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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里按照审美的形态特征的差异，可以把文学作品分为优美、崇高、悲剧、滑稽、怪诞五种类型。一般而言，作品中体现人类同大自然或者社会之间的激烈冲突和顽强的斗争都属于崇高范畴；在冲突的过程中失败、死亡、惨遭不幸的就属于悲剧范畴；冲突和斗争最后的结局是人类取得了胜利这就是优美范畴；人类的有益无害的反常的行为或者活动可以归类到滑稽范畴；人类的无益有害的极端的反常的活动就是我们说的怪诞范畴。
中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到对于这五种审美理念的诠释，可以说是五美俱全。比如中国文学经典小说《水浒传》里的好汉李逵，他的形象就是多元而鲜活的。他武艺高强、疾恶如仇、这属于崇高；他对高堂老母，敬爱、孝顺，这些属于优美；他对宋江赤胆忠心、反对招安最后被投降派用毒药害死，这不得不说是悲剧；他被张顺骗入江中，被江水灌个半死，却怎么也不肯认输，这属于滑稽；他的老母亲被老虎吃掉了，他在激杀老虎的时候，大刀齐根儿没入老虎的粪门，这处细节描写，就是怪诞。
西方经典，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大家熟悉的悲剧。两个世仇家族的年青人，演绎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生死之恋。除了悲剧美之外，恋爱中的情侣对爱情的美好比喻是那么的文辞优美；为了爱情可以放弃生命，这样的情感投入是那么的崇高可敬；剧中有些角色风趣幽默的逗乐，在悲剧之中透处了滑稽；朱丽叶服药假死，让罗密欧误会在伤心之中自杀殉情，她刚刚复活又马上自杀，这样的情节就是怪诞。
在五美之中的怪诞美，因其反常的思维体现出来的陌生性和超现实性，可以引发出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感、怪异感和魔幻感。但是，同样是反常思维的怪诞美，在中西方不同的作品里，体现出的深意，却有较大差别。透过中西方文学里不同的怪诞，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深层中思维与价值之间的不同。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里描写到，科学院的那些科学家们研究的内容很多，有的“埋头设计从黄瓜里提出阳光来”，有的想“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有的钻研“如何把冰烧成火药”，有的人希望能做到让瞎了眼的人用触觉和嗅觉来分辨颜色。
贾平凹的《怀念狼》里也描绘了怪诞的细节：“狗却在桌子下捉苍蝇，叭，一巴掌拍在桌后的墙上，墙上落着的不是苍蝇，是一枚钉子，气得骂：汪，汪！” “也有狼抱根木头从和那边游过来，在岸上的树杈上跳，就有一只狼跳上去把头挂在树杈上吊死了”“随之煎好的浆水酸菜也端出来， 还端出来一只蒸全鸡，但是木刻的，敲着嘣嘣响。”
这两个作品里都提到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事，但是，小说里的事物都是怪诞和反常规的。但是，同样的反常，斯威夫特的反常相对理性，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贾平凹的反常相对感性，充满情绪化。从这个点可以折射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和蒲松龄《聊斋志异》都是超现实的作品，其中都写到了做恶人死后在阴间受惩罚的故事。萨特描写了两女一男三个死去的人的灵魂被囚困在阴间的一所小房子里。男人在这里一直追求着其中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同性恋，他讨厌这个男人，一直追求着另一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是个异性恋，他回避这个女人的追求而一直苦苦的追求着这个男人。就这样，他们互相追逐又互相排斥，他们无法分开，不能休息不能死去，互相折磨，生不如死。这里没有刀山火海，没有酷刑，他人的折磨，对“我”来说就是地狱。这三个就是生前杀人的罪人，西方宗教认为精神高于肉体，精神折磨比肉体折磨更让人痛苦，所以这个怪诞的情节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框架中构成的。
《续黄粱》是《聊斋志异》中的一个名篇。曾生在梦中做了宰相，但是因为胡作非为最后落个被皇帝抄家，又被大盗杀死的悲惨下场。在他做官的时候，他受贿贪赃共得金银221万两，这些钱被小鬼用大锅烧化，再用勺子灌进他嘴里，烧得他内脏都烧焦了。他活着的时候只是嫌自己的金银少，可是在地狱受罪的时候，他只恨自己贪污的金银多。中国的佛教最讲究因果报应，不过这种报应主要是对肉身的摧残和折磨。
希腊神话中，酒神送给国王弥达斯一个神奇的礼物，有了这个礼物，弥达斯无论碰到什么东西都会变成闪闪发光的金子，他手里的麦穗和水果都变成了黄金，刚开始他十分兴奋，但是他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他不经意的碰到餐桌中的饮料、面包……它们都变成了黄金。黄金面包让他断了牙齿，黄金的酒塞堵了他的喉咙。他绝望的打了自己的脸一下，结果他的脸也变成黄金的了。尽管最后被酒神消除了点金术，却长了一双驴耳。
中国的民间有个聚宝盆的神话故事。县令抢了本属于老百姓的聚宝盆，摆在自己家的庭院里，放一块银子能拿出十几块，放一匹不能出几十匹。县令的老父亲高兴的不得了，一不小心滑了进去，家人把他拉出来，里面还有一个，再拉又出来一个，一共拉出了一百多个。这一百多个父亲看到县令的母亲，都拉着她让她陪他们过夜，把县令的母亲衣服都撕扯烂了。县令想了很多的办法都不能把真的父亲分辨出来，于是哪个父亲都杀不得，只好都供养起来。后来，每天夜里，几里地外都能听到这些老父亲们争老婆的吵闹声。
在这两个民间小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东西方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不同。自然因素方面如，面包啊，酒神啊都是西方才有的，而绸缎是中国的“特产”。西方人的惩罚只是针对本人，所以，国王贪财，只是自己受惩罚。而中国人惩恶一般都牵连亲族朋党，所以聚宝盆制造出一群老爹去折磨县令的母亲。
各自独特的地理地貌、物产物象、民俗民风、气象气候……造成了东西方在文学作品的怪诞艺术中也有深层的差异和对立。但是无论作品的风格怎么迥异，怪诞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依然是相通的。
（作者单位：郑州工业贸易学校）
中西方优秀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看到对于这五种审美理念的诠释，可以说是五美俱全。比如中国文学经典小说《水浒传》里的好汉李逵，他的形象就是多元而鲜活的。他武艺高强、疾恶如仇、这属于崇高；他对高堂老母，敬爱、孝顺，这些属于优美；他对宋江赤胆忠心、反对招安最后被投降派用毒药害死，这不得不说是悲剧；他被张顺骗入江中，被江水灌个半死，却怎么也不肯认输，这属于滑稽；他的老母亲被老虎吃掉了，他在激杀老虎的时候，大刀齐根儿没入老虎的粪门，这处细节描写，就是怪诞。
西方经典，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大家熟悉的悲剧。两个世仇家族的年青人，演绎了一场荡气回肠的生死之恋。除了悲剧美之外，恋爱中的情侣对爱情的美好比喻是那么的文辞优美；为了爱情可以放弃生命，这样的情感投入是那么的崇高可敬；剧中有些角色风趣幽默的逗乐，在悲剧之中透处了滑稽；朱丽叶服药假死，让罗密欧误会在伤心之中自杀殉情，她刚刚复活又马上自杀，这样的情节就是怪诞。
在五美之中的怪诞美，因其反常的思维体现出来的陌生性和超现实性，可以引发出人们心灵深处的神秘感、怪异感和魔幻感。但是，同样是反常思维的怪诞美，在中西方不同的作品里，体现出的深意，却有较大差别。透过中西方文学里不同的怪诞，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深层中思维与价值之间的不同。
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里描写到，科学院的那些科学家们研究的内容很多，有的“埋头设计从黄瓜里提出阳光来”，有的想“怎样把人的粪便还原为食物”，有的钻研“如何把冰烧成火药”，有的人希望能做到让瞎了眼的人用触觉和嗅觉来分辨颜色。
贾平凹的《怀念狼》里也描绘了怪诞的细节：“狗却在桌子下捉苍蝇，叭，一巴掌拍在桌后的墙上，墙上落着的不是苍蝇，是一枚钉子，气得骂：汪，汪！” “也有狼抱根木头从和那边游过来，在岸上的树杈上跳，就有一只狼跳上去把头挂在树杈上吊死了”“随之煎好的浆水酸菜也端出来， 还端出来一只蒸全鸡，但是木刻的，敲着嘣嘣响。”
这两个作品里都提到我们生活中并不陌生的事，但是，小说里的事物都是怪诞和反常规的。但是，同样的反常，斯威夫特的反常相对理性，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贾平凹的反常相对感性，充满情绪化。从这个点可以折射出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萨特的《他人即地狱》和蒲松龄《聊斋志异》都是超现实的作品，其中都写到了做恶人死后在阴间受惩罚的故事。萨特描写了两女一男三个死去的人的灵魂被囚困在阴间的一所小房子里。男人在这里一直追求着其中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同性恋，他讨厌这个男人，一直追求着另一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是个异性恋，他回避这个女人的追求而一直苦苦的追求着这个男人。就这样，他们互相追逐又互相排斥，他们无法分开，不能休息不能死去，互相折磨，生不如死。这里没有刀山火海，没有酷刑，他人的折磨，对“我”来说就是地狱。这三个就是生前杀人的罪人，西方宗教认为精神高于肉体，精神折磨比肉体折磨更让人痛苦，所以这个怪诞的情节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框架中构成的。
《续黄粱》是《聊斋志异》中的一个名篇。曾生在梦中做了宰相，但是因为胡作非为最后落个被皇帝抄家，又被大盗杀死的悲惨下场。在他做官的时候，他受贿贪赃共得金银221万两，这些钱被小鬼用大锅烧化，再用勺子灌进他嘴里，烧得他内脏都烧焦了。他活着的时候只是嫌自己的金银少，可是在地狱受罪的时候，他只恨自己贪污的金银多。中国的佛教最讲究因果报应，不过这种报应主要是对肉身的摧残和折磨。
希腊神话中，酒神送给国王弥达斯一个神奇的礼物，有了这个礼物，弥达斯无论碰到什么东西都会变成闪闪发光的金子，他手里的麦穗和水果都变成了黄金，刚开始他十分兴奋，但是他没有高兴多久，因为，他不经意的碰到餐桌中的饮料、面包……它们都变成了黄金。黄金面包让他断了牙齿，黄金的酒塞堵了他的喉咙。他绝望的打了自己的脸一下，结果他的脸也变成黄金的了。尽管最后被酒神消除了点金术，却长了一双驴耳。
中国的民间有个聚宝盆的神话故事。县令抢了本属于老百姓的聚宝盆，摆在自己家的庭院里，放一块银子能拿出十几块，放一匹不能出几十匹。县令的老父亲高兴的不得了，一不小心滑了进去，家人把他拉出来，里面还有一个，再拉又出来一个，一共拉出了一百多个。这一百多个父亲看到县令的母亲，都拉着她让她陪他们过夜，把县令的母亲衣服都撕扯烂了。县令想了很多的办法都不能把真的父亲分辨出来，于是哪个父亲都杀不得，只好都供养起来。后来，每天夜里，几里地外都能听到这些老父亲们争老婆的吵闹声。
在这两个民间小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东西方自然因素、人文因素的不同。自然因素方面如，面包啊，酒神啊都是西方才有的，而绸缎是中国的“特产”。西方人的惩罚只是针对本人，所以，国王贪财，只是自己受惩罚。而中国人惩恶一般都牵连亲族朋党，所以聚宝盆制造出一群老爹去折磨县令的母亲。
各自独特的地理地貌、物产物象、民俗民风、气象气候……造成了东西方在文学作品的怪诞艺术中也有深层的差异和对立。但是无论作品的风格怎么迥异，怪诞这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依然是相通的。
（作者单位：郑州工业贸易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