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科好料子”投身公共卫生

　　1月2日3时35分，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专家顾方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顾方舟祖籍浙江宁波，1926年生于上海。4岁时，他的父亲顾国光不幸去世。为了养家糊口，顾方舟的母亲周瑶琴辞去教师职业，只身赴杭州学习刚刚兴起的现代助产技术，后来又拖家带口移居天津，挂牌营业成为助产士。
　　成长于民族危亡的战乱年代，顾方舟的童年饱受欺凌。顾方舟曾回忆，他后来立志从医，是受大环境和母亲的影响。“我学医是母亲的心愿。母亲常说，当医生是人家求你来治病，你不要去求人家。”
　　牢记母亲教诲的顾方舟，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求学期间，留美归来的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开设的公共卫生课令他深深着迷。彼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卫生环境恶劣是当时多种疾病流行、高死亡率的直接诱因。严镜清常在课堂上表达深切的担忧与思虑，顾方舟和其他同学亦潸然泪下。
　　大学毕业后，一向被认为是“外科好料子”的顾方舟放弃成为医生，转而进行病毒学研究，投身还是苦差事的公共卫生事业。
　　几年前，国家图书馆馆员范瑞婷曾为顾方舟做口述史访谈。时隔70年后回忆起这次人生转折，顾方舟向她解释：当医生固然能救很多人，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却可以让千百万人受益。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国家急需优秀人才的问题迫在眉睫。为此，国务院决定选派375位青年前往苏联留学，其中包括医学生30人，由卫生部负责选拔。顾方舟正是其中之一。
　　1951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顾方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临行前，教育部在老北京饭店设冷宴会，周恩来总理亲自讲话，勉励大家奋发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并留下十六字赠言：“责任重大，任务艰巨，努力学习，为国争光。”
　　在苏联留学期间，顾方舟师从苏联著名病毒专家丘马可夫教授。1955年，他以优异论文《乙型脑炎的免疫机理和发病机理》，获得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医学副博士学位，回到祖国。

携幼子以身试药

　　就在顾方舟回国那一年，也就是1955年，一种从未大规模流行的疾病——脊髓灰质炎，在国内爆发。这种疾病多发于7岁以下的儿童，被感染的人大部分能够自愈，也可能引起轻重不等的瘫痪，俗称小儿麻痹症。然而，当时的中国医学界对它几乎一无所知。仅江苏南通一地，1955年就有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病死率高达27.75%。随后，脊灰迅速在全国多座城市蔓延，青岛、上海、济南……一时间，全国闻之恐慌。
　　在接受范瑞婷的口述史访谈时，顾方舟回忆，当时，有个家长背着瘫痪的孩子过来找他说：“顾大夫，你把我的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得走路，参加国家建设呢。”他当时只能遗憾地回答：“太抱歉了，我们对这个病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到医院去整形、矫正，恢复部分功能，要让他完全恢复到正常不可能。”他看到那个家长的眼神马上黯淡了下来。他明白：想要阻止这种令人恐惧的疾病，必须研制出疫苗。
　　到了1959年3月，脊灰疫情已经蔓延到中西部地区，发病率甚至更高。面对久久不散的危机，卫生部决定派顾方舟等4人，到苏联学习脊灰疫苗的生产工艺。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进行脊髓灰质炎研究工作。1958年，他在我国首次分离出“脊灰”病毒，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1960年，顾方舟解决了生产工艺中若干关键问题后，试制成功脊髓灰质炎液体活疫苗，同时制定出我国第一部脊髓灰质炎口服活疫苗制造及检定规程，保证了数十亿人份疫苗的质量。
　　1962年，顾方舟独立研制成功可在室温保存7天的糖丸活疫苗，同时提出采用活疫苗技术消灭“脊灰”的建议及适合于我国地域条件的免疫方案和免疫策略。
　　自1964年脊灰糖丸减毒活疫苗向全国推广以来，脊灰的年平均发病率大幅度下降，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萬分之0.0466，使数十万儿童免于致残。
　　2000年，经中国国家以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委员会证实，中国本土“脊灰”野病毒的传播已被阻断。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上，时年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但研制成功只是第一步，在疫苗研发中最大的难题是，必须进行临床试验，才可以确定安全性，确定能否推广。顾方舟和同事先是在猕猴和自己身上试验，完成了安全性测试。可是这还不够，要证明疫苗阻断疾病传播的能力，这就需要在孩子身上进行试验！
　　《顾方舟传》曾记载这样的细节：疫苗三期试验的第一期需要在少数人当中检验效果，顾方舟冒着瘫痪的危险，义无反顾地一口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观察无异常后，他还用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最终证明疫苗是安全的。他解释，成人本身大多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这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
　　谈及这次“冒险”，顾方舟曾说：“当时找小孩子的话，就比较有风险，我就没告诉她（爱人），就给我的大儿子吃了。老实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这东西说是没问题，但万一有问题我不好交代。最坏的结果可能会麻痹，腿不行或胳膊不行了，但即使有风险，当时也豁出去了，最终孩子度过测试期，证实了疫苗的安全性。”

　　顾方舟在接受口述史访谈时，也曾提及这段经历，“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如果用别人的孩子做试验，太不仗义了。他的太太也是医务工作者，得知此事，没有怪罪他。后来，实验室其他同事也让孩子参与了试验。”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顾方舟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奉献一生。在2018年5月出版的《一生一事：顾方舟口述史》一书中，他将自己的人生概括为“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1月4日，该书作者、国家图书馆馆员范瑞婷接受记者采访，忆及顾方舟，感慨万千。
　　范瑞婷说，2013年，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提出为顾方舟做口述史时，曾被他拒绝。“顾老很谦逊，一直说‘我做的这些不算什么，这是大家一起做的事’。我们解释，这不只是记录他个人，更是记录历史，他后来才同意，但一直强调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所以我们还为他的很多老同事做了访谈。”
　　2013年至2015年，在顾方舟家的客厅，范瑞婷及团队对他进行了13次口述史访谈，每次一个多小时。范瑞婷说，顾方舟和老伴李以莞感情深厚，每次访谈时，都要有老伴在旁边陪伴才会安心。
　　在范瑞婷看来，顾方舟不算健谈，“可能是岁月的沉淀，他的叙述大多很平淡。尤其是说到当时碰到多少困难，他都一句带过，轻描淡写。他会说，‘像钱学森他们那才难呢，我们这不算什么’。”
　　范瑞婷说，开始做口述史访谈时，顾方舟已是87岁高龄，但精神很好，语言表达和思维都很清晰，“感觉他闪闪发亮。”后来，顾方舟患病住院，范瑞婷常去探望，“能感觉到这两年他的精神越来越差，人也消瘦了。”
　　范瑞婷还记得，顾方舟在访谈中曾说，此生他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找了个好老伴，“这一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综合摘编自《中国科学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