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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几乎处于同时代的柏拉图和孟子生活在地球的东西两端，并且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都成为人类精神的高峰。同样经历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他们面对这样的社会現状从人之德性出发各自提出了自己的“四德说”，以期实现国家之德政目的。本文首先对柏拉图与孟子各自 “四德说”的内容分别进行简要介绍，然后深入分析比较了这两种德性学说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并借此来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相通，以求促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补。
【关键词】：柏拉图;孟子;“四德说”;比较分析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是一个伟大而神奇的时代，就如余秋雨在《中华文化的记忆》文中所说它“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代地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年龄对比如下：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柏拉图大41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以上说明，他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并且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都成为人类精神的高峰。虽没有如今东西方这样的联系与沟通，但他们各自在思考着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人类永恒话题——人类德性。本文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四种德性与孟子并提的四种德性进行比较分析，为今天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补之路进行探寻。
一、背景比较
柏拉图（约前427一前347年）和孟子（约前390一前305年），都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出生于西方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孟子同样也是当时鲁国一位贵族的后裔。
1、同处社会大变革时期，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伦理道德败坏
柏拉图经历了希腊奴隶制国家民主政体由盛到衰的变化，苏格拉底之死更是让他对希腊社会的现状产生厌恶，在雅典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遭到极大破坏。孟子所处的时代正值战国中期，诸侯争霸各地战乱不断，奴隶制被打破，封建制开始形成和确立。周天子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都想称霸天下，早已是“礼崩乐坏”。
2、柏拉图处于民主政体城邦制，而孟子处于封建宗法制
虽然他们都经历过奴隶制时期，但东西方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历史上古希腊最早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且发展的比较充分和典型，对氏族社会的传统清算的比较彻底，对城邦公民进行着民主的管理和统治。在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解体并不完全，宗法制度和思想仍有大量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带有浓厚的氏族血缘色彩。
二、两种“四德说”的主要内容
1、柏拉图的“四德说”
《理想国》开篇便提到“正义”这一目标，在讨论追寻中用城邦和灵魂的类比引申出了其他三种德性：智慧、勇气、节制。首先找到的是智慧。关于智慧柏拉图首先把它确定为一种知识，因为优秀的判断力必然依靠的是知识，而不是无知。一个城邦中存在着多门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但这些知识只能保证城邦中部分的完善。而属于智慧的知识是有关统治整个城邦的知识，这种知识只为占城邦中少数的统治者掌握。对于个人来说则需要掌握整个灵魂，使个人成为一个正义之人。
第二个德性就是勇气。倘若称一个城邦胆小或勇猛，我们必然首先在它的护卫者身上可以做出判断，而不是其他阶层的人。关于勇气，它属于护卫者阶层，是关于某种信念的坚守精神。对这一信念的坚守由法律通过教育进行培植，让护卫者懂得什么东西可畏，对于不可畏者无论在痛苦、欢乐、欲望、恐惧等所有情况中都不可抛弃。
第三中德性就是节制。它是一种对某些欢乐和欲望的制约，就是要强于自己。所谓“强于自己”就是灵魂中较优秀和较低劣的部分，当较优秀的部分根据其本性控制较弱的部分。节制与智慧和勇气相比是一种共鸣与和谐，因为它不分优秀和低劣“真正分布于整个城邦，被所有人分享”，但并非所有人人都可以做到节制。由于欲望、欢乐、悲伤更普遍的存在于大多数本质低劣的人中，因此为了整个城邦的节制，大部分人就需要受到为数很少、本质高尚者的情操和节制精神制约。
最后一个德性就是正义。“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可被公认为是正义”，即各司其职。正义并非智慧、勇气和节制突出于某阶层的拥有，而是要求每个阶层的人都分有并且都要很好的做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城邦的正义。正义在这里更有统率其他三种德性的地位，如果没有正义其他三种德性也会随之消失。对于个人而言，人类灵魂如同城邦拥有“三个阶层”，即理性、激情和欲望。个人要达到正义必须用理性统治灵魂，并用激情抑制欲望。
正义是最高的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分别从知识、信念来要求个人自身，做一个正义之人，那么由此组成的城邦便也是正义的。
2、孟子的“四德说”
在孟子之前孔子就提出了“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经孟子的发展将这四种德性并提，且作了充分而集中的阐述发挥。孟子认为“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 恶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的本性具备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充分扩充这“四心”就可以达到四德。
“仁”源出《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指人所具有的一种好品德。先秦儒家重视“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义， 原有己之威仪、美善、适宜之意， 后来逐渐成为表示“应该”的道德准则规范的总称。孟子讲“羞恶之心，义也”，也就是人应该有判断羞恶的能力，为人处事要与一定的准则相适应。在多数情况下将义与利并举，“义”指社会整体利益，“利”指一己私利。儒家主张“义以为上”、“舍生取义”，将社会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当利益发生冲突时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礼，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精神，最先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祀，后来逐渐增强了政治、伦理的意义。礼的含义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一是指整个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总称;二是指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所谓“礼者，德之基也”;三是强调“敬”和“让”，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道德规范，即“礼让”;四是礼仪、礼节仪式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正如孟子所说“恭敬之心，礼也”，主要指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有恭敬、谦让的精神和行为，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顺畅。 “是非之心，智也。”就是指明辨是非，过一种智慧的生活。《中庸》把智与仁勇并称为“天下之达德”。智，也有理智、智慧的意思。所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樂水，仁者乐山”。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
三、两种“四德说”之比较分析以及启示
几乎处于同时代的两位哲人地球上分属东西，在自然和社会环境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情况中各自创造着人类文化的精神高峰。对他们分别提出的“四德说”从内容和实现途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一）德性的内容
1、异中之同：实现共同的德政目的。
同处于社会动荡时期，对于国家政治抱有相同的期待，柏拉图提出哲学王，而孟子则是仁政，即二者都希望实现德政。柏拉图讲“四德”与实现理想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者用“智慧”为国家谋划;护卫者用“勇气”尽心保卫;各个阶层用“节制”来控制欲望;最后通过各司其职来实现国家的正义。孟子将“四德”从“不忍人之心”出发，已达到“行不忍人之政”，他认为“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2、同中之异：前者强调理性，后者突出感情。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多次强调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要有秩序，需要用理性来统率激情和欲望。智慧无论是对城邦还是个人，都要用理性知识指导整体的运转;勇敢要有理性做支撑，来始终如一坚守信念;做到对欲望的节制，则需要理性来控制;当所有的都能够在理性安排下各司其职的时候，正义便可以实现了。总之，理性是柏拉图“四德”说的精神。
与柏拉图所强调的不同，孟子突出了感情的作用。他提出“四德”是建立在四端，即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的基础上，除了是非之心可以说都与人的各种感情密切相关。儒家思想体系的“仁”更是强调要“爱人”，这就需要有人性中美好的感情发挥作用。总之，感情是孟子“四德”说的基础。
其实，理性和感性也是哲学伦理中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命题。西方的尚理，促进了西方法制等社会理性方面的建设，但是从古希腊到近代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对理性的过分推崇，也让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家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从而掀起了各种如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等反理性的思潮。
（二）德性的实现途径
个人，构成了心理学的基础，即自我。“自我”概念在心里学上是在1890年由威廉·詹姆士首次提出的，但自我观念的关注则从很早就开始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孟子，在他们提出的“四德说”都从个人层面为社会中人之行为提供了规范和要求，但对个人的认识以及个人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些德性，却存在很大的区别。
1、自我观念的区别
柏拉图认为单个的人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灵魂中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 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给人下定 义。前者强调独立于他人的个体，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可以与他人分开来的个体，或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一个人的人格及特点。”后者则强调个体是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
2、德性的实现途径
柏拉图的“四德”：正义的实现就是各司其职，对个体来讲也就是自己做好区别于他人的自己事情;智慧，对个人德性的实现来说则是个体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勇敢，则要求个体懂得什么可畏和不畏，由此而一直坚守这种对畏惧事物的信念;最后的节制，则更加强调个体自身存在内优和劣的部分，需要优秀的部分控制低劣部分，从而做到强于自己。从上面的四种德性实现的途径可以看出，柏拉图强调独立于他人的个体自身在这四个方面的的完善，来分别达到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从而成为一个有美德之人，即注重道德的外铄，个人是一个本质的自我。
孟子的“四德”：仁，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仁者，爱人”，对待所有的人都要有恻隐之心，也就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要有爱心、关怀之心和同情之心;义更是强调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恭敬之心，礼也”，也是强调要实现“礼”之德性，就是要对他人恭敬谦让;最后要过一种智慧的生活，与成为一位仁者密切相关。四种德性的实现无不与他人相关，只有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而达到内化才能够成为有德之人，即强调道德的内化，个人是一个关系的自我。
不只是柏拉图，强调个体自我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在培养独立自我的同时，个体中心主义也成为西方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中华文化注重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传统可以为西方解决此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而中华文化中人际关系的繁重在西方独立、自由思想的传播影响中，人们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定位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在与西方文化沟通交流中进行学习和比较可以更好的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吸收人类文化精华、剔除中华文化历史遗留糟粕对其进行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 中华文化的记忆 [J].国学， 2007， （9）： 4-13.
[2] 覃筱曼.柏拉图的“四德说”和孟子的“四德说”之比较[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1）： 14-20.
[3]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4] 温克勤.仁义礼智的形成和基本内涵[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6）：32-34
[5] 刘余莉.仁义礼智信研究三十年[J].河南社会科学，2010，18（1）：187-190
[6] 樊浩. “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中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比较[J].学术研究，1993， （4）： 57-61.
[7] 徐瑞青.独立的自我与依存的自我——中西自我观念差议论[J].学术月刊，1995（1）：31-37
【关键词】：柏拉图;孟子;“四德说”;比较分析
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是一个伟大而神奇的时代，就如余秋雨在《中华文化的记忆》文中所说它“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代地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他们的年龄对比如下：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柏拉图大41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以上说明，他们确实是同时代人，并且他们所代表的东西方文化都成为人类精神的高峰。虽没有如今东西方这样的联系与沟通，但他们各自在思考着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人类永恒话题——人类德性。本文就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四种德性与孟子并提的四种德性进行比较分析，为今天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互补之路进行探寻。
一、背景比较
柏拉图（约前427一前347年）和孟子（约前390一前305年），都是公元前四世纪的哲学家。柏拉图出生于西方雅典的一个贵族家庭，孟子同样也是当时鲁国一位贵族的后裔。
1、同处社会大变革时期，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伦理道德败坏
柏拉图经历了希腊奴隶制国家民主政体由盛到衰的变化，苏格拉底之死更是让他对希腊社会的现状产生厌恶，在雅典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遭到极大破坏。孟子所处的时代正值战国中期，诸侯争霸各地战乱不断，奴隶制被打破，封建制开始形成和确立。周天子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各诸侯都想称霸天下，早已是“礼崩乐坏”。
2、柏拉图处于民主政体城邦制，而孟子处于封建宗法制
虽然他们都经历过奴隶制时期，但东西方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欧洲历史上古希腊最早进入奴隶制社会，并且发展的比较充分和典型，对氏族社会的传统清算的比较彻底，对城邦公民进行着民主的管理和统治。在中国古代，氏族社会的解体并不完全，宗法制度和思想仍有大量保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仍然带有浓厚的氏族血缘色彩。
二、两种“四德说”的主要内容
1、柏拉图的“四德说”
《理想国》开篇便提到“正义”这一目标，在讨论追寻中用城邦和灵魂的类比引申出了其他三种德性：智慧、勇气、节制。首先找到的是智慧。关于智慧柏拉图首先把它确定为一种知识，因为优秀的判断力必然依靠的是知识，而不是无知。一个城邦中存在着多门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但这些知识只能保证城邦中部分的完善。而属于智慧的知识是有关统治整个城邦的知识，这种知识只为占城邦中少数的统治者掌握。对于个人来说则需要掌握整个灵魂，使个人成为一个正义之人。
第二个德性就是勇气。倘若称一个城邦胆小或勇猛，我们必然首先在它的护卫者身上可以做出判断，而不是其他阶层的人。关于勇气，它属于护卫者阶层，是关于某种信念的坚守精神。对这一信念的坚守由法律通过教育进行培植，让护卫者懂得什么东西可畏，对于不可畏者无论在痛苦、欢乐、欲望、恐惧等所有情况中都不可抛弃。
第三中德性就是节制。它是一种对某些欢乐和欲望的制约，就是要强于自己。所谓“强于自己”就是灵魂中较优秀和较低劣的部分，当较优秀的部分根据其本性控制较弱的部分。节制与智慧和勇气相比是一种共鸣与和谐，因为它不分优秀和低劣“真正分布于整个城邦，被所有人分享”，但并非所有人人都可以做到节制。由于欲望、欢乐、悲伤更普遍的存在于大多数本质低劣的人中，因此为了整个城邦的节制，大部分人就需要受到为数很少、本质高尚者的情操和节制精神制约。
最后一个德性就是正义。“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这就可被公认为是正义”，即各司其职。正义并非智慧、勇气和节制突出于某阶层的拥有，而是要求每个阶层的人都分有并且都要很好的做到，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城邦的正义。正义在这里更有统率其他三种德性的地位，如果没有正义其他三种德性也会随之消失。对于个人而言，人类灵魂如同城邦拥有“三个阶层”，即理性、激情和欲望。个人要达到正义必须用理性统治灵魂，并用激情抑制欲望。
正义是最高的美德，智慧、勇敢和节制分别从知识、信念来要求个人自身，做一个正义之人，那么由此组成的城邦便也是正义的。
2、孟子的“四德说”
在孟子之前孔子就提出了“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经孟子的发展将这四种德性并提，且作了充分而集中的阐述发挥。孟子认为“侧隐之心，人皆有之;羞 恶之心，人皆有之;恭 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人的本性具备四个善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这是人与其他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充分扩充这“四心”就可以达到四德。
“仁”源出《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指人所具有的一种好品德。先秦儒家重视“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义， 原有己之威仪、美善、适宜之意， 后来逐渐成为表示“应该”的道德准则规范的总称。孟子讲“羞恶之心，义也”，也就是人应该有判断羞恶的能力，为人处事要与一定的准则相适应。在多数情况下将义与利并举，“义”指社会整体利益，“利”指一己私利。儒家主张“义以为上”、“舍生取义”，将社会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个人与社会整体之间，当利益发生冲突时调节二者之间的关系。
礼，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精神，最先起源于上古时期的宗教祭祀，后来逐渐增强了政治、伦理的意义。礼的含义丰富，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一是指整个的社会等级制度、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的总称;二是指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所谓“礼者，德之基也”;三是强调“敬”和“让”，作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道德规范，即“礼让”;四是礼仪、礼节仪式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事之道。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正如孟子所说“恭敬之心，礼也”，主要指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要有恭敬、谦让的精神和行为，保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顺畅。 “是非之心，智也。”就是指明辨是非，过一种智慧的生活。《中庸》把智与仁勇并称为“天下之达德”。智，也有理智、智慧的意思。所谓“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樂水，仁者乐山”。智，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实现仁的重要条件。
三、两种“四德说”之比较分析以及启示
几乎处于同时代的两位哲人地球上分属东西，在自然和社会环境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的情况中各自创造着人类文化的精神高峰。对他们分别提出的“四德说”从内容和实现途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比较。
（一）德性的内容
1、异中之同：实现共同的德政目的。
同处于社会动荡时期，对于国家政治抱有相同的期待，柏拉图提出哲学王，而孟子则是仁政，即二者都希望实现德政。柏拉图讲“四德”与实现理想国有着密切的关系：统治者用“智慧”为国家谋划;护卫者用“勇气”尽心保卫;各个阶层用“节制”来控制欲望;最后通过各司其职来实现国家的正义。孟子将“四德”从“不忍人之心”出发，已达到“行不忍人之政”，他认为“天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2、同中之异：前者强调理性，后者突出感情。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多次强调不管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要有秩序，需要用理性来统率激情和欲望。智慧无论是对城邦还是个人，都要用理性知识指导整体的运转;勇敢要有理性做支撑，来始终如一坚守信念;做到对欲望的节制，则需要理性来控制;当所有的都能够在理性安排下各司其职的时候，正义便可以实现了。总之，理性是柏拉图“四德”说的精神。
与柏拉图所强调的不同，孟子突出了感情的作用。他提出“四德”是建立在四端，即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的基础上，除了是非之心可以说都与人的各种感情密切相关。儒家思想体系的“仁”更是强调要“爱人”，这就需要有人性中美好的感情发挥作用。总之，感情是孟子“四德”说的基础。
其实，理性和感性也是哲学伦理中源远流长、历久弥新的命题。西方的尚理，促进了西方法制等社会理性方面的建设，但是从古希腊到近代以及德国古典哲学对理性的过分推崇，也让现代和后现代的哲学家看到了其中的弊端，从而掀起了各种如后现代主义、虚无主义等反理性的思潮。
（二）德性的实现途径
个人，构成了心理学的基础，即自我。“自我”概念在心里学上是在1890年由威廉·詹姆士首次提出的，但自我观念的关注则从很早就开始了。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孟子，在他们提出的“四德说”都从个人层面为社会中人之行为提供了规范和要求，但对个人的认识以及个人通过何种途径实现这些德性，却存在很大的区别。
1、自我观念的区别
柏拉图认为单个的人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灵魂中又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理性、激情和欲望。而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谓“仁者，人也”，“仁”是“人”字旁一个“二”字，也就是说，只有 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给人下定 义。前者强调独立于他人的个体，用韦伯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可以与他人分开来的个体，或是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一个人的人格及特点。”后者则强调个体是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
2、德性的实现途径
柏拉图的“四德”：正义的实现就是各司其职，对个体来讲也就是自己做好区别于他人的自己事情;智慧，对个人德性的实现来说则是个体需要掌握一定的知识;勇敢，则要求个体懂得什么可畏和不畏，由此而一直坚守这种对畏惧事物的信念;最后的节制，则更加强调个体自身存在内优和劣的部分，需要优秀的部分控制低劣部分，从而做到强于自己。从上面的四种德性实现的途径可以看出，柏拉图强调独立于他人的个体自身在这四个方面的的完善，来分别达到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从而成为一个有美德之人，即注重道德的外铄，个人是一个本质的自我。
孟子的“四德”：仁，最核心的意思就是“仁者，爱人”，对待所有的人都要有恻隐之心，也就是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要有爱心、关怀之心和同情之心;义更是强调要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恭敬之心，礼也”，也是强调要实现“礼”之德性，就是要对他人恭敬谦让;最后要过一种智慧的生活，与成为一位仁者密切相关。四种德性的实现无不与他人相关，只有处理各种社会关系而达到内化才能够成为有德之人，即强调道德的内化，个人是一个关系的自我。
不只是柏拉图，强调个体自我是西方文化的传统，在培养独立自我的同时，个体中心主义也成为西方越来越关注的问题，中华文化注重处理与他人关系的传统可以为西方解决此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法。而中华文化中人际关系的繁重在西方独立、自由思想的传播影响中，人们的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定位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在与西方文化沟通交流中进行学习和比较可以更好的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吸收人类文化精华、剔除中华文化历史遗留糟粕对其进行继承和发扬。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 中华文化的记忆 [J].国学， 2007， （9）： 4-13.
[2] 覃筱曼.柏拉图的“四德说”和孟子的“四德说”之比较[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1）： 14-20.
[3]柏拉图.理想国[M].王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4] 温克勤.仁义礼智的形成和基本内涵[J].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7（6）：32-34
[5] 刘余莉.仁义礼智信研究三十年[J].河南社会科学，2010，18（1）：187-190
[6] 樊浩. “中国四德”与“希腊四德”——中西方道德价值体系的比较[J].学术研究，1993， （4）： 57-61.
[7] 徐瑞青.独立的自我与依存的自我——中西自我观念差议论[J].学术月刊，1995（1）：3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