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9月9日在与出席2014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企业家代表对话交流时表示，下一步继续重点推进金融与国企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遵循这一要求，各地方案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了各自的时间表。
自去年上海率先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国企改革20条”），打响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之后，各地陆续跟进，目前已有上海、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重庆、天津、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北京、廣东等省市明确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为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
搞改革不能“虚晃一枪”
中国经济报告：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对外表示，国资委将参与《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方案》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拟定，预计总共有71个文件出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企国资改革进行全覆盖。与上一轮国企改革相比，本轮改革方案的特点是什么？
张文魁：三中全会之后，很多地方陆续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但中央还没有具体方案，大家很关心。就地方指导意见来看，总的来说没有太多亮点。
与上一轮国企改革相比，大部分地方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所确定要做的事情不但进步不大，有些反而有所退步。比如，上一轮国企在放活中小国有企业方面，在推进股份合作制、管理层持股方面，在职工的身份转变和社保接轨方面，在处理遗留问题方面，其实都有很大力度，这一次很多地方的改革指导意见虽然也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有资产证券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就是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管理人员能上能下），但基本上是炒冷饭，而且软绵绵的，力度不大。
另外感觉许多地方指导意见虚多实少，原则性的内容多于实质性的内容，可以操作的改革措施并不多，所以，一些地方尽管出台改革指导意见，但出台之后的实际行动比较少。地方的改革指导意见也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那样只讲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就会落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俗套中，所以我担心政府部门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调调研、写写文件、开开会，虚晃一枪，最后变成走过场。
搞混合所有制不是“圈圈钱”
中国经济报告：具体而言，哪些地方国企改革可操作性细则推进得快？其重点难点问题是什么？
张文魁：有些地方的国企改革方案还是比较实在的，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提到北京市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到2020年要大部分实现股权多元化，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同时要加快董事会制度建设，等等。 湖北和贵州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也不错。不过总体而言，我对于地方上出台的国企改革指导只做一个谨慎的评价。
中国经济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今年以来各地的国企改革意见都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看来各方面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都很高，你认为下一步会出现一个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热潮吗？
张文魁：从地方上出台的文件来看，混合所有制基本上可以算是基本配置，这反映了各方面是非常认同国企产权改革的。国企改了很多年，改到深处是产权，产权改革是绕不开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整体改，还是零敲碎打地改？混合所有制在十多年前就大力推行过，但多数是在二级、三级企业等比较低的层面选部分企业做改革，回避了一级企业的整体改革。这种零敲碎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是不可以，但长期这么搞，只是做局部的改造，好像只是让一些小分队、先遣队去走市场化道路，但是旧体制的大本营还是留在那里，这就没有体现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魄力，随时可以准备退回旧体制，改革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圈资金，还是转机制？如果只是希望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拿钱来，占一点小股份，还是我来控制，还是老办法来管，这不就是圈圈钱而已吗？这其实转变不了机制。机制不转变，圈来的钱花完了怎么办？那就下一次再搞混合所有制，再去圈圈钱，这种自作聪明的所谓改革，能走得远吗？所以，各方面对于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很高的积极性，这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要看出发点是什么，到底是通过混合所有制解决国企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是解决国企机制不活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应是后者，而不是融资圈钱。现在许多混合所有制改革出发点就不对，态度不端正，就想着融资圈钱。改革不能耍小聪明，为什么现在民间资本对垄断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感兴趣？吸引它们的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喝点垄断的汤，但竞争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就不大，人家的钱凭什么给你去玩？
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之后应该是高管身份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习近平16字定调国企薪酬改革，根除“职务消费”；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适用企业总计72家，具体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央企。你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有何建议？
张文魁：最近高管薪酬改革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被当成国企改革举措。现在社会上对国企高管的高薪酬、高职务消费有意见，应该进行改革。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对高管的身份进行改革。如果想孤立地解决高管薪酬问题，基本上是缘木求鱼。这在实际中已经探索尝试20、30年时间了，都解决不了，岂是限制得了的！现在一方面社会上对高管薪酬有意见，是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薪酬以及隐性收入，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不匹配；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有意见，国企也有级别，有的是副部级单位，年薪比同级别的政府官员高几倍和十几倍，的确是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我想，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薪酬高低，而在于市场化的薪酬水平与组织化的身份不匹配，相互之间脱节了。国企高管绝大部分是组织化的身份，而不是市场化的身份，但是又拿市场水平的薪酬，这就不匹配了。杨元庆一年拿200多万美元的薪酬，马云、马化腾也拿那么多薪酬，没多少人议论他们，他们的身份不是组织化的身份，是市场化的身份。 如果我们没看到问题的要害，简单地限薪，恐怕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要解决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到底是使他们的薪酬回到组织化的轨道上呢？还是使他们的身份转到市场化的轨道上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大的方向应该是，让他们的身份去行政化、去組织化，走市场化的道路，当然极少数特殊的国企可以除外。而高管身份市场化怎么解决？还是需要产权改革，譬如说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宁愿把高管限薪看成临时性整顿措施，而不是长期的改革举措。
国企改革不能掉进分类陷阱
中国经济报告：关于市场化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产权改革问题，是不是所有国企都要朝这个方向去改？许多地方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都说要先对国企进行分类，是不是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张文魁：分类的目的是什么？这很重要。如果是分类监管，那么就会掉进分类陷阱。十来年前我就讲过，千万不要掉到分类陷阱里不能自拔。如果对国企分为不同类型，每个类型采取不同政策，大家都会寻找哪类政策对自己有利，它就往哪类挤。如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关系国家安全类的政策有利，很多企业马上可以发展相关的业务，变成这一类别的企业；如果是竞争性，不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完全市场化类型对自己有利，高管薪酬不受限制，企业马上都可以变成这类企业。分来分去，十多年几十年都分不明白。
业务类型的变化永远是动态的，分类永远也不可能清晰，如果把分类当成改革的前提条件，实质性改革步伐永远都无法迈出。我为什么反对分类，就怕掉进分类陷阱。当然，我不是看不到国企之间存在区别，有些国企具有特定的功能和目标，不是那种完全商业化的企业，这很好办，把这些极少数的企业列为清单就可以了，这不一下子就解决了嘛。你说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不宜开展产权改革、不宜进行完全的市场化经营，高管也不宜拿市场化的薪酬，就列出清单嘛，对这些企业特殊对待，以后甚至可以设为特殊法人，其他企业无一例外都要进行产权改革和市场化经营，这不是很清楚吗？
尽快出台指导意见
中国经济报告：十八届四中全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此次全会是否会对改革有一个新的推动？
张文魁：根据这几个月的调研，我觉得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国企自身，改革的意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他们出台的文件却比较谨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要看上面的态度是否很明确。所以，如果上边的有关意见迟迟不出台，大家就会猜疑，猜测为什么不出台，是否上边一些部门的意见不一致，譬如说财政部门和国资部门是否会有不一致，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等待上面的指导意见出台。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很快一年了，要求在2020年完成许多改革任务，一晃一年过去了。中央各部门，国资部门、财政部门、发展改革部门等应尽快形成统一意见，早些出台指导意见。
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有无直接促进，大家都在观察，不便妄加推测。需要提醒的是，希望不要有了新全会精神而忘了旧全会精神。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要提高到30%，遵循这一要求，各地方案进一步细化，并明确了各自的时间表。
自去年上海率先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即“国企改革20条”），打响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之后，各地陆续跟进，目前已有上海、甘肃、山东、江苏、云南、湖南、重庆、天津、四川、湖北、江西、山西、青海、北京、廣东等省市明确出台了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为此，《中国经济报告》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文魁。
搞改革不能“虚晃一枪”
中国经济报告：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对外表示，国资委将参与《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国有经济布局结构调整方案》和《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的拟定，预计总共有71个文件出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企国资改革进行全覆盖。与上一轮国企改革相比，本轮改革方案的特点是什么？
张文魁：三中全会之后，很多地方陆续出台了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但中央还没有具体方案，大家很关心。就地方指导意见来看，总的来说没有太多亮点。
与上一轮国企改革相比，大部分地方国企改革指导意见所确定要做的事情不但进步不大，有些反而有所退步。比如，上一轮国企在放活中小国有企业方面，在推进股份合作制、管理层持股方面，在职工的身份转变和社保接轨方面，在处理遗留问题方面，其实都有很大力度，这一次很多地方的改革指导意见虽然也提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国有资产证券化、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就是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高能低、管理人员能上能下），但基本上是炒冷饭，而且软绵绵的，力度不大。
另外感觉许多地方指导意见虚多实少，原则性的内容多于实质性的内容，可以操作的改革措施并不多，所以，一些地方尽管出台改革指导意见，但出台之后的实际行动比较少。地方的改革指导意见也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那样只讲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就会落入“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俗套中，所以我担心政府部门花不少时间和精力来调调研、写写文件、开开会，虚晃一枪，最后变成走过场。
搞混合所有制不是“圈圈钱”
中国经济报告：具体而言，哪些地方国企改革可操作性细则推进得快？其重点难点问题是什么？
张文魁：有些地方的国企改革方案还是比较实在的，如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市属国资国企改革的意见》（简称《意见》），明确提到北京市国资委监管的一级企业到2020年要大部分实现股权多元化，80%以上的国有资本集中到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保障民生等领域，同时要加快董事会制度建设，等等。 湖北和贵州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也不错。不过总体而言，我对于地方上出台的国企改革指导只做一个谨慎的评价。
中国经济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今年以来各地的国企改革意见都提出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看来各方面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积极性都很高，你认为下一步会出现一个发展混合所有制的热潮吗？
张文魁：从地方上出台的文件来看，混合所有制基本上可以算是基本配置，这反映了各方面是非常认同国企产权改革的。国企改了很多年，改到深处是产权，产权改革是绕不开的。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整体改，还是零敲碎打地改？混合所有制在十多年前就大力推行过，但多数是在二级、三级企业等比较低的层面选部分企业做改革，回避了一级企业的整体改革。这种零敲碎打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不是不可以，但长期这么搞，只是做局部的改造，好像只是让一些小分队、先遣队去走市场化道路，但是旧体制的大本营还是留在那里，这就没有体现出破釜沉舟的决心和魄力，随时可以准备退回旧体制，改革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混合所有制改革到底是圈资金，还是转机制？如果只是希望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拿钱来，占一点小股份，还是我来控制，还是老办法来管，这不就是圈圈钱而已吗？这其实转变不了机制。机制不转变，圈来的钱花完了怎么办？那就下一次再搞混合所有制，再去圈圈钱，这种自作聪明的所谓改革，能走得远吗？所以，各方面对于发展混合所有制有很高的积极性，这也要一分为二地看，要看出发点是什么，到底是通过混合所有制解决国企资金不足的问题，还是解决国企机制不活的问题。我认为主要应是后者，而不是融资圈钱。现在许多混合所有制改革出发点就不对，态度不端正，就想着融资圈钱。改革不能耍小聪明，为什么现在民间资本对垄断行业的混合所有制感兴趣？吸引它们的不是混合所有制，而是垄断地位和垄断利润，民间资本参与进来喝点垄断的汤，但竞争性行业的混合所有制对民间资本的吸引力就不大，人家的钱凭什么给你去玩？
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之后应该是高管身份改革
中国经济报告：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习近平16字定调国企薪酬改革，根除“职务消费”；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适用企业总计72家，具体包括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责任的53家央企，如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以及其他金融、铁路等19家央企。你对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有何建议？
张文魁：最近高管薪酬改革成为社会上的热门话题，被当成国企改革举措。现在社会上对国企高管的高薪酬、高职务消费有意见，应该进行改革。但是更重要的是，应该对高管的身份进行改革。如果想孤立地解决高管薪酬问题，基本上是缘木求鱼。这在实际中已经探索尝试20、30年时间了，都解决不了，岂是限制得了的！现在一方面社会上对高管薪酬有意见，是因为他们所得到的薪酬以及隐性收入，与他们所承担的责任与风险不匹配；另一方面，政府官员也有意见，国企也有级别，有的是副部级单位，年薪比同级别的政府官员高几倍和十几倍，的确是矛盾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我想，国企高管薪酬问题的要害不在于薪酬高低，而在于市场化的薪酬水平与组织化的身份不匹配，相互之间脱节了。国企高管绝大部分是组织化的身份，而不是市场化的身份，但是又拿市场水平的薪酬，这就不匹配了。杨元庆一年拿200多万美元的薪酬，马云、马化腾也拿那么多薪酬，没多少人议论他们，他们的身份不是组织化的身份，是市场化的身份。 如果我们没看到问题的要害，简单地限薪，恐怕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此，我们要解决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到底是使他们的薪酬回到组织化的轨道上呢？还是使他们的身份转到市场化的轨道上呢？我认为，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大的方向应该是，让他们的身份去行政化、去組织化，走市场化的道路，当然极少数特殊的国企可以除外。而高管身份市场化怎么解决？还是需要产权改革，譬如说大力推进混合所有制。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宁愿把高管限薪看成临时性整顿措施，而不是长期的改革举措。
国企改革不能掉进分类陷阱
中国经济报告：关于市场化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产权改革问题，是不是所有国企都要朝这个方向去改？许多地方的国企改革指导意见都说要先对国企进行分类，是不是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张文魁：分类的目的是什么？这很重要。如果是分类监管，那么就会掉进分类陷阱。十来年前我就讲过，千万不要掉到分类陷阱里不能自拔。如果对国企分为不同类型，每个类型采取不同政策，大家都会寻找哪类政策对自己有利，它就往哪类挤。如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关系国家安全类的政策有利，很多企业马上可以发展相关的业务，变成这一类别的企业；如果是竞争性，不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完全市场化类型对自己有利，高管薪酬不受限制，企业马上都可以变成这类企业。分来分去，十多年几十年都分不明白。
业务类型的变化永远是动态的，分类永远也不可能清晰，如果把分类当成改革的前提条件，实质性改革步伐永远都无法迈出。我为什么反对分类，就怕掉进分类陷阱。当然，我不是看不到国企之间存在区别，有些国企具有特定的功能和目标，不是那种完全商业化的企业，这很好办，把这些极少数的企业列为清单就可以了，这不一下子就解决了嘛。你说自来水公司、公交公司不宜开展产权改革、不宜进行完全的市场化经营，高管也不宜拿市场化的薪酬，就列出清单嘛，对这些企业特殊对待，以后甚至可以设为特殊法人，其他企业无一例外都要进行产权改革和市场化经营，这不是很清楚吗？
尽快出台指导意见
中国经济报告：十八届四中全会马上就要召开了，此次全会是否会对改革有一个新的推动？
张文魁：根据这几个月的调研，我觉得无论地方政府还是国企自身，改革的意愿还是比较明显，但是他们出台的文件却比较谨慎，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要看上面的态度是否很明确。所以，如果上边的有关意见迟迟不出台，大家就会猜疑，猜测为什么不出台，是否上边一些部门的意见不一致，譬如说财政部门和国资部门是否会有不一致，这样的话，大家就要等待上面的指导意见出台。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完很快一年了，要求在2020年完成许多改革任务，一晃一年过去了。中央各部门，国资部门、财政部门、发展改革部门等应尽快形成统一意见，早些出台指导意见。
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四中全会对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决定有无直接促进，大家都在观察，不便妄加推测。需要提醒的是，希望不要有了新全会精神而忘了旧全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