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教师，后下海经商。但令很多人不解的是，他突然放下做得顺手的生意以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非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攀登世界上那些著名的高海拔雪山。他曾亲眼目睹多位山友的不幸遇难，有一次他也差点丢了性命，幸亏一部相机救了他。从此，他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还说过，摄影是他的另一座珠峰。
　　问：您是一位教师，做过生意，为何后来成了登山家？
　　答：进入商圈后我才知道，那个圈子里没有我要的东西，虽然也赚了些钱，却将自己毁得厉害。2003年5月，那次为纪念人类登上珠峰50年央视对中国民间攀登珠峰队伍的直播彻底震撼了我。我想，王石53岁都登顶了，我还不到40岁，干嘛不呢？随后，我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生意交给别人打理并推掉所有的应酬，每天坚持锻炼；二是制定了逐年升高海拔的训练计划并开始实施。5年后，我终于触摸到了小时候那个高高在上的梦。
　　问：登山过程中最难忘的人和事是什么？
　　答：2009年，我登顶珠峰后下撤到海拔8700米时发现没有了氧气，继续下到8650米处时，我的向导也不见了，整个东北山脊上就剩下了我一个人。当我在下海拔8500处的一个悬崖时，一个意外让我的身体失去了平衡，背对着崖壁的方向撞去，我以为这下自己要死了，可没想到，是我背上去的索尼α900单反相机救了我的命。那部相机原本向导不让我带，是我死活不肯硬背上去的。没想到，相机被撞残了，我却活了下来，可以说是摄影救了我。350米的垂直距离，我却走了7个多小时。在海拔8300米的突击营地的一个帐篷里，山友老吴（吴文洪）倒了一杯热水给我，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没想到第二天老吴就在海拔8750米处遇难了。老吴和我一样，皆因梦想而攀登，对于他的死，我很悲伤和遗憾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刊登在《南方人物周刊》上，但我不得不说，我能活着下来与他永远留在了山上两种不同的结果，是缘于我俩对雪山有着不同的态度。
　　问：登山能为你带来些什么？
　　答：登山之前，即使珠峰一直在那里，对于我而言并没有存在过。那次遇险，除让我恍若重生外，内心更是充满了感激、反省和羞愧。下山时，我给家里打的电话第一句话就是“九死一生，活着真好”。我觉得以前许多东西不懂得珍惜，好在还有机会，能重新来过。所以，我觉得这种对地理位置高度的探索，其意义不在于高度，而在于发现的愉悦。我重新在山水中找到了山水，并在山水中找到了自己。雪山上有冷酷恶劣的一面，它可以倒逼你去思考生命里严峻的东西。也有风光无限的一面，它可以感动和唤醒我们日益麻木的良知和内心。它不应该是被征服和僭越，而应该是内心的贴近，再贴近。这种内心的贴近，会为自己找到一种归属感，并反过来影响自己的行为，因而包括我后来的攀登、摄影、文字本身就开始有了一种自觉的环保意识成分在其中了。这种发现和改变，为自己人生带来的是不断的惊喜。这种状态，正是我想要的人生。
　　问：您当初是怎样成了一位摄影发烧友？
　　答：2004年第一次涉足户外，我便喜欢上了摄影。2007年我攀登慕士塔格并用图文的形式贴在了论坛上，这时我才发现了写作和摄影的力量。从那以后，我的攀登就分成了两次，一次是身体，另一次是思想，也就是图文的创作。第二次，才是我攀登的灵魂。如今摄影已成为我攀登的一部分。有天，我甚至发现自己对摄影的兴趣似乎已超过了攀登本身。我当摄影是我的另一座珠峰，也是我的桃花源。
　　问：您觉得拍照的意义在哪里？仅仅是记录您和山友的壮举吗？是否也想表达您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答：在老子和庄子眼里，世上一切包括人类的活动都应当遵守道，而道法自然，所以自然的存在高于一切。那么，我认为诸如攀登、摄影和写作，也必须循道而为，从珠峰上下来以后，我就意识到这点，并决意去做一名大自然的卫道士和侍奉者。如果能用图文的力量去讲故事感动别人，让更多的人成为环保者，去敬畏并爱护我们这个星球，这才是我摄影的意义所在。我喜欢攀登，是因为找到了自己可以与自然无限贴近的切入口，在那里，我可以聆听，学会敬畏并改变了人生。我喜欢摄影，它是我敬畏和融入自然的一种表现形式，我用镜头呈现的，不仅仅只是客观，更多的是思考。
　　问：您拍摄的作品中，这一组《北美麦金利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请您谈谈您的感想？
　　答：2007年夏季的第一次攀登，我就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卑微。那次，山上和营地里共死了4个人。我目睹运载韩国登山队长尸体的那辆皮卡摇摇晃晃离开营地，在悲怆的同时，开始认真思考起生命的价值，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高海拔雪山，可能是自然界没被人类工业活动涉足的最后一块处女之地了，如果说我当时的记录就是为了一种彰显和唤醒，那是假话，但在拍摄前确实有些思考也是事实。我想尽量用大广角突出雪山的巍峨、庄严，去衬托人类的渺小。但这种渺小只是和自然的伟大相对比才得出的结论，而对于人来说，攀登过程其实是一则和雪山博弈的故事，也体现出人类对未知领域勇于探索的情怀。攀登者的每一步都布满阳刚坚韧的张力，令人遐思，而这种看似矛盾的冲突体，正好能体现出我竭力想用镜头表现出的那种人与自然的状态，或者说是人与雪山的关联。
　　问：科学史家萨顿说，“科学、宗教和艺术”作为人类三大精神需求，相当于金字塔的三个侧面，它们其实萌发于一个原点，发展到顶峰时又会融为一点。登山、摄影和写作对您来说是怎样的关系？
　　答：记得小时候初学毛笔字时，我很难做到悬腕。就这样一笔一画坚持了很长时间后，终于能做到了。后来我决定要攀登珠峰时，也就知道自己应该去怎么做了。攀登珠峰从准备到结束是个系统工程，为此我用去5年，最后也成了。也就是说，不论小到写字还是大到攀登珠峰，从起点到终点，其实都是有道可循的。其最终走向，未必就是集中在一个点上，但大道必定是相通、无碍，在终极空间里，可以圆融，这就是大境界。科学是让你认清，宗教则是让你遵守，艺术则引领你去享受那些终极的道之美。攀登、摄影和写作也是一样，我们追求的，都是那个大境界。但必须要有个前提，就是方向准确。
　　问：听说您使用过好多种相机，请您谈谈选择它们理由。
　　答：2007年攀登我用的是尼康D50。2008年攀登我用的是佳能EOS 40D。2009年攀登我索尼α900，最后关头是这部相机“舍生取义”救了我的命。2010年攀登我用的是佳能EOS 50D。2011年攀登我用的是佳能EOS 5D Mark Ⅱ。2013年攀登我用的是尼康D800E。各种相机都有它的优点，不过这种极端天气对相机的防冻性能是个考验。2008年秋季我攀登卓奥友时，带的是佳能EOS 40D和理光R8。在顶峰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大风中，我们等了近40分钟天才亮。那部理光R8卡片机在顶峰只拍了十几张后就不能工作了，显示屏被冻得像松花皮蛋的纹路似的（没想到几天后它又恢复正常了）。等我取出佳能相机想拍照时，竟然一张也没能拍出来—后来我意识到是电池保温工作没做好。2009年我攀登珠峰时，带了两部单反和一个卡片机，同样是那一部佳能EOS 40D，这次它却经受住了考验，而那部索尼α900拍一两张就不行了。前几个月我攀登雀儿山，带的是尼康D800E和索尼RX100，由于电池保温工作做得好，所以没有耽误拍摄。
　　问：除了相机镜头外，您在登山时还常常携带什么器材？
　　答：电池、储存卡、三脚架、快门线、滤镜、清理工具、太阳能充电器、笔记本等，最好一个都不能少。在这种高海拔的极端环境中，选好一款既轻便又经得起折腾的三脚架特别关键。许多三脚架经受不住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考验，而一款富图宝的T-74C三脚架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它属于富图宝最高端磐图系列家族成员，据说这个系列的脚架是以捷信为竞争对象开发的产品，用料和做工都非常讲究。它不仅坚固耐用。更主要的是脚管采用比普通碳纤维轻20%的新型高强度碳纤维材料，这对于长期户外拍摄，尤其是我这种需要背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上使用的用户来说，是最大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