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渭小曲戏是广泛流行在陇中地区的一种曲牌体民间戏曲，是隋唐燕乐新声散佚于当地民间遗响的一部分，兴盛于清代，繁荣于当代。它的存世对于研究隋唐燕乐、南北俗曲和明清时调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研究古代戏曲文化的一块活化石。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由于“运用乡语”而“音随地改”，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风格，这是通渭县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标志性文化之一。
　　关键词：通渭小曲 地方剧 戏曲 文化
　　一、通渭小曲戏的形成
　　任何一个地方剧种的形成都有一个吸收和创新的完整过程。通渭小曲源于陕西眉户曲子。在历史上，关陇文化盛极一时，绵延千年，陕甘共属一省，关陇互通。通渭马营镇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往来客商络绎不绝，他们通过演唱自己的地方戏曲遥寄乡情。清代前期，建于马营的山陕会馆一度成为眉户曲子传入通渭的集散地，一些戏曲爱好者在无意中学习了这些曲子以后，逐渐自觉地将这种学习的冲动转化为自觉行为，或者向东来西往的陕西客商学习，或者进入陕西直接拜师学艺，掌握的唱腔曲调和器乐曲牌日渐增多。
　　通渭本地艺人在演唱眉户曲子的同时，不断吸收通渭本地的民间小调，充实和扩展小曲的曲牌曲调，使感情的表达趋于多样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一些受过专业教育的音乐工作者的介入，曲牌曲调的整理日渐规范化。在传承传统曲牌曲调的同时，一些新的曲调陆续出现，形成通渭小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出现了曲、百、科（介）相间的文学形式，形成生、旦、净、丑等各种行当。各种角色都可以演唱，更符合戏剧艺术的要求，逐渐形成通渭小曲戏自己的特色。
　　二、演唱形式
　　通渭小曲戏演唱取用通渭方言，唱词浅显易懂，故事情节完整，乡土气息浓厚，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其演唱形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清曲清唱，自唱自奏，自娱自乐；一种是戏曲表演，依剧本分行当角色，化妆表演，说事唱情，曲调有喜、怒、哀、乐、忧、思之分，角色有生、丑、净、旦之分。
　　三、格式与结构
　　因小曲属联套体，根据剧目、唱腔内容变化所需，将若干首曲调依照一定的规律联套在一起，组成一出完整的唱腔。同时一个曲调与另一个曲调之间要衔接得融洽、自然、顺畅。不管任何小戏，以越调为开头，下接背宫或其他调，以越调作为结束调，并有开腔“先缓后紧”，曲调“先低后高”之规律。
　　通渭小曲戏的唱词结构格律十分独特，属长短句组成的杂言体结构。词与曲的结合格式严谨、结构完整。每一首唱腔曲牌的句数都形成了一定的格式。有十言、九言、七言、五言、四言。在同一首曲牌内由四句、三句、两句和九言、五言等混合字句组成。唱词由七言（或七言以上）四句组成的唱腔曲牌有琵琶调、莲花调、大哭调等。由七言（或七言以上）二句组成的唱腔曲牌有岗调、西京、紧诉、凄凉调、东调等。总之，各种结构形式的唱词入曲，依曲填词。通渭小曲戏的“曲”是以地方方言形成其旋律，在演唱或配曲时一定要坚持字正腔圆，以词入曲，这样会达到唱腔易于上口、流畅自如的最佳效果。
　　四、创作主体
　　通渭小曲的创作主体有二：文人和民间艺人。文人创作的小曲特点是抒性灵、逞才情、讲规范，“工者以供鉴赏，拙者亦以资捧腹也”，文人进入小曲的创作，提升了小曲的审美层次，表述着文人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的家国情怀。同时，戏曲艺术是从民间各种技艺形态发展而来的，不可避免地烙上通俗的印记，滑稽、奇巧、鄙俗等特征十分明显。在通渭小曲传承发展的过程中，民间曲艺艺人表现出极大的文化自觉性，逐渐取代了古典戏曲文人的创作而成为创作的主体，使得小曲创作更加民间化。近年来，通渭小曲戏艺人创作了许多歌颂国家政策、讴歌时代变化、反映通渭风土人情、挖掘通渭耕读文化传统的小曲戏，在通渭大地上广泛传唱。其着力点源于生活，根在大众，“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这些特征影响着小曲走向更加宏大的场面，却和民间民俗紧密结合起来，真实深刻地反映着民间生产生活的全貌，承载着历史不朽的记忆，为研究历史的变迁、文化的传递和民俗的嬗变留下历史的印记。
　　五、教化作用
　　源于民间的小曲，其滑稽、奇巧、鄙俗特征与礼乐传统所要求的审美趣味发生冲突。一方面，小曲在民间的流传需要保持民间的野性和原生态；另一方面，由于道统的约束，戲曲创作必须自觉地遵循礼乐传统，表达对忠孝节义情理等关系的社会共识，对维护和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作用。在这两种张力的作用下，小曲一方面保持着自身的特点前行，一方面自觉承载着教化的功能发展。这些戏曲或以伦理道德为准绳，或以忠臣节义为依托，反映出民间朴素的家国情怀。
　　通渭小曲经过无数小曲艺人的创作与传承，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保护，通渭小曲戏已被国务院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成为通渭县非遗工作的主要枝干。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通渭小曲戏将会充满生机，蓬勃发展。
　　（作者简介：张童霞，女，大专，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文化馆，馆员，研究方向：群众文化）（责任编辑 葛星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