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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尼诺现象频频出现，飓风暴雪等极端天气增加，南北极冰川融化，青藏高原雪线上升……气候变化，是最近10年最热的国际话题之一。政治家们将与气候变化关联的“碳排放”一次又一次地作为贸易壁垒来使用，摄影家们也没闲着，围绕气候变化拍了不少有影响的专题，孟加拉摄影师阿比尔·阿卜杜拉（Abir Abdullah ，1971-）的《孟加拉：气候变化的前线》就是其中之一。去年，这个专题在多个摄影节出现，十分引人关注，但与发达国家摄影师报道气候变化的出发点多选其他国家不同，阿比尔拍摄的完全是孟加拉本土，表现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和作为一名摄影师对自己国家的责任——这种责任感，从阿比尔·阿卜杜拉拍摄的其他报道中也有强烈表现，比如他关于达卡服装厂大火的报道。阿比尔现在是孟加拉最著名的报道摄影师之一，报道广泛发表于《时代》周刊、《新闻周刊》、《镜报》、《卫报》等著名媒体，并曾获“琼斯母亲奖”（Mother Jones）等著名奖项。
南无哀：你是怎样成为摄影师的？大学里学的是摄影吗？
阿比尔·阿卜杜拉（Abir Abdullah，下称阿比尔）：我在达卡大学获得市场营销硕士的学位。一直想做摄影记者，但没有机会。后来我在帕斯沙拉（Pathshala）的南亚传媒学院读了一年传播。
后来成为摄影师，事出突然。我姐姐玛丽·莎敏（Mary Sharmin）想当摄影师，她卖了几件首饰，买了一台宾得K1000相机。结婚后，她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就没时间照相了，我经常用她的相机拍摄。一天，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一位摄影师，建议我报一个摄影基础课程班上上。就是这次学习，成为我摄影职业的起点。沙希杜尔·阿拉姆（Shahidul Alam）博士是我们的导师，通过与他接触，我理解了相机不仅仅是拍着玩、消磨时间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力工具：通过它可以表述自己的观点，表现对社会的评价，将那些社会底层不公正的事情报道出来，让社会变得更好，由此，我下定决心去当一名摄影师。
南无哀：大约10年前，我曾和阿拉姆博士合作过，他是一位非常棒的纪实摄影师，我知道你的作品也曾由德雷克图片社（Drik Pictures Library）代理，这家图片社正是他创建的。现在德雷克图片社还好吧？
阿比尔：我说过阿拉姆的摄影课是促成我成为摄影师的一个转折点。他做了好多活动来推动孟加拉的摄影，比如关注摄影师版权的保护等。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他的摄影报道叙事非常优美，能用相机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优美的人不多。当然，萨尔加多、拉固·雷（Raghu Rai，1942-，印度人，玛格南摄影师——编辑）也是我摄影职业初期的偶像。
德雷克图片社现在已经是国际上很有声望的一家图片社，它推出的关于社会不公、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报道很有影响。
南无哀：过去5年，你关于孟加拉的大部分报道都不是正面报道，不是洪水就是火灾，这让人觉得孟加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就没想过要给你的国家来点“正能量”吗？
阿比尔：的确如此，我拍摄的大多数都是灾难，包括洪水、飓风、服装厂大火等。这些灾难有的是自然灾害，但有的就是人为的，拍摄的时候我心里感到非常悲哀，但把这些报道出来又是摄影记者的责任。我当然也试着在报道中添加一些正能量，比如拍摄那些幸存者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人性的力量。
还好，我的这些负能量报道从来没受到过责难。
南无哀：你拍摄的《孟加拉：气候变化的前线》，与发达国家摄影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把拍摄地点都放在其他国家，但你的拍摄完全放在孟加拉本土。拍摄这个专题，你最初的想法是怎样的？你认为孟加拉的情况能作为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生活的代表吗？
阿比尔：气候变化是全球的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系，我在孟加拉尤其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严酷性。坦率地说，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碳排放吵过来吵过去，但他们的实际生活受影响并不大。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孟加拉人没有自己的汽车，许多人一辈子没吹过一次空调，对碳排放的贡献非常小，但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最大的却是他们。
南无哀：为什么这么说？
阿比尔：你看孟加拉的自然条件：地处恒河三角洲低地，由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麦格纳河冲积而成，绝大多数土地海拔高度低于10米。每年临河地区洪水多发，飓风龙卷风频频造访，而内地却旱得冒烟。同时，孟加拉人口接近1.5亿，位居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列，这也预示着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孟加拉的“气候难民”数量会增长。
洪水季节，低地常被淹在齐膝深的水中；水稻尚可逃生，但其他农作物遭殃，牲畜被卷走，房子（常使用竹子、稻草和生锈的铁皮搭成）被泡塌。人们只好弃家而去，向高处转移，一个洪水季，可能搬家十余次。洪水退去，人们返乡寻找原有的那块地，常常寻而不见：因为那块地已经被水冲走。于是，人口没减少，土地却越来越少，纠纷蜂起。更糟的是，临河地区许多土地因为土壤中盐分过高，丧失了农耕价值。
孟加拉的海平面在上升，夏季的气温也在上升。而近年来的极端天气日渐增多，2004年，海洋涨潮后就没有落下来。2005年，冬季居然没有如约而至，土豆只开花没结果。现在，雨季也在变：它是从北向南扫过孟加拉，而以前是从西向东。
当然，这些都还不足以直接证实全球变暖的预言，但它们证明了气候改变对孟加拉人民——将来也可能是全球人类的影响。
南无哀：这个专题你拍了5年，你觉得你的报道对改善灾民们的状况是否真的有所帮助？
阿比尔：我的拍摄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报道洪水，我也拍摄了洪水之后，灾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于是蜂拥进入城市寻找生计，成为贫民窟的住户等情况。照片是非常容易引起人关注的东西，我相信我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关注，让很多人与难民站在一起，捐钱捐物来帮助他们。
南无哀：我也详细阅读了你关于达卡一家服装厂大火的报道，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像孟加拉一样，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社会底层的穷人会成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灾害的受难者。那场大火让数百名工人丧生，你还记得那天拍摄的情景吗？
阿比尔：那天我正在家看电视，突然看到服装厂大楼着火的画面。我马上打电话给几个摄影师朋友，了解更多的情况，他们多数都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着火的那家工厂离我家有30多公里。我就一直盯着电视看到凌晨1点，看到8具尸体被消防队员抬出来，同时计划明天我如何拍摄。
第二天一早，我坐公交车往现场赶，路上知道已经有90人丧生。公交车开得那么慢，我真恨不得它能变成一架飞机！现场的惨烈真把我给吓住了。周围都是安保人员，任何记者都不许进入。我偷偷溜进大厦，看到救援人员正把尸体往白色的袋子里装……我溜到大厦边的一块空地上，所有死者都码放在那儿，供亲人辨认。其实已经认不出来了，都烧得成了炭黑的骨架。
南无哀：我也看过孟加拉一位女摄影师塔斯利玛·阿克特（Taslima Akhter）拍摄的关于这场大火悲剧的报道。你认识她吗？现在孟加拉新闻界女摄影师多吗？社会和家庭是否鼓励女性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从事传媒行业？
阿比尔：我和她很熟，她是我在帕斯沙拉传媒学院的学生，我给她们上纪实摄影课。现在孟加拉女摄影师的人数在增加，我们的传媒学院有不少女性学摄影，传媒行业也有不少女性，多数都在电视行业。家庭和社会对她们都很鼓励。
南无哀：记得唐·麦卡林说过，在1970年代末，他供职的《星期日泰晤士时报》杂志主编告诫他，少拍些难民和冲突，多拍些企业家的花园和周末烤肉。从那时候开始，纪实摄影师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纪实摄影师过得也很难，媒体的活儿很少，拍了专题销路也不佳。你那边怎么样？
阿比尔：孟加拉有很不错的报纸杂志，但纪实摄影发得不多，即使发表，稿费也不高。所以，整个世界上纪实摄影师面临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前几年我加入了欧洲新闻图片社（EPA），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能把我的报道发表到世界各地，这样，相比其他摄影师而言，我具有一定的优势。
南无哀：希望你过得更好，非常感谢！
南无哀：你是怎样成为摄影师的？大学里学的是摄影吗？
阿比尔·阿卜杜拉（Abir Abdullah，下称阿比尔）：我在达卡大学获得市场营销硕士的学位。一直想做摄影记者，但没有机会。后来我在帕斯沙拉（Pathshala）的南亚传媒学院读了一年传播。
后来成为摄影师，事出突然。我姐姐玛丽·莎敏（Mary Sharmin）想当摄影师，她卖了几件首饰，买了一台宾得K1000相机。结婚后，她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就没时间照相了，我经常用她的相机拍摄。一天，我的一位老朋友——他是一位摄影师，建议我报一个摄影基础课程班上上。就是这次学习，成为我摄影职业的起点。沙希杜尔·阿拉姆（Shahidul Alam）博士是我们的导师，通过与他接触，我理解了相机不仅仅是拍着玩、消磨时间的工具，更是一种权力工具：通过它可以表述自己的观点，表现对社会的评价，将那些社会底层不公正的事情报道出来，让社会变得更好，由此，我下定决心去当一名摄影师。
南无哀：大约10年前，我曾和阿拉姆博士合作过，他是一位非常棒的纪实摄影师，我知道你的作品也曾由德雷克图片社（Drik Pictures Library）代理，这家图片社正是他创建的。现在德雷克图片社还好吧？
阿比尔：我说过阿拉姆的摄影课是促成我成为摄影师的一个转折点。他做了好多活动来推动孟加拉的摄影，比如关注摄影师版权的保护等。对我的另一个影响，就是他的摄影报道叙事非常优美，能用相机把故事讲得像他那样优美的人不多。当然，萨尔加多、拉固·雷（Raghu Rai，1942-，印度人，玛格南摄影师——编辑）也是我摄影职业初期的偶像。
德雷克图片社现在已经是国际上很有声望的一家图片社，它推出的关于社会不公、环境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报道很有影响。
南无哀：过去5年，你关于孟加拉的大部分报道都不是正面报道，不是洪水就是火灾，这让人觉得孟加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就没想过要给你的国家来点“正能量”吗？
阿比尔：的确如此，我拍摄的大多数都是灾难，包括洪水、飓风、服装厂大火等。这些灾难有的是自然灾害，但有的就是人为的，拍摄的时候我心里感到非常悲哀，但把这些报道出来又是摄影记者的责任。我当然也试着在报道中添加一些正能量，比如拍摄那些幸存者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人性的力量。
还好，我的这些负能量报道从来没受到过责难。
南无哀：你拍摄的《孟加拉：气候变化的前线》，与发达国家摄影师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们把拍摄地点都放在其他国家，但你的拍摄完全放在孟加拉本土。拍摄这个专题，你最初的想法是怎样的？你认为孟加拉的情况能作为气候变化影响人类生活的代表吗？
阿比尔：气候变化是全球的问题，与每个人都有关系，我在孟加拉尤其感受到这一变化的严酷性。坦率地说，发达国家对气候变暖、极端天气、碳排放吵过来吵过去，但他们的实际生活受影响并不大。与之相反，绝大多数孟加拉人没有自己的汽车，许多人一辈子没吹过一次空调，对碳排放的贡献非常小，但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最大的却是他们。
南无哀：为什么这么说？
阿比尔：你看孟加拉的自然条件：地处恒河三角洲低地，由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麦格纳河冲积而成，绝大多数土地海拔高度低于10米。每年临河地区洪水多发，飓风龙卷风频频造访，而内地却旱得冒烟。同时，孟加拉人口接近1.5亿，位居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列，这也预示着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孟加拉的“气候难民”数量会增长。
洪水季节，低地常被淹在齐膝深的水中；水稻尚可逃生，但其他农作物遭殃，牲畜被卷走，房子（常使用竹子、稻草和生锈的铁皮搭成）被泡塌。人们只好弃家而去，向高处转移，一个洪水季，可能搬家十余次。洪水退去，人们返乡寻找原有的那块地，常常寻而不见：因为那块地已经被水冲走。于是，人口没减少，土地却越来越少，纠纷蜂起。更糟的是，临河地区许多土地因为土壤中盐分过高，丧失了农耕价值。
孟加拉的海平面在上升，夏季的气温也在上升。而近年来的极端天气日渐增多，2004年，海洋涨潮后就没有落下来。2005年，冬季居然没有如约而至，土豆只开花没结果。现在，雨季也在变：它是从北向南扫过孟加拉，而以前是从西向东。
当然，这些都还不足以直接证实全球变暖的预言，但它们证明了气候改变对孟加拉人民——将来也可能是全球人类的影响。
南无哀：这个专题你拍了5年，你觉得你的报道对改善灾民们的状况是否真的有所帮助？
阿比尔：我的拍摄并没有仅仅局限于报道洪水，我也拍摄了洪水之后，灾民失去了土地，无家可归，于是蜂拥进入城市寻找生计，成为贫民窟的住户等情况。照片是非常容易引起人关注的东西，我相信我的照片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关注，让很多人与难民站在一起，捐钱捐物来帮助他们。
南无哀：我也详细阅读了你关于达卡一家服装厂大火的报道，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像孟加拉一样，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社会底层的穷人会成为各种莫名其妙的灾害的受难者。那场大火让数百名工人丧生，你还记得那天拍摄的情景吗？
阿比尔：那天我正在家看电视，突然看到服装厂大楼着火的画面。我马上打电话给几个摄影师朋友，了解更多的情况，他们多数都在赶往现场的路上。着火的那家工厂离我家有30多公里。我就一直盯着电视看到凌晨1点，看到8具尸体被消防队员抬出来，同时计划明天我如何拍摄。
第二天一早，我坐公交车往现场赶，路上知道已经有90人丧生。公交车开得那么慢，我真恨不得它能变成一架飞机！现场的惨烈真把我给吓住了。周围都是安保人员，任何记者都不许进入。我偷偷溜进大厦，看到救援人员正把尸体往白色的袋子里装……我溜到大厦边的一块空地上，所有死者都码放在那儿，供亲人辨认。其实已经认不出来了，都烧得成了炭黑的骨架。
南无哀：我也看过孟加拉一位女摄影师塔斯利玛·阿克特（Taslima Akhter）拍摄的关于这场大火悲剧的报道。你认识她吗？现在孟加拉新闻界女摄影师多吗？社会和家庭是否鼓励女性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从事传媒行业？
阿比尔：我和她很熟，她是我在帕斯沙拉传媒学院的学生，我给她们上纪实摄影课。现在孟加拉女摄影师的人数在增加，我们的传媒学院有不少女性学摄影，传媒行业也有不少女性，多数都在电视行业。家庭和社会对她们都很鼓励。
南无哀：记得唐·麦卡林说过，在1970年代末，他供职的《星期日泰晤士时报》杂志主编告诫他，少拍些难民和冲突，多拍些企业家的花园和周末烤肉。从那时候开始，纪实摄影师的日子就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纪实摄影师过得也很难，媒体的活儿很少，拍了专题销路也不佳。你那边怎么样？
阿比尔：孟加拉有很不错的报纸杂志，但纪实摄影发得不多，即使发表，稿费也不高。所以，整个世界上纪实摄影师面临的都是相同的问题。前几年我加入了欧洲新闻图片社（EPA），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它能把我的报道发表到世界各地，这样，相比其他摄影师而言，我具有一定的优势。
南无哀：希望你过得更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