正全也是，大概内心里总有着一种做了好事以后应该得到赞美或尊重的优越感。很不配合乘警的问询。
　　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只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是做好事，将这个被解救的孩子送到河北邯郸去寻亲，就结束了。可是，在一个列车上，这些日常的话没有磁场，有的是强烈莫名的自尊心。乘警们完全将我们当作坏人的语气，激发了正全莫名的敌意，他彻底不配合询问的语气又激发了乘警一贯的野蛮，三五个回合下来，我们便被带到了警务室。
　　先查验身份证，然后又询问工作单位，又是打单位电话核实有无此人，然后又是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育课。大抵是教育我们出门在外要学会做人。
　　事情就坏在这样的情绪里，两个人本来是兴致冲冲地去做好事，结果惹了一肚子火在内里。原计划给这个孩子设计的故事背景以及一些简单的介绍就都忘记了。我们其实还带了啤酒和不少小吃，连象棋都带了的，却再也没有心思去吃去玩。各自玩各自的手机，我发了一条发牢骚的微博，惹出不少同情。正全就在手机玩斗地主，身边至少有两个人和正全一样，手机提醒的台词都一样：要不起。
　　孩子是因为吃的零食太多了，一直咳嗽。我便买了一瓶水给他。谁知一喝水呛到了，竟然吐了，很热烈的那种，吐得座椅上和趴桌上都是。正全很生气地对着孩子瞪眼睛，之前的那些耐心和善良完全没有。如果不了解正全的人，只看到此刻的正全，那么，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完全没有爱心的人。
　　世事就是如此微妙。
　　之前，电话里非常耐心的唐先生，在我们到达邯郸之后开始长时间不接电话。好在正全之前将唐先生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拍了照片。上面有详细的地址。
　　我们直接从车站打车到了西郊的唐树寨。
　　唐树寨是城郊接合部的村庄，旁边筑满了高楼，除了密集而热烈的生活现场，在不远处，还有几座高耸的烟囱，这里是原来的市郊，化工厂、火电厂、化肥厂以及毛巾厂等，都集中在这里。
　　唐先生家便是一个毛巾作坊，佐证我们判断的是一块已经字迹模糊的木牌子，上面用美术体红油漆写着“唐家旧染坊毛巾厂”字样。看建筑，唐家显然是一个殷实人家。至于孩子是如何走失的呢？我和正全还没有来得及问，便被他们绑了。
　　是的，绑了。
　　好玩的是，被绑了之后，我和正全才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将孩子的出处统一好口径。
　　事情向更糟糕的方向去了，当唐先生问我们孩子是从哪里救出来的时候，我如实回答，是从黑砖窑里救出来的，而正全则怕唐先生的伤心，直接说见到孩子的时候是在一个菜市场。
　　见我们口述不一致，那唐先生更是生气。
　　我和正全知道是被误解了，却一时间完全陷入一个无头绪的陷阱里。我只能挑最简单的话对唐先生说：“我们两个专门从河南过来，我是电视台的记者，这位正全兄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可是旁边的一个年轻人用报纸卷成的纸筒照着我的嘴巴就是一下，那纸筒里大概夹了一层胶，抽打过来，我的嘴巴立即就出血了。那年轻人说：“哥，这个骗子说的和昨天来的人一样。”
　　唐先生不再理会我，问正全：“你们一共几个人，专门骗人家的孩子来认门，然后过不久就又接孩子走，是不是？”
　　我和正全听了他们的话，吃惊极了。
　　正全说：“你们之前遇到骗子了吧。但是，你们也要先问一下我们，才绑我们吧。我们不是骗子，骗子是想要你们的感谢费，可是，我们不要钱啊。我们只是想让你们来看一下孩子，如果不是你们的孩子，我们就领走啊。这最简单不过了。”
　　唐先生不理会正全，又转向我，说：“你不是说你是电视台的吗？你怎么不带着摄像机啊，你们出来演戏，还不带道具，谁信啊？”
　　我笑了，对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之前被什么样的人骗了，但是，我们来找你们，真的只是想给孩子找到家，这个孩子目前智商只有五岁左右，口音完全是你们河北的口音。如果是智商健全的孩子，即使流浪，也可以找到工作吃饭的地方，可是这样的孩子，如果一直在街上流浪，会饿死的。正因此，正全才在自己的寻人档案库里翻了几天时间，才找到您。其实除了您，还有石家庄的一个张姓人家，结果，那家里孩子已经找到了。所以，就只剩下你们这里了。正全是一个有着两家企业的老板，平时生意极忙，但他在业余时间喜欢搜集流浪人员的资料，他这些年至少帮助二十个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家。是一个非常有功德的人，你们怎么能不问青红就绑了我们呢？”
　　唐先生有些将信将疑，转过身来问正全：“你做两个企业，你的企业是干什么的？”
　　正全有气在心里憋着，答他：“我做什么企业是属于隐私，但是，我来你这里送孩子，如果不是你的孩子，我们就领走，如果你怀疑我们有问题，可以报警，你这样私自绑了我们，这是违法的。所以，我会报警的。”
　　唐先生的老婆从院子里过来，拿着孩子的很多照片让唐先生看，说，不是我们的孩子，这孩子不是我们的。
　　唐先生很生气地朝着正全的脸上抽了一下，鼻子里的血一下子流了出来，正全大声叫了一下，骂道，你们他妈的混蛋。
　　唐先生也骂：“等着你们的团伙打电话救你们吧，否则，我就饿你们三天，看看你说不说实话。”
　　正全的鼻子破了一个口子，流了不少的血，后来结了疤，那疤很明显，像是被剪刀裁了一个凹进去的心形。总之，和他的耳朵一样，成了我以后每每嘲笑和提醒他的借口。
　　而关于这个弱智的孩子的结局和故事却成为正全永远难以修补的一个伤口，在当地的医院里住了一天，唐先生最后反复道歉的样子，我还记得。但是，自尊心颇强的正全却像翻书很快的孩子一样，将与邯郸之行有关的内容翻过，忽略，迅速将生活另起一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