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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十年来的收获与发展
李德顺在2008年第8期《理论视野》上撰文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30年来的发展有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我们的哲学实际上已经基本走出了过去的哲学体系模式，一个具有时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在酝酿和形成。第二个基本估计是形成和发展具有时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有其不可忽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前，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种阻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对于有些人来讲，传统的哲学体系已经被认定为哲学旗帜，所以建构哲学新形态就是“丢旗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另一种阻力来自于思维水平。我们有些人的思想方法跟不上时代、世界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实践方面的尖锐挑战，也没有深入挖掘和提炼实践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一些社会实践已经证明正确合理的新道理。
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一方面成功深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如下两个危机：一个是文本危机。我们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都是经过苏联整理、翻译、解释的，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研究和整理非常不够，差距很大，我们说惯了的那些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究竟有多少根据，有什么样的根据，很多难以说清，所以现在我们要自己学习和掌握第一手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是现实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历史研究问题。但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面前却显得较为落后和被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实面前，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失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失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搞“左”的那一套纯政治意识形态化、理论研究纯宣传化有关。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及教训
王静在2008年9月25日《文汇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已进入了全面深层次的大爆发阶段。我们该如何认识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哪些警示？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第二，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
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其次，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Nasdaq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再次，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出发
邓聿文在2008年10月13日《中国经营报》上撰文指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村的改革发展。选择农村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有三个因素，一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中国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作为一种纪念，30年后改革从农村再出发，是对过去改革的呼应。二是从农村本身来看，确有再改革的必要。三就是农村的改革发展与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三大问题——内需问题、粮食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息息相关。而这后一因素，是此次全会再启农村改革的一个最重要背景。
要解决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三大问题，必须先解决目前农村面临的上述棘手难题。其中，土地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又是当前农村乃至中国改革的关键之关键。
现行土地制度的特点是土地归集体（实际是政府）所有，农民则有使用权。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常受到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侵害。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在暂时还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前提下，明晰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为此，可以像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土地“永包制”，即在土地权的基础上，农民承包权永远不变，承包权可以转让、抵押、继承，甚至允许宅基地流转。
另一方面，作为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统筹城乡的真正障碍，真正的障碍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应对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经济利益分配等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逐步剥离现行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制度。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和未来
陈锡文在2008年10月13日《财经》上撰文指出：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考察时指出，“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全新的表达。“长久不变”，我理解就是要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确保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这意味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仅不会变，而且承包期满后也不变。如果真正做到“长久不变”，就意味着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只能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割断农村人口的变动和农地变动的联系。凡是农民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今后不应再调整。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理办法，学术界对此议论较多，大多认为是农地制度改革的一种突破。依我看，目前学术界热议、地方政府积极试点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更多地是出于增加建设用地的考虑，至少主要不是为了保护耕地资源、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国放大，土地用途管制就没有了，整个土地管理制度就会被颠覆。
从目前的实验看，有的地方，以“城乡统筹”为名，搞农民集中居住，农民搬进了多层甚至高层楼房，看上去很美，但农民失去了宅基地使用权，地方政府却由此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农民集中居住，彻底改变了农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得失成败尚待研究，不可冒进。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的土地冲突和矛盾，首先，必须解决现有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一是两种土地所有制的边界；二是改变农地所有权的依据和程序；三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界定。这三大问题，必须有一个总体的、系统的改革，不能零打碎敲。只有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消弭现有土地矛盾和冲突。依我看，现在完善法律和法规的相关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逐步成熟。
其次，在上述三大问题暂时没有解决的当前，最为重要的还是要稳定农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也就是说，尽管现有法律存在缺陷和漏洞，但在没有修改完善之前，地方各级政府和单位、个人依然要有所遵循，不能因为法律有缺陷就为所欲为。
李德顺在2008年第8期《理论视野》上撰文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30年来的发展有两个基本估计：第一个基本估计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我们的哲学实际上已经基本走出了过去的哲学体系模式，一个具有时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正在酝酿和形成。第二个基本估计是形成和发展具有时代高度和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有其不可忽视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当前，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面临着两方面的阻力。一种阻力来自于意识形态。对于有些人来讲，传统的哲学体系已经被认定为哲学旗帜，所以建构哲学新形态就是“丢旗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另一种阻力来自于思维水平。我们有些人的思想方法跟不上时代、世界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实践方面的尖锐挑战，也没有深入挖掘和提炼实践发展中产生的新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一些社会实践已经证明正确合理的新道理。
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一方面成功深刻，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如下两个危机：一个是文本危机。我们过去读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都是经过苏联整理、翻译、解释的，对于我们来说是第二手的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发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研究和整理非常不够，差距很大，我们说惯了的那些话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究竟有多少根据，有什么样的根据，很多难以说清，所以现在我们要自己学习和掌握第一手的马克思主义。
另一个是现实性危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面对现实、面对历史研究问题。但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实面前却显得较为落后和被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现实面前，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失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失语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和我们搞“左”的那一套纯政治意识形态化、理论研究纯宣传化有关。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及教训
王静在2008年9月25日《文汇报》上撰文指出美国次贷危机已进入了全面深层次的大爆发阶段。我们该如何认识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哪些警示？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上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第二，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
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
其次，发展虚拟经济必须和实体经济紧密结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其实已经告诫我们，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Nasdaq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再次，必须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本来可以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效率，但当风险足够大时，分散风险的链条也可能变成传递风险的渠道，美国的次贷风暴即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出发
邓聿文在2008年10月13日《中国经营报》上撰文指出：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农村的改革发展。选择农村作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有三个因素，一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中国改革，正是从农村开始的，作为一种纪念，30年后改革从农村再出发，是对过去改革的呼应。二是从农村本身来看，确有再改革的必要。三就是农村的改革发展与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三大问题——内需问题、粮食问题、社会稳定问题——息息相关。而这后一因素，是此次全会再启农村改革的一个最重要背景。
要解决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三大问题，必须先解决目前农村面临的上述棘手难题。其中，土地问题和户籍制度问题又是当前农村乃至中国改革的关键之关键。
现行土地制度的特点是土地归集体（实际是政府）所有，农民则有使用权。这使得农民的利益常受到政府和其他利益集团的侵害。必须改变这种状况。在暂时还不能实行土地私有化的前提下，明晰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为此，可以像一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实行土地“永包制”，即在土地权的基础上，农民承包权永远不变，承包权可以转让、抵押、继承，甚至允许宅基地流转。
另一方面，作为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制度鸿沟，户籍制度本身并不是统筹城乡的真正障碍，真正的障碍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应对社会保障、计划生育、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经济利益分配等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清理，逐步剥离现行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制度。
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现实和未来
陈锡文在2008年10月13日《财经》上撰文指出：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安徽小岗村考察时指出，“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是全新的表达。“长久不变”，我理解就是要稳定现有土地承包关系，确保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长期稳定。这意味着，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不仅不会变，而且承包期满后也不变。如果真正做到“长久不变”，就意味着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只能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割断农村人口的变动和农地变动的联系。凡是农民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获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今后不应再调整。
近年来，一些地方出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理办法，学术界对此议论较多，大多认为是农地制度改革的一种突破。依我看，目前学术界热议、地方政府积极试点的“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更多地是出于增加建设用地的考虑，至少主要不是为了保护耕地资源、保证农民的土地权益。如果上述做法在全国放大，土地用途管制就没有了，整个土地管理制度就会被颠覆。
从目前的实验看，有的地方，以“城乡统筹”为名，搞农民集中居住，农民搬进了多层甚至高层楼房，看上去很美，但农民失去了宅基地使用权，地方政府却由此获得更多的建设用地。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农民集中居住，彻底改变了农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得失成败尚待研究，不可冒进。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的土地冲突和矛盾，首先，必须解决现有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一是两种土地所有制的边界；二是改变农地所有权的依据和程序；三是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界定。这三大问题，必须有一个总体的、系统的改革，不能零打碎敲。只有解决上述三个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消弭现有土地矛盾和冲突。依我看，现在完善法律和法规的相关条件已经具备，时机也逐步成熟。
其次，在上述三大问题暂时没有解决的当前，最为重要的还是要稳定农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也就是说，尽管现有法律存在缺陷和漏洞，但在没有修改完善之前，地方各级政府和单位、个人依然要有所遵循，不能因为法律有缺陷就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