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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文山苗族地区是天主教在云南传教的主要地区之一，其传播经历了繁荣、衰落和复兴等阶段。随着时代的变迁，天主教在该地区的传播方式和目的也发生着改变。
关键词：天主教；苗族；传播历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240-02
近代法国殖民侵略者将越南变为殖民地以后，将其势力从越南北部伸入云南南部，文山地区就成为了中越通道首要突破之地，文山苗族同时成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主要对象。新中国建立后，天主教在该地区的发展几经周折，目前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中法战争爆发前，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活动在文山州苗族地区的初期传教活动；中法战争后，依仗军事侵略势力的护翼，天主教的传教在文山州苗族中得以空前扩张；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在各种因素的冲击下，天主教在苗族地区迅速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天主教在该地区开始恢复并迅速发展。
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以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勒布郎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已开始到云南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是由法国人巴吕及郎柏尔于巴黎创立的外国非基督教徒改宗修道院，其主要职责是培养赴中国、越南等国的传教士。1664经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正式批准定名为巴黎外方传教会。该会会员不发修会誓言，但有会规，过共同生活，终身为传教服务。”[1]但此时天主教在云南的活动非常有限。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加快了对中国、越南等国的侵略步伐，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天主教便乘势充当了其文化侵略的“排头兵”，并主动充当了武装侵略的“情报员”。为了打开中越之间的通道，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在文山州境内有了初步的传教活动。清同治年间（1862—1874），巴黎外方传会教士将天主教传入文山州境内，最先传入马关县，并在马关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在这一阶段，天主教传教活动收效甚微，皈依的苗族也寥寥无几。
中法战争后，伴随法国侵略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天主教在文山也得到进一步传播。法军于1873年攻占越南河内，1884年侵占越南全境。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1885年中法条约签订，清廷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并允许法国人在云南边境通商等，这意味着法国取得了“保教权”。因此天主教在法国强势的武装侵略支撑下，从文明传教转为强势传教，并开始了对苗族地区的传教扩张。当时天主教进入文山传教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为从昆明市经路南（今石林县）、弥勒、蒙自到文山；另一路线为从越南直接到文山地区。其传教重点地区为文山州下属的马关、文山、砚山三县。
天主教以解决土地纷争为由进入马关县，并开始在当地进行传教活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距白马街不远的大栗树倮暮村一肖姓地主阴谋霸占彝族土地一事引起官司，以此为契机，法国传教士金梦旦在昆明教区的指派下来到马关县，借着帮助彝族打官司之名在当地开始传教，发展教徒，当地相当一部分人受此影响皈依了天主教。[2]宣统元年（1909），金梦旦担任云南教区副主教，次年在马关罗慕寨建立了另一座天主教教堂。金梦旦在马关传教的同时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蒙自建立教堂一座。民国二年（1913），金梦旦担任云南教区主教，在马关地区传教活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后，指派谢汝兴接替其在马关的传教工作。民国二十六年（1927），谢汝兴将传教工作交给了罗怀克。此后，相继有苗族神甫朱天云（昭通人）、陈炳金（蒙自人）等在马关苗族地区传教布道。此时，入教的苗民有70户，共250人左右。[3]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主教传入文山县苗族地区。当时法籍传教士德维能来到文山县传教，在马塘所树革地区建立了文山县第一所天主教堂。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又相继在文山县的五色冲和县城书院街建立教堂。这两所教堂受所树革管辖，后来书院街教堂因教徒人数不多且无神甫负责而自行停撤。德维能购买土地60亩，租给苗、彝等族百姓租种，教徒主要分布于喜古阴风寨、攀枝花冷水沟等村。
最早进入砚山县苗族地区传教的是法国传教士基舍尔，他于1898至1899年间从弥勒县滥泥箐来到砚山。[4]基舍尔在当地建立了一间草房教堂，作为传教之用。滇越铁路的开通，为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提供了便利，砚山县的鲁都克一带逐渐成为文山苗族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1910年法国传教士布格尔（中文名为封长云）从越南乘火车一路北上入滇，取道蒙自，到鲁都克一带传教。他对原来基舍尔修建的“三格草房”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建成了一座典型的西式教堂。[5]信徒主要分布于砚山五谷冲、豆渣平、小龙潭、中寨、老座基等地。布格尔在鲁都克传教长达30年左右，并病死于此，人们将其葬于鲁都克教堂旁。这一时期，在砚山苗族地区布教的还有文山籍和外地区的一些神甫和修女。
新中国建立后，文山苗族地区天主教势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并严重萎缩。1952年在云南活动的天主教外国传教士全部被驱逐出境，同年最后一个外籍神甫离开文山。土改中，政府没收教堂全部财产，教产收归公有变作他用。文山境内虽然有当地苗族陶神甫等仍在暗中主持教会事务，但公开的教会活动已停止。其信徒也锐减，部分虔诚信徒开始私下信奉天主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云南所有天主教活动被全面禁止。文山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天主教信仰活动得以恢复。文山县于1984年8月恢复了文山天主教组织，建立了冷水沟天主教管理委员会，并划分10个片区进行管理。信奉者增加到200余户，1466人，先后有10名优秀青年信徒到四川、贵州神学院学习培养。[6]1986年11月砚山县恢复了原鲁都克天主教堂，同时也成立了教堂管理委员会。为了方便信教群众，文山县所树革教堂搬迁至教徒较为集中的冷水沟村，更名为“冷水沟天主教堂”，于1989年8月举行落成典礼。五色冲教堂因无信徒自然消失。
目前，天主教正处于恢复性增长时期，信众主要为原有的信教人员，教职人员缺乏成为其发展最大的障碍。随着基督教近几年在文山州苗族地区的迅猛发展，天主教面临基督教的严峻挑战将无可避免。
二、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特点
1.早期传教活动与殖民侵略的关联性
天主教在该地区早期传播的一个特点是，中法战争之前传教活动的试探性和中法战争后传教活动的强势性。因此可以认为，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与中法战争息息相关。在中法战争之前，天主教传教士首当其冲，以传教为幌子打通中越道路。当中法战争爆发后，在云南地区成为法国半殖民地，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的情况下，天主教就以功臣的角色，依靠殖民者的强势支撑将天主教推向苗族地区，其传教活动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当法国侵略者被驱逐出云南境内后，天主教传教活动日益走向衰落，主要表现为传教士的青黄不接，以及信教人数的不升反降。
2.早期传教活动的本土化
当天主教最初主要以法籍传教士对苗族地区进行传教时，其在苗族人们心中的角色主要为“侵略者”。当时在文山苗族地区传教的外籍传神甫主要有德维能、金梦旦、苏神甫、邓神甫、季神甫、封长云、袁神甫、安忠胜等。[7]其中只有安忠胜为荷兰籍神甫，其他皆为法籍。这使得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经营几十年后却效果不佳。于是天主教开始了角色的转换，开始推行其传教活动的本土化策略，主要借用当地苗族人进行传教。教会相继在该地区苗族信徒中挑选了18名教徒到昆明修道院学习，然后重点利用这批教徒回到苗族地区传教，取得了较好的传教效果。如苗族信徒李文才被派到文山县黄石洞担任所树革教堂神父，在较短的时间内，教徒人数就增加了几倍。[8]本土化的策略让教会获得了成功，文山苗族地区天主教信徒迅速增加，基本保持在五千人以上的数量，信徒最多的时候接近一万人。
3.土地在早期传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天主教在云南传播的主要特点就是借助于法国侵略的大背景，向政府购买或者抢占土地，用于建立教堂，发展信徒。虽然发生过多次教案，但是最终结果却使教会获得了更多土地和赔偿。天主教在文山州苗族中的传播一开始就是利用了当地彝族人民与地主之间的土地纠纷，教会在帮助其争回土地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人的皈依。又如在文山县传教的法籍神甫德维能购买了土地60亩，先租给苗、彝等族，后又将大量土地租给苗族，并以租其土地耕种为入教条件，让部分苗族人们皈信了天主教。苗族历史上历经战乱和频繁的迁徙，最后来到文山州境内，可耕种的土地很少，基本以租种壮族等族的土地维持生计，所以说土地对于苗族人民来说是何其珍贵。教会则利用土地的重要性，为其争取教徒铺开道路。
4.当代传教方式和目的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天主教开始在文山苗族地区复苏。天主教作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代表，开始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角色活动于苗族地区。基于此目的下的天主教传播活动，其传教方式主要是宣传西方文明、西方的民主，利用小恩小惠拉拢人心，在苗族地区投资建厂、捐建学校、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主要是开办养老院等），帮助一些苗民建房等，物质诱惑加上“主耶稣”的精神帮助教徒，以期取得传教地区苗族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在这种传教策略下，文山苗族地区的天主教获得了恢复性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近年来基督教对文山苗族地区的强势进入和发展，其对信徒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研究.云南天主教专辑[M].2003：159.
[2][3][6][7]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101-104.
[4][5]和少英，吴兴帜 .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J].民族研究，2010，（02）.
[8]周永昌，盘玉贵.文山县所树革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A].文山州文史资料（第8辑）[A]：98.
关键词：天主教；苗族；传播历史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4-240-02
近代法国殖民侵略者将越南变为殖民地以后，将其势力从越南北部伸入云南南部，文山地区就成为了中越通道首要突破之地，文山苗族同时成为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进行传教的主要对象。新中国建立后，天主教在该地区的发展几经周折，目前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一、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历史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中法战争爆发前，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活动在文山州苗族地区的初期传教活动；中法战争后，依仗军事侵略势力的护翼，天主教的传教在文山州苗族中得以空前扩张；新中国建立以后到改革开放前，在各种因素的冲击下，天主教在苗族地区迅速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天主教在该地区开始恢复并迅速发展。
早在康熙四十年（1701），以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勒布郎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就已开始到云南活动。“巴黎外方传教会是由法国人巴吕及郎柏尔于巴黎创立的外国非基督教徒改宗修道院，其主要职责是培养赴中国、越南等国的传教士。1664经教宗亚历山大七世正式批准定名为巴黎外方传教会。该会会员不发修会誓言，但有会规，过共同生活，终身为传教服务。”[1]但此时天主教在云南的活动非常有限。19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加快了对中国、越南等国的侵略步伐，作为西方文化代表的天主教便乘势充当了其文化侵略的“排头兵”，并主动充当了武装侵略的“情报员”。为了打开中越之间的通道，巴黎外方传教会教士在文山州境内有了初步的传教活动。清同治年间（1862—1874），巴黎外方传会教士将天主教传入文山州境内，最先传入马关县，并在马关建立了第一座教堂。在这一阶段，天主教传教活动收效甚微，皈依的苗族也寥寥无几。
中法战争后，伴随法国侵略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天主教在文山也得到进一步传播。法军于1873年攻占越南河内，1884年侵占越南全境。1883年底，中法战争爆发，1885年中法条约签订，清廷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并允许法国人在云南边境通商等，这意味着法国取得了“保教权”。因此天主教在法国强势的武装侵略支撑下，从文明传教转为强势传教，并开始了对苗族地区的传教扩张。当时天主教进入文山传教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为从昆明市经路南（今石林县）、弥勒、蒙自到文山；另一路线为从越南直接到文山地区。其传教重点地区为文山州下属的马关、文山、砚山三县。
天主教以解决土地纷争为由进入马关县，并开始在当地进行传教活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距白马街不远的大栗树倮暮村一肖姓地主阴谋霸占彝族土地一事引起官司，以此为契机，法国传教士金梦旦在昆明教区的指派下来到马关县，借着帮助彝族打官司之名在当地开始传教，发展教徒，当地相当一部分人受此影响皈依了天主教。[2]宣统元年（1909），金梦旦担任云南教区副主教，次年在马关罗慕寨建立了另一座天主教教堂。金梦旦在马关传教的同时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蒙自建立教堂一座。民国二年（1913），金梦旦担任云南教区主教，在马关地区传教活动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后，指派谢汝兴接替其在马关的传教工作。民国二十六年（1927），谢汝兴将传教工作交给了罗怀克。此后，相继有苗族神甫朱天云（昭通人）、陈炳金（蒙自人）等在马关苗族地区传教布道。此时，入教的苗民有70户，共250人左右。[3]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天主教传入文山县苗族地区。当时法籍传教士德维能来到文山县传教，在马塘所树革地区建立了文山县第一所天主教堂。随着教徒人数的增加，又相继在文山县的五色冲和县城书院街建立教堂。这两所教堂受所树革管辖，后来书院街教堂因教徒人数不多且无神甫负责而自行停撤。德维能购买土地60亩，租给苗、彝等族百姓租种，教徒主要分布于喜古阴风寨、攀枝花冷水沟等村。
最早进入砚山县苗族地区传教的是法国传教士基舍尔，他于1898至1899年间从弥勒县滥泥箐来到砚山。[4]基舍尔在当地建立了一间草房教堂，作为传教之用。滇越铁路的开通，为法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提供了便利，砚山县的鲁都克一带逐渐成为文山苗族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1910年法国传教士布格尔（中文名为封长云）从越南乘火车一路北上入滇，取道蒙自，到鲁都克一带传教。他对原来基舍尔修建的“三格草房”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建成了一座典型的西式教堂。[5]信徒主要分布于砚山五谷冲、豆渣平、小龙潭、中寨、老座基等地。布格尔在鲁都克传教长达30年左右，并病死于此，人们将其葬于鲁都克教堂旁。这一时期，在砚山苗族地区布教的还有文山籍和外地区的一些神甫和修女。
新中国建立后，文山苗族地区天主教势力的发展受到限制，并严重萎缩。1952年在云南活动的天主教外国传教士全部被驱逐出境，同年最后一个外籍神甫离开文山。土改中，政府没收教堂全部财产，教产收归公有变作他用。文山境内虽然有当地苗族陶神甫等仍在暗中主持教会事务，但公开的教会活动已停止。其信徒也锐减，部分虔诚信徒开始私下信奉天主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云南所有天主教活动被全面禁止。文山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天主教信仰活动得以恢复。文山县于1984年8月恢复了文山天主教组织，建立了冷水沟天主教管理委员会，并划分10个片区进行管理。信奉者增加到200余户，1466人，先后有10名优秀青年信徒到四川、贵州神学院学习培养。[6]1986年11月砚山县恢复了原鲁都克天主教堂，同时也成立了教堂管理委员会。为了方便信教群众，文山县所树革教堂搬迁至教徒较为集中的冷水沟村，更名为“冷水沟天主教堂”，于1989年8月举行落成典礼。五色冲教堂因无信徒自然消失。
目前，天主教正处于恢复性增长时期，信众主要为原有的信教人员，教职人员缺乏成为其发展最大的障碍。随着基督教近几年在文山州苗族地区的迅猛发展，天主教面临基督教的严峻挑战将无可避免。
二、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特点
1.早期传教活动与殖民侵略的关联性
天主教在该地区早期传播的一个特点是，中法战争之前传教活动的试探性和中法战争后传教活动的强势性。因此可以认为，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的传播与中法战争息息相关。在中法战争之前，天主教传教士首当其冲，以传教为幌子打通中越道路。当中法战争爆发后，在云南地区成为法国半殖民地，越南成为法国殖民地的情况下，天主教就以功臣的角色，依靠殖民者的强势支撑将天主教推向苗族地区，其传教活动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当法国侵略者被驱逐出云南境内后，天主教传教活动日益走向衰落，主要表现为传教士的青黄不接，以及信教人数的不升反降。
2.早期传教活动的本土化
当天主教最初主要以法籍传教士对苗族地区进行传教时，其在苗族人们心中的角色主要为“侵略者”。当时在文山苗族地区传教的外籍传神甫主要有德维能、金梦旦、苏神甫、邓神甫、季神甫、封长云、袁神甫、安忠胜等。[7]其中只有安忠胜为荷兰籍神甫，其他皆为法籍。这使得天主教在文山苗族地区经营几十年后却效果不佳。于是天主教开始了角色的转换，开始推行其传教活动的本土化策略，主要借用当地苗族人进行传教。教会相继在该地区苗族信徒中挑选了18名教徒到昆明修道院学习，然后重点利用这批教徒回到苗族地区传教，取得了较好的传教效果。如苗族信徒李文才被派到文山县黄石洞担任所树革教堂神父，在较短的时间内，教徒人数就增加了几倍。[8]本土化的策略让教会获得了成功，文山苗族地区天主教信徒迅速增加，基本保持在五千人以上的数量，信徒最多的时候接近一万人。
3.土地在早期传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天主教在云南传播的主要特点就是借助于法国侵略的大背景，向政府购买或者抢占土地，用于建立教堂，发展信徒。虽然发生过多次教案，但是最终结果却使教会获得了更多土地和赔偿。天主教在文山州苗族中的传播一开始就是利用了当地彝族人民与地主之间的土地纠纷，教会在帮助其争回土地的同时，也赢得了部分人的皈依。又如在文山县传教的法籍神甫德维能购买了土地60亩，先租给苗、彝等族，后又将大量土地租给苗族，并以租其土地耕种为入教条件，让部分苗族人们皈信了天主教。苗族历史上历经战乱和频繁的迁徙，最后来到文山州境内，可耕种的土地很少，基本以租种壮族等族的土地维持生计，所以说土地对于苗族人民来说是何其珍贵。教会则利用土地的重要性，为其争取教徒铺开道路。
4.当代传教方式和目的的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天主教开始在文山苗族地区复苏。天主教作为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代表，开始作为西方文化渗透的角色活动于苗族地区。基于此目的下的天主教传播活动，其传教方式主要是宣传西方文明、西方的民主，利用小恩小惠拉拢人心，在苗族地区投资建厂、捐建学校、发展社会福利事业（主要是开办养老院等），帮助一些苗民建房等，物质诱惑加上“主耶稣”的精神帮助教徒，以期取得传教地区苗族对西方价值观的认同。在这种传教策略下，文山苗族地区的天主教获得了恢复性的发展。同时伴随着近年来基督教对文山苗族地区的强势进入和发展，其对信徒的竞争将不可避免。
参考文献：
[1]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研究.云南天主教专辑[M].2003：159.
[2][3][6][7]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编.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101-104.
[4][5]和少英，吴兴帜 .天主教与滇南苗族传统文化习俗的嬗变[J].民族研究，2010，（02）.
[8]周永昌，盘玉贵.文山县所树革天主教的由来与发展[A].文山州文史资料（第8辑）[A]：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