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读书》一九九四年第三期《说<读书>》上刊登的汤一介先生的文章《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不约而同，跟汤先生一样，“不觉手痒，也想写上几句。”汤文提到冯友兰先生被批斗时默念慧能偈文的故事，在我看来，这恐怕跟他晚年的状况存在着某种深层次内在心理联系。假设鲁迅处于同样的逆境，恐怕他不会默念那个偈，念了事后他也会做深刻的反省。梁漱溟先生就没有类似的心理经验。当然，我决不是苛求于前人。直到现在，冯友兰先生仍然是我心目中的一代鸿儒。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不过，我还是以为，如果津津乐道于那一点点可怜的内心的“思想自由”，那么，中国知识分子恐怕永远不配享有真正的自由。“自由”是一个社会概念，定位于群体之中才有意义，否则，如果孤立于一己，那么，“自由”这个概念从根本上可以取消。
　　从这里，我想到了“文革”中“改造灵魂”一事。
　　乾隆皇帝当年曾送给极富创造性的一代画师石涛和尚一幅对联：“一池荷叶衣无尽，半亩松花食不完”。这幅对联说明，乾隆皇帝是在迁就和迎合石涛和尚，而决不是企图改造和驯服石涛和尚。就这一点说，乾隆比那些企图改造灵魂的如林彪之流高明得多。
　　“改造灵魂”，莫过于当年之“交心”。这是一个非人化的过程。非人化过程即工具化过程，于是从者均患精神阳萎症。三十多年过去，前两三年我碰到一位老朋友。谈及当年一道交心之事，他笑着说：“老子当时就是不交，一条也不交！要交你先交。”佩服呀佩服！此公目下活得蛮好，并且事业上颇有成就。我看其人其成就之根源在于，他把自己当成一个人，即不交出不应交出的那个小小的东西，即人格，或曰灵魂，或曰心，或曰人的尊严。反正老子决不把老子交出去。这就是一个较比完整的人。崇“思想自由”之说者，可由此得些启发乎？
　　干涉灵魂、改造灵魂当然已是过去之事，但可否说仍然值得重视。当今仍称作家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听了总觉别扭。工程师的职业，令人尊敬，但他们是在跟土木和机械打交道。硬要工程师来设计组装人的灵魂，似不可能(上帝也做不到)。这是不是因为我素不从事文艺，对有关事情理解不深有关，亟望指正。
　　作家就是作家而已。按照列夫·托尔斯泰的理解，其最高境只不过是“创造者”三个字。
　　本期《读书》上就有邵燕祥先生的一篇文章《政治·功利·友谊》，写得好。丁玲女士当然是一位作家，她的作品有空也不妨拿过来欣赏欣赏。但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文学爱好者，不会承认她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果大众的灵魂让她去设计组装，按她的灵魂的图纸如法泡制，那么，人类中的芸芸众生岂不都成了丁玲女士或丁玲先生了。那前景似乎并不太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