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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是原东北军高级将领，我省知名民主党派人士。曾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民革山西省常委、省交通厅厅长等职。１９６７年去世。国屏先生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值得人们怀念的一生。
赵国屏原名赵镇藩，黑龙江省肇东县人，１９０２年生。１９２１年在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东北讲武堂第４期。１９２３年毕业后在奉军任排长。时值奉直军阀混战，因掳获冯玉祥部下一师长田维勤有功，提升为连长。１９２５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７期，在校晋级少校参谋。１９２８年任东北军第１９师第２旅（旅长王以哲）中校参谋长，驻防北大营。１９３４年９月，任６７军少将参谋长，时年３２岁。１９３７年调任第１０５师第３旅旅长。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任第１９集团军高参。１９４０年任第１１６师师长。１９４４年任第５３军中将副军长，直至１９４８年沈阳解放。
亲历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国屏先生任东北军第１９师第２旅参谋长兼团长，驻防北大营。七八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频繁制造事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将有异动。国屏先生一面主持旅部会议，将此晓喻官兵，一面致电报告张学良（张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并提请将东北军在关内的部队火速调回，以防范意外。８月１８日，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回电，国屏先生记忆其大意是：国力不充实，不可逞一朝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竭力避免冲突，切勿抵抗等。这一电报，给国屏先生以沉重打击，他万万没有想到，面对将要占我国土亡我民族的日寇，蒋介石竟会发出如此电令。
９月１８日夜，日军向我北大营发起攻击。时旅长王以哲因出席武汉水灾会议未回，国屏先生作为旅参谋长兼团长，成为实际的指挥者，决心拼死一战，以对得起国人。始报请东北军荣臻参谋长。荣严令“不准抵抗”。此时日军步步进逼，炮火越打越猛，国屏先生眼看着自己的官兵束手挨打，一个个倒下，已是欲哭无泪，乃不顾荣臻“违令以军法从事”的严令，愤疾下令对日反击，但终因势单力薄而败退。为此国屏先生痛哭终日，后回忆说，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的一次波动和冲击。由此更激发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国屏先生参加了朱子樵将军组织的人民救国会，极力宣传抗日，揭露日寇侵略野心，号召民众不分党派团结合作，抵御日寇，挽救民族危机。
１９３４年９月，国屏先生任第６７军少将参谋长（军长王以哲）。此时东北军主力驻京津两地。日军借口东北军对他们有威胁，要蒋介石予以南调。蒋为讨好日寇并排除异己，乃将东北军调往河南信阳、商城一带，其后又转移西北，进入秦陇，主要目的是阻止红军到达陕北，且让东北军与杨虎城所部１７路军争地争食，发生火并，蒋好分而治之。但东北军经过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东北军子弟兵无家可归，早已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对蒋的剿共命令阳奉阴违。并为保存实力，始终不愿与红军作殊死拼杀。
时东北军第１０７师６１９团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后又被释放，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后竭力宣传红军之民族大义和抗日统一战线主张，首先说服了王以哲军长和国屏先生。据吕正操回忆录：“高福源回到洛川军部后，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赵国屏）与他进行了长谈。”王、赵即密电张学良。张接电后乘飞机亲临洛川会见高福源。高向张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亲笔信。张当即指示“先由６７军单独行之，其后普及于全东北军”。此后中共即派李克农为代表会见了张学良、王以哲，又派刘鼎驻西安６７军办事处与东北军进行联络。从此东北军与中共来往密切，中共要人过往洛川，均由国屏先生安排接待、护送。６７军不断代红军购买物资，接济弹药，并负责押运。这是国屏先生九一八觉醒后，与共产党合作所迈出的第一步。
和叶剑英作了一次长谈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屏先生驻守洛川军部，未直接参与对蒋介石的兵谏。以他自己的话说，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他只是起了“摇旗呐喊”的作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王以哲惨遭杀害，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境地。蒋介石开展了瓦解东北军的工作，一个个高级将领被蒋拉拢。国屏先生由军参谋长调任第１０５师第３旅旅长，师长刘多荃，被拉拢附蒋，改编为第４９师。西安事变后，紧接着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一时期，国屏先生思想上陷入迷惘。一方面是东北故土丧失，张学良被囚、王以哲被害，使之恨蒋；另一方面，念及国家民族前途，只好勇于公愤，却于私斗，希望蒋介石能真正领导抗日，驱逐日寇，还国家以太平。国屏先生于是一心投入抗战工作。
１９４０年，国屏先生以第５３军１１６师师长身份赴重庆参加“第二次参议长会议”。会上散发了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反共手册”，会议竭力鼓动大家“揭发八路军不抗日，鼓吹阶级斗争，残害良民，强迫寡妇改嫁，逼迫妇女劳军等等罪行”。国屏先生意识到这是有计划、有步骤攻击共产党、八路军的阴谋，联想到他在任旅长和第１９集团军高参时曾接有蒋“饬注意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密电，想到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抗日震惊中外之举，蒋却并未通令嘉奖。又想到胡宗南大军驻防西北，控制边区等等，这才认清蒋介石不是真正抗日，而是宁可中国亡于日本，也不让共产党发展起来与他争夺政权。原先他对蒋寄予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旧恨新仇交加，乃不顾特务的包围，私下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在黑龙江中学时的同学王梓木（解放初期任黑龙江省副主席），将国民党的江南军事部署及反八路军等有关文件和５３军编制、武器表等交给了他。王即介绍国屏先生与叶剑英就当前形势与抗战前途等作了一次长谈。国屏先生后来回忆，这是他真正从思想上与蒋介石决裂，跟共产党走的开始。当即“很幼稚地”向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笑着婉言解释：共产党所以和国民党不同的是慎重发展党员，必须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行动上有所表现，方可入党。叶剑英当即决定以组织名义派人以教英文为名到５３军工作，帮助国屏先生学习、进步。后因八路军人员已全部撤离重庆，此事未得实现。
成为胡志明的朋友
１９４３年初，５３军奉命改为远征部队，开始移驻滇西，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连续前进，无数次的山地森林战，历尽艰辛。国屏先生晚年曾感慨地说过：“世上的职业，最苦莫过于军人。”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国屏先生任５３军中将副军长。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１０月，５３军奉命转道越南，驻防河内。时军长周福成在国内，国屏先生实行军长之职。
国屏先生在河内期间，常与胡志明主席来往。他曾回忆说：“此时我虽未懂革命的国际性，但觉得他为国家民族谋独立，求生存，反对法帝国主义，实在是应该的。因而对他深表同情。”所以常替越军购置武器，与武元甲将军商谈对付法军办法。胡志明主席聘国屏先生为越南军事顾问，国屏先生从５３军选出各兵科军官５０名到越军任教官。为进一步帮助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巩固政权，国屏先生曾向中国政府致电提出四项建议：ｌ、从速拆除法国针对我国的要塞。２、完成兵要地志。３、以武力帮助越南独立。４、将我军在越南接收的武器交越军一部。电报直发陈诚。当即接到回电：“所见甚是，除转请军令部实施外特复。”后来，建议中的第ｌ、２项责由５３军实施，第３项无下文，第４项从接收大员中得知，只给了越军３０支步枪。
１９４６年２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国屏先生得知拟调５３军回国。此时法国方面找国屏先生密谈，告之他们已接政府电告，关于中国撤军问题，双方政府均已取得同意，协议日内即将签字，请５３军做好撤军准备。并透露，法方计划用步兵５万、飞机１０架、海军一个舰队，由撒冷将军指挥自海防登陆，企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消灭胡志明政权。并再三说，中法是盟友，务请国屏先生与法方配合，给法军登陆提供方便。国屏先生佯为答应，随即密告胡志明、武元甲，并与之密商对付法军办法。越军得以迅速调集部队，加强海防等沿海兵力。待法方要求国屏先生履行诺言时，答之以未得中国政府命令，拒绝与法军合作，“保持中立”。法军在沿海强行登陆，结果遭到失败。随后５３军又将撤防前已运抵海防待装船运回国的武器物资，报以“在此次战斗中已火毁殆尽”，全那交给越军，使越南武装力量得到补充而加强起来。
国屏先生回国时，胡志明主席登舰亲送，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赠送国屏先生上刻有“越民之友”四字的银杯一个，并将随身用的手杖送给国屏先生。此时国屏先生面对越南人民的友谊，想到自己即将回国投入反革命内战，百感交集，两人挥泪而别。
与中共联络密商解放沈阳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屏先生率领５３军从秦皇岛登陆回国，在绥中县休整后奉命向热河进军，参加反革命内战。国屏先生一面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正面作战，一面多方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１９４８年６月，中共派李书城?穴女?雪持于毅夫、吕正操亲笔信交与国屏先生，劝他策动起义。国屏先生当即应允，并向李代表说明所处情况：军长周福成顽国不化，虽已任命第八兵团司令官，但仍不放军长之职，率全军起义有困难。但尽力而为。此后国屏先生即与几位亲信将领个别谈话，说明形势和出路，又了解到其他高层军官，多数悲观厌战，从侧面做他们的工作。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旬，负责守备沈阳的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亲自部署，以５３军３个师、１个纵队为主力及１０２师３个旅、骑兵军徐康扬部和地方团队等部队约１０万人，先后到达沈阳附近，加筑工事，以固防守。此时，解放军大部队已对沈阳形成包围态势，并有局部战斗。国屏先生认为时机已到，乃与中共李代表商议，议定由国屏先生将亲信部队安排在第一道防线，待解放军发起进攻，则以节约兵力为由，迅速退守第二道防线，以强迫周福成下令起义。事后得知，李代表因通过战地盘询致误，未与解放军总部及时取得联系。待解放军发起进攻，５３军官兵退守第二道防线时，国屏先生情急之下乃约兵团蒋参谋长、５３军参谋长和王理寰师长一同向周福成请求，说明全军已不欲战。周大发雷霆。王师长见势不妙，将国屏先生约到室外说：“副军长你再跟他说去，我先走一步，必要时我好行动，不然咱两人都被押起来，那就没办法了。”国屏先生心知他想逃跑，但却利用了王的这番话对周形成了威胁。国屏先生随即回屋向周摊牌：“今天的事不是发脾气能完的，我的话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代表全军，是为了救全军，更重要的是救你，救你不当战犯。”周又大怒：“再说我要对你不客气了?选”国屏先生对答：“我今天敢说这些话是有决心、有准备的，决不怕死，要怕死就不说了。我内有全军支持，外有共产党的援助，你知道王师长为什么先走，你若对我有什么，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不信你问杨副官，他在场听见的。”周即问杨，杨说：“王师长是这么说的。”周福成仰床长叹一声：“赵镇藩你真算对得起我呀！”就不再说了。赵见周似有软化，继而请周最亲信的上司苏炳文总参议向周继续做工作，又赴和平保乡会开会，说明周的情况。会议决定推举国屏先生负起义军事总责，推举辽宁师管区司令赵毅为代表前去与中共接洽。待国屏先生开会回来，发现周福成已易服而去。知局势已完全控制，国屏先生即速赶赴电厂，取消周福成破坏电厂的命令，布置加强警戒，防止破坏。随后解放军第三纵队政委罗星文前来办理一切有关起义事宜。国屏先生汇报了各项经过情况，商定缮造所有人员、武器、马匹、弹药等名册，午后三时交罗。待午后开会时，来了几位着便装的，将罗唤出。罗返回时，宣布原定起义改为放下武器。就这样，沈阳在不流血，不遭破坏的情况下，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宣告解放。
选择山西，重新塑造自我
沈阳解放后，国屏先生在北平闲居，与一些好友商议实业救国。他以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向亲友借助，凑了１５两黄金，与人合作办工厂，不到一年，本利无归，生活几无着落。１９５０年４月，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雪通过中央组织部将国屏先生介绍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知国屏先生生活拮据，由政府救济其小米３０００斤。１９５１年４月，由政务院介绍他到其军事训练部研究室任研究员。１９５２年底，周恩来召见国屏生生，意欲让他到下面做点实际工作，当时提出两处地方：一是南京，一是山西。国屏先生选择了山西。１９５３年国屏先生被安排到山西省政府参议室，１９５５年４月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
自新中国成立，国屏先生即将原名赵镇藩改为赵国屏，以示“旧我已死，新我诞生”。在交通厅工作期间，厅党组对国屏先生十分尊重，要求他大胆放手工作，让他做到有职有权。国屏先生却一再说，自己是来学习，来改造的，要求党组监督他，帮助他，让他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国屏先生在交通厅工作了１３年，直到１９６７年去世。１３年间，他始终坚持做到服从党的领导，努力学习，不断改造思想，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生活艰苦朴素，不搞特权。
一次，国屏先生去汾阳汽车运输公司出差，午餐时，公司在小餐厅安排了一桌饭菜，可到处找不到他们的赵厅长。后来发现他挟着一个大碗和工人们一起排队，一边聊天，一边等着买饭。
又一次，春运期间，国屏先生出差去侯马汽车运输公司，发现候车室保温桶内无水，便对随行人员说：“咱俩去抬水吧。”等水抬回到半路，被站长发现，要批评站务员，国屏先生不让，说他们都很忙，我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国屏先生待人和蔼可亲。１０余年来，无论在工作岗位或在家里，从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训斥过一个人。他见人总是笑脸相迎，轻言细语，问长问短。他在家时，无论大小干部，或通讯员，或修理工人来了，他总要起身相迎，走时亲送到门口，１０余年如一日，即使在病中，也不失礼节。笔者常见此情景，深受教育和感动。
胡志明主席曾数次来华访问，每次都问及国屏先生。家人得知，都劝他去北京见见胡主席。国屏先生回答：“他国事繁忙，不必打扰他。”
省政府给交通厅配有一辆卧车，规定是厅长专用。国屏先生常对司机说：“我事情不多，他们比我忙，还是让他们?穴指其他副厅长?雪多坐吧。”
国屏先生有子女１２人，在山西身边抚养的有７人，到他们参加工作时，国屏先生没有为任何一个子女的工作找任何部门说过一句话。其中两个是师范和中专毕业，由国家分配，另三儿一女都当了工人，没有一人在交通系统。
国屏先生去世，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任何遗产，只有他的为人。
（责编雷蕾）
赵国屏原名赵镇藩，黑龙江省肇东县人，１９０２年生。１９２１年在省立一中毕业后考入东北讲武堂第４期。１９２３年毕业后在奉军任排长。时值奉直军阀混战，因掳获冯玉祥部下一师长田维勤有功，提升为连长。１９２５年入北京陆军大学第７期，在校晋级少校参谋。１９２８年任东北军第１９师第２旅（旅长王以哲）中校参谋长，驻防北大营。１９３４年９月，任６７军少将参谋长，时年３２岁。１９３７年调任第１０５师第３旅旅长。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任第１９集团军高参。１９４０年任第１１６师师长。１９４４年任第５３军中将副军长，直至１９４８年沈阳解放。
亲历九一八事变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前，国屏先生任东北军第１９师第２旅参谋长兼团长，驻防北大营。七八月间，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北频繁制造事端，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将有异动。国屏先生一面主持旅部会议，将此晓喻官兵，一面致电报告张学良（张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并提请将东北军在关内的部队火速调回，以防范意外。８月１８日，接到张学良转来蒋介石的回电，国屏先生记忆其大意是：国力不充实，不可逞一朝之忿，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竭力避免冲突，切勿抵抗等。这一电报，给国屏先生以沉重打击，他万万没有想到，面对将要占我国土亡我民族的日寇，蒋介石竟会发出如此电令。
９月１８日夜，日军向我北大营发起攻击。时旅长王以哲因出席武汉水灾会议未回，国屏先生作为旅参谋长兼团长，成为实际的指挥者，决心拼死一战，以对得起国人。始报请东北军荣臻参谋长。荣严令“不准抵抗”。此时日军步步进逼，炮火越打越猛，国屏先生眼看着自己的官兵束手挨打，一个个倒下，已是欲哭无泪，乃不顾荣臻“违令以军法从事”的严令，愤疾下令对日反击，但终因势单力薄而败退。为此国屏先生痛哭终日，后回忆说，这是他生命史上最大的一次波动和冲击。由此更激发起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
九一八事变后，国屏先生参加了朱子樵将军组织的人民救国会，极力宣传抗日，揭露日寇侵略野心，号召民众不分党派团结合作，抵御日寇，挽救民族危机。
１９３４年９月，国屏先生任第６７军少将参谋长（军长王以哲）。此时东北军主力驻京津两地。日军借口东北军对他们有威胁，要蒋介石予以南调。蒋为讨好日寇并排除异己，乃将东北军调往河南信阳、商城一带，其后又转移西北，进入秦陇，主要目的是阻止红军到达陕北，且让东北军与杨虎城所部１７路军争地争食，发生火并，蒋好分而治之。但东北军经过九一八事变，张学良集家仇国恨于一身，东北军子弟兵无家可归，早已识破蒋介石的阴谋，对蒋的剿共命令阳奉阴违。并为保存实力，始终不愿与红军作殊死拼杀。
时东北军第１０７师６１９团团长高福源与红军作战时被俘，后又被释放，高福源回到东北军后竭力宣传红军之民族大义和抗日统一战线主张，首先说服了王以哲军长和国屏先生。据吕正操回忆录：“高福源回到洛川军部后，王以哲和军参谋长赵镇藩（赵国屏）与他进行了长谈。”王、赵即密电张学良。张接电后乘飞机亲临洛川会见高福源。高向张递交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给他的亲笔信。张当即指示“先由６７军单独行之，其后普及于全东北军”。此后中共即派李克农为代表会见了张学良、王以哲，又派刘鼎驻西安６７军办事处与东北军进行联络。从此东北军与中共来往密切，中共要人过往洛川，均由国屏先生安排接待、护送。６７军不断代红军购买物资，接济弹药，并负责押运。这是国屏先生九一八觉醒后，与共产党合作所迈出的第一步。
和叶剑英作了一次长谈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国屏先生驻守洛川军部，未直接参与对蒋介石的兵谏。以他自己的话说，在整个西安事变中，他只是起了“摇旗呐喊”的作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囚禁，王以哲惨遭杀害，东北军处于群龙无首境地。蒋介石开展了瓦解东北军的工作，一个个高级将领被蒋拉拢。国屏先生由军参谋长调任第１０５师第３旅旅长，师长刘多荃，被拉拢附蒋，改编为第４９师。西安事变后，紧接着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一时期，国屏先生思想上陷入迷惘。一方面是东北故土丧失，张学良被囚、王以哲被害，使之恨蒋；另一方面，念及国家民族前途，只好勇于公愤，却于私斗，希望蒋介石能真正领导抗日，驱逐日寇，还国家以太平。国屏先生于是一心投入抗战工作。
１９４０年，国屏先生以第５３军１１６师师长身份赴重庆参加“第二次参议长会议”。会上散发了蒋介石亲自主持制订的“反共手册”，会议竭力鼓动大家“揭发八路军不抗日，鼓吹阶级斗争，残害良民，强迫寡妇改嫁，逼迫妇女劳军等等罪行”。国屏先生意识到这是有计划、有步骤攻击共产党、八路军的阴谋，联想到他在任旅长和第１９集团军高参时曾接有蒋“饬注意防止共产党活动”的密电，想到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抗日震惊中外之举，蒋却并未通令嘉奖。又想到胡宗南大军驻防西北，控制边区等等，这才认清蒋介石不是真正抗日，而是宁可中国亡于日本，也不让共产党发展起来与他争夺政权。原先他对蒋寄予的希望彻底破灭，于是旧恨新仇交加，乃不顾特务的包围，私下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在黑龙江中学时的同学王梓木（解放初期任黑龙江省副主席），将国民党的江南军事部署及反八路军等有关文件和５３军编制、武器表等交给了他。王即介绍国屏先生与叶剑英就当前形势与抗战前途等作了一次长谈。国屏先生后来回忆，这是他真正从思想上与蒋介石决裂，跟共产党走的开始。当即“很幼稚地”向叶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叶剑英笑着婉言解释：共产党所以和国民党不同的是慎重发展党员，必须在思想上真正认识，行动上有所表现，方可入党。叶剑英当即决定以组织名义派人以教英文为名到５３军工作，帮助国屏先生学习、进步。后因八路军人员已全部撤离重庆，此事未得实现。
成为胡志明的朋友
１９４３年初，５３军奉命改为远征部队，开始移驻滇西，渡怒江，越高黎贡山，连续前进，无数次的山地森林战，历尽艰辛。国屏先生晚年曾感慨地说过：“世上的职业，最苦莫过于军人。”１９４４年１２月，国屏先生任５３军中将副军长。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战胜利，１０月，５３军奉命转道越南，驻防河内。时军长周福成在国内，国屏先生实行军长之职。
国屏先生在河内期间，常与胡志明主席来往。他曾回忆说：“此时我虽未懂革命的国际性，但觉得他为国家民族谋独立，求生存，反对法帝国主义，实在是应该的。因而对他深表同情。”所以常替越军购置武器，与武元甲将军商谈对付法军办法。胡志明主席聘国屏先生为越南军事顾问，国屏先生从５３军选出各兵科军官５０名到越军任教官。为进一步帮助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巩固政权，国屏先生曾向中国政府致电提出四项建议：ｌ、从速拆除法国针对我国的要塞。２、完成兵要地志。３、以武力帮助越南独立。４、将我军在越南接收的武器交越军一部。电报直发陈诚。当即接到回电：“所见甚是，除转请军令部实施外特复。”后来，建议中的第ｌ、２项责由５３军实施，第３项无下文，第４项从接收大员中得知，只给了越军３０支步枪。
１９４６年２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中全会。国屏先生得知拟调５３军回国。此时法国方面找国屏先生密谈，告之他们已接政府电告，关于中国撤军问题，双方政府均已取得同意，协议日内即将签字，请５３军做好撤军准备。并透露，法方计划用步兵５万、飞机１０架、海军一个舰队，由撒冷将军指挥自海防登陆，企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消灭胡志明政权。并再三说，中法是盟友，务请国屏先生与法方配合，给法军登陆提供方便。国屏先生佯为答应，随即密告胡志明、武元甲，并与之密商对付法军办法。越军得以迅速调集部队，加强海防等沿海兵力。待法方要求国屏先生履行诺言时，答之以未得中国政府命令，拒绝与法军合作，“保持中立”。法军在沿海强行登陆，结果遭到失败。随后５３军又将撤防前已运抵海防待装船运回国的武器物资，报以“在此次战斗中已火毁殆尽”，全那交给越军，使越南武装力量得到补充而加强起来。
国屏先生回国时，胡志明主席登舰亲送，以越南民主共和国名义赠送国屏先生上刻有“越民之友”四字的银杯一个，并将随身用的手杖送给国屏先生。此时国屏先生面对越南人民的友谊，想到自己即将回国投入反革命内战，百感交集，两人挥泪而别。
与中共联络密商解放沈阳
１９４６年６月，国屏先生率领５３军从秦皇岛登陆回国，在绥中县休整后奉命向热河进军，参加反革命内战。国屏先生一面保存实力，避免与解放军正面作战，一面多方设法与中共取得联系。１９４８年６月，中共派李书城?穴女?雪持于毅夫、吕正操亲笔信交与国屏先生，劝他策动起义。国屏先生当即应允，并向李代表说明所处情况：军长周福成顽国不化，虽已任命第八兵团司令官，但仍不放军长之职，率全军起义有困难。但尽力而为。此后国屏先生即与几位亲信将领个别谈话，说明形势和出路，又了解到其他高层军官，多数悲观厌战，从侧面做他们的工作。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中旬，负责守备沈阳的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亲自部署，以５３军３个师、１个纵队为主力及１０２师３个旅、骑兵军徐康扬部和地方团队等部队约１０万人，先后到达沈阳附近，加筑工事，以固防守。此时，解放军大部队已对沈阳形成包围态势，并有局部战斗。国屏先生认为时机已到，乃与中共李代表商议，议定由国屏先生将亲信部队安排在第一道防线，待解放军发起进攻，则以节约兵力为由，迅速退守第二道防线，以强迫周福成下令起义。事后得知，李代表因通过战地盘询致误，未与解放军总部及时取得联系。待解放军发起进攻，５３军官兵退守第二道防线时，国屏先生情急之下乃约兵团蒋参谋长、５３军参谋长和王理寰师长一同向周福成请求，说明全军已不欲战。周大发雷霆。王师长见势不妙，将国屏先生约到室外说：“副军长你再跟他说去，我先走一步，必要时我好行动，不然咱两人都被押起来，那就没办法了。”国屏先生心知他想逃跑，但却利用了王的这番话对周形成了威胁。国屏先生随即回屋向周摊牌：“今天的事不是发脾气能完的，我的话不是我个人的意思，是代表全军，是为了救全军，更重要的是救你，救你不当战犯。”周又大怒：“再说我要对你不客气了?选”国屏先生对答：“我今天敢说这些话是有决心、有准备的，决不怕死，要怕死就不说了。我内有全军支持，外有共产党的援助，你知道王师长为什么先走，你若对我有什么，他马上就行动起来。不信你问杨副官，他在场听见的。”周即问杨，杨说：“王师长是这么说的。”周福成仰床长叹一声：“赵镇藩你真算对得起我呀！”就不再说了。赵见周似有软化，继而请周最亲信的上司苏炳文总参议向周继续做工作，又赴和平保乡会开会，说明周的情况。会议决定推举国屏先生负起义军事总责，推举辽宁师管区司令赵毅为代表前去与中共接洽。待国屏先生开会回来，发现周福成已易服而去。知局势已完全控制，国屏先生即速赶赴电厂，取消周福成破坏电厂的命令，布置加强警戒，防止破坏。随后解放军第三纵队政委罗星文前来办理一切有关起义事宜。国屏先生汇报了各项经过情况，商定缮造所有人员、武器、马匹、弹药等名册，午后三时交罗。待午后开会时，来了几位着便装的，将罗唤出。罗返回时，宣布原定起义改为放下武器。就这样，沈阳在不流血，不遭破坏的情况下，于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日宣告解放。
选择山西，重新塑造自我
沈阳解放后，国屏先生在北平闲居，与一些好友商议实业救国。他以自己的一点积蓄和向亲友借助，凑了１５两黄金，与人合作办工厂，不到一年，本利无归，生活几无着落。１９５０年４月，李克农（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雪通过中央组织部将国屏先生介绍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知国屏先生生活拮据，由政府救济其小米３０００斤。１９５１年４月，由政务院介绍他到其军事训练部研究室任研究员。１９５２年底，周恩来召见国屏生生，意欲让他到下面做点实际工作，当时提出两处地方：一是南京，一是山西。国屏先生选择了山西。１９５３年国屏先生被安排到山西省政府参议室，１９５５年４月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
自新中国成立，国屏先生即将原名赵镇藩改为赵国屏，以示“旧我已死，新我诞生”。在交通厅工作期间，厅党组对国屏先生十分尊重，要求他大胆放手工作，让他做到有职有权。国屏先生却一再说，自己是来学习，来改造的，要求党组监督他，帮助他，让他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国屏先生在交通厅工作了１３年，直到１９６７年去世。１３年间，他始终坚持做到服从党的领导，努力学习，不断改造思想，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生活艰苦朴素，不搞特权。
一次，国屏先生去汾阳汽车运输公司出差，午餐时，公司在小餐厅安排了一桌饭菜，可到处找不到他们的赵厅长。后来发现他挟着一个大碗和工人们一起排队，一边聊天，一边等着买饭。
又一次，春运期间，国屏先生出差去侯马汽车运输公司，发现候车室保温桶内无水，便对随行人员说：“咱俩去抬水吧。”等水抬回到半路，被站长发现，要批评站务员，国屏先生不让，说他们都很忙，我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国屏先生待人和蔼可亲。１０余年来，无论在工作岗位或在家里，从未见他发过一次脾气，训斥过一个人。他见人总是笑脸相迎，轻言细语，问长问短。他在家时，无论大小干部，或通讯员，或修理工人来了，他总要起身相迎，走时亲送到门口，１０余年如一日，即使在病中，也不失礼节。笔者常见此情景，深受教育和感动。
胡志明主席曾数次来华访问，每次都问及国屏先生。家人得知，都劝他去北京见见胡主席。国屏先生回答：“他国事繁忙，不必打扰他。”
省政府给交通厅配有一辆卧车，规定是厅长专用。国屏先生常对司机说：“我事情不多，他们比我忙，还是让他们?穴指其他副厅长?雪多坐吧。”
国屏先生有子女１２人，在山西身边抚养的有７人，到他们参加工作时，国屏先生没有为任何一个子女的工作找任何部门说过一句话。其中两个是师范和中专毕业，由国家分配，另三儿一女都当了工人，没有一人在交通系统。
国屏先生去世，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任何遗产，只有他的为人。
（责编雷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