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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心雕龙·通变》的主旨内涵历年来被学者广泛探讨，“通变”的涵义出现了多种解释方式。本文综述了历年来学者对“通变”的大致四种不同的解释：“通变”即复古;“通变”就是继承和革新;“通变”就是变化;“通变”就是会通适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通变”的主旨是“变”，“通”与“变”在思想内涵上是一致的。并且具体分析了“变”的涵义和如何变，分析了“通变”与宗经的关系。
关键词：文心雕龙;通变;主旨;变;
中图分类号：G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3
《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篇的主旨历来争议颇多，“通”与“变”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解释，下面我把近些年对《通变》篇的主旨和内涵的主要观点汇总一下。
一、“通变”即复古
最早认为“通变”即为“复古”的是清代学者纪昀。他指出：“齐梁间风气绮靡，转成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成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他把通变和复古等同起来。
黄侃受此影响，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此则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尔。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力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之法也。” 他指出此篇虽说通变，而主旨在于复古，改变世俗之文。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里也延续黄侃的说法。
“通变”即“复古”的说法在目前来说不被学者采纳，复古在一定意义上有倒退的危险，而文学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的进步如果仅仅只靠前人的成果，墨守陈规，是不会产生革新与进步的，相信这并不是刘勰所要表达的内涵。
二、“通变”即继承与革新
“通变”就是继承和革新，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最主要方向。
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其《通变》篇“说明”云：“《通变》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问题”，“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就其先后继承的一面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言则为‘变’。‘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把‘通变’连缀成词，则是就两方面之间的关系说的”。
缪俊杰认为，“通”就是“继承”，“变”就是“革新”。“通变”问题，就是继承与革新问题。 他认为就像《时序》中所说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样，刘勰所谓“变”，并不是要革除古代圣贤的旧文、旧法，创造新的内容，而是革除淫靡的世俗之文。
牟世金认为，《通变》虽非继承与革新及其相互关系的专论，但全篇所论，亦非绝无继承与革新之意。不过它只是讲“有常之体”的“相因”，和“文辞气力”的“通变”。“通变”的方法是“参伍因革”，虽然不等于“因革”就是“通变”，但“参伍因革”地“通变”，即使是创新、发展，也应是有“因”有“革”的。
马茂元认为：必须“通”中求“变”，不“变”则“穷”。……可是“日新其业”的千变万化中，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文律”，因此又要“变”而不失其“通”，否则就会迷失了“变”的方向，“变”掉了它的实质，每“变”而愈下了。“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问题矛盾的两面;把“通变”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词义，则是就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说的。
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说到：“……各种体裁的名称及其所以然之理，是有常规可循的，各种体裁的规格要求必须从古人作品那里取得借鉴;而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所以写作方法要参考新兴的作品。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综上，学者把“通”与“变”对举成文，形成一个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在“通”的基础上“变”，“通”与“变”是对立统一体。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于“通”什么和“变”什么。
三、“通变”即“变”
近年来，把“通变”内涵看作“变”的学者也有很多。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此篇本旨，在明穷变通久之理。所谓变者，非一切舍旧，亦非一切从古之谓也，其中必有可变与不可变者焉;变其可变者，而后不可变者得通。可变者何？舍人所谓文辞气力无方者是也。不可变者何？舍人所谓诗赋书记有常者是也。……” 刘永济认为，要在该变的时候变，他说明文学发展有常有变，而变就是为了挽救当时文学的弊端。
石家宜主张，主“变”的思想贯穿着《文心》全书，他从三个方面论证《通变》的主旨是言“变”：首先，“通变”在全书中找不到“通”与“变”对举成文的例子，通变的要义还是在言变;其次，《通变》与《周易》在总体精神上一致;从《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来看，《通变》篇的主旨在探讨“洞晓情变”的规律和途径。
詹福瑞对《周易》中有关“通”和“变”的文字进行了分析，其一，“通”有通晓、贯通和通达之意。其二，“通变”和“通其变”，都有通于变化之意。其三，“变通”，指事物因变化而通达。
他认为“通变”这一概念的核心是趋时而变，“通变”就是通于文章的变化，通于文章的变化，既是洞晓文章变化的含义，又有文章因变而得通达永久的意思。文坛上的这种趋时的变化，又必须是建立在不变因素之上的。所以，作家必须首先掌握文体的规格要求，遵循抒写情志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作家的情感和气质个性，求得文章的变化和创新。
杨明认为，刘勰用“通变”一语指说文章的创新求变。这里通是流动、发展而不停滞之意，变是变化之意。通变就是以变求通，因变而通的意思;如若一成不变，就停滞了，没有发展了。
孙蓉蓉认为，“变”，是指创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的作家而有所变化。“通”和“变”两者关系是：通的目的在于变，没有变化发展，就没有新的创造，文学发展就会停滞僵化：而变的前提是通，只有在掌握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灵活运用变化发挥，而不是随心所欲、完全违背原则方法的变革。在“通变”的问题上，刘勰既强调“通”，又突出“变”，在坚持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注重革新和创造。 上述观点都重视“变”在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在“通”的基础上的不断变化创新。理论来源主要在《易》中的“通变”的意思。
四、“通变”即“会通适变”
“通变”即“会通适变”的观点是在“通变”即“变”的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会通适变”把“通”与“变”合而为一，归宿点仍然是“变”。
童庆炳认为，所谓“体必资于故实”、“数必酌于新声”，不但不是把“新声”全部排斥掉，而是要在“质”与“文”之间、“雅”与“俗”之间、“故实”与“新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童先生觉得刘勰所说的“变”首先是一种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即按时代的需要和创作个性所展开的横向运动，或者说是寻找“度”的运动。更进一步说，变是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刘勰的“变”是“适变”，适应于时代文学创作变革所需要的“变”。“通”是“会通”，即让现时的文学创作与古典文学接“通”，以利于现时的文学创作。
蔡钟翔先生认为，刘勰把文章的构成要素分为文体和文数两个方面，文体是稳定的（有常），文数则是变动的（通变）。但是，“通”并不表示继承，“通”是与“变”结合在一起，与“有常”相对的，“会通”与“适变”是密切相关的，“通变”即“会通”与“适变”的综合，“通”是指异质事物的贯通，而不是指对前人的继承，他还认为，刘勰所昭示的文学发展的走向，与《易传》所论通变的走向是如出一辙的。“通变”既包含了“反本”，所以《通变》论“通变”而以“复古”为归宿，但不是复古。
五、我的观点
综合上述学者对“通变”的不同阐述，我对“通变”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不管研究“通变”还是“通”和“变”，都要探究它们的语源的意义，这就要从《易》中找到根源。
“通变”探源：
《易·系辞上》：“参伍因革，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又：“阖户谓之坤，闭户谓之乾，一阖一闭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者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根据《周易》中有关于“通”、“变”、“通变”等相关内容，结合詹福瑞先生对此的总结，“通”就是贯通、通达的意思，“通变”就是通于变化的意思。“通”和“变”是不可分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采取一定手段才能继续变化发展，而“变”恰恰就是必须采取的方法，只有“变”才能使事物不断运动发展下去，前后贯通，无穷无尽。这里的“通”不是静态不变的，它和“变”一样是运动发展的，有“变”才能“通”，在“通”的基础上，变化才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
因此，《通变》篇的内涵归根到底就是“变”的意思。而“通”指的是对古今优秀文学作品的情感、内容、词采所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结构的贯通，是一种纵向的流动，具有历时性特征。所以“变”就是在这种流动中不断创新，创作出符合时代特征和表达作者内心情感的优秀文学作品。
下面我来具体阐述一下“通变”的内涵：
（一）“通”的内涵和“通变”的主旨
“通”指的是文学创作要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符合“序志述时”的要求。叙述时事，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个人气质，是基础。而每个时代又有不同的风俗、文风、个性特点，这就需要作家通过博览和观察，把时代、个性、文风、雅俗、词采融合一体贯通于整个文学发展长廊中，形成纵向的文学史发展脉络。不管个人的文学作品有多伟大和特立独行，都离不开这一基础，所以“通”不能单纯地用“继承”说来代替，它不是僵化的规律和模式，而是每个时代每个人创作经验的融合，是和“变”一样动态发展的。“通变”不能简单地说成“继承”和“革新”，更加不能对举成文，“通变”既是文学的创作论，更是发展论。“《通变》篇中的‘通变’一词，虽指‘文辞气力’的‘酌于新声’和‘通变则久’而言，但当刘勰以‘通变’二字名篇时，就不仅仅是指‘文辞气力’的发展了。作为篇题的《通变》，实为对整个文学创作的总体而言，只是借‘通变’的发展变化之义，以论整个文学创作怎样才能‘日新其业’。”
因此，通变是以变为主导的，不只因为源于《易》，其实《通变》篇本身也是把“通”“变”放在一起的。如“文辞气力，通变则久”，“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乃通变之术疏耳”，“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这些句子没有把“通”和“变”对举成文，其内涵都脱离不开“变革”的意思。就如唐辉先生所说的：“文学通变的本质就是仿天而行、生生不已的生命创造，其中主体之心对天道的感通、顺适、宰制并最终利用、厚生、富文等义至关重要。” 通变既包含了生生不息之意，也含有创造丰富完善之意。
而《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里也有对“变”的阐释，如“故知繁略殊形，略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议对》）“八体虽合，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体性》）“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熔裁》）“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丽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养气》）可见，“变”的思想贯穿《文心雕龙》全书，所以《通变》篇的主旨必然是变。
（二）“变”的内涵和“怎样变”
刘勰的《通变》中的主旨是“变”，变居于主导地位，主要探讨“如何变”的问题，即在“通”的基础上“变”。《通变》是从“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数”两方面出发来论述通变问题的，刘勰开篇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刘勰强调有常之体的源头是经诰，“名理相因”的文章体制是“有常之体”的显现，这是不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文辞气力”。就如他在《通变》篇中说的：“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一样，处理好质、文、雅、俗的关系，“博览以精阅”，不断吸收前人的优秀文学成果和创作经验，在对其思想情感内容和词采的全面贯通下，结合自己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和阅历，创作出有自己特点的文学作品。 这里的“变”既是“熔铸经典之范， 翔集子史之术，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 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的变，也是“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古今”（《议对》）的变。
1、通变与“宗经”
刘勰的“通变”完全反对违背文学创作经验的变，反对“竟今疏古，风味气衰”“近附而远疏”（《通变》）“逐奇而失正”（《定势》）“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这些形式主义的变化。为了合理变化，刘勰提出了“还宗经诰”的主张，要学习儒家经典的正统，但是这并不像纪昀和黄侃所说的复古，复古是违背刘勰要“变”的本意的。宗经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地学习古人的经书，其实经书的内容和体制也是多样的，“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在经书中学习通变的方法，“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刘勰提倡宗经来学习通变作文，并不是复古倒退，刘勰的所谓“变”，是在师古的基础上的变，但他并不是要求人们完全回到经书文风，只是以“宗经”为旗帜、希望人们在经书的典雅与后世文章的美丽文饰之间折中。他是肯定新变的，但要求人们自觉地纠正追求新变过程中产生的流弊。他提醒人们不可一味趋新，而要瞻前顾后，取法乎正。他要强调的是学习“经诰”的精神，而不是模仿“经诰”的形式。看似“复古”，其实含有“创新”的意义。“刘勰论文力主宗经，并不否认他也重视变，他的以宗经为主导的‘通’与以适会为主导的‘变’构成他文学史观的对立统一。刘勰的通变尺度具有动态性。” 在当时，刘勰只有用儒家文学观点，来抨击南朝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使文学有感而作，这说明他有一定的局限性。
2、变在内容与形式
刘勰已经意识到古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的必要，有学者只看到了他注重文辞形式上的变化，例如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刘勰所讲的变只是表现方法上的革新，认为他忽视了内容上的变化。其实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里可以发现刘勰既强调形式的变化，也强调内容的变化。因此忽略情志和内容的发展，就会落入“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的境地。
首先，变在内容。刘勰在《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就是文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内容和特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可见，变不仅仅限于文辞形式，内容也是一大方面，文学之所以经典在于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着历史文化的变迁。
其次，变在形式。“文辞气力”是《通变》所强调的创新。形式不只包括文辞语言，更包括作家的个性，文体气势和风格即“气力”。风格不仅指的是作家个人风格，也指的是时代风格。如《通变》篇说：“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风格随时代而变，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风格。而个体的风格的变化是刘勰着重强调的。如他在《体性》篇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而被刘勰奉为经典的《楚辞》也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独特的创新，“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正如王少良先生所说，由于每个人的个体性情和技能特长不同，因而会使作品风貌各异。在具体的写作中，面对同一类文体，后人总会借鉴前人已有的经验，于此之上再加发挥创造，从而创作出有似于前人而又超越于前人的作品来。刘勰阐述文学自身发展的这一现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这就揭示了作家创作所应把握的文章共性与个性创造的关系。
《通变》篇的主旨就是贯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精神、风格、内容、形式所形成的一种整体的不断流动的优秀结构，在此基础上，根据作者自己所处时代和个性特点创作出有自己特色的文学作品，推动文学的不断变化流动。
“通变”的主旨内涵被学者广泛讨论后，仍不能达成一致。不管从哪一角度去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我综合以上学者分析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微见，即“通”就是“变”，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通变”的主旨是趋时而变，根据个性而变。
参考文献：
[1]黄侃著：《文心雕龙札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
[2]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缪俊杰著：《文心雕龙美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4]陆侃如、牟世金著《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82年版。
[5]牟世金著：《文心雕龙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6]甫之、涂光社主编《〈文心雕龙〉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
[7]詹锳著：《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8]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中华书局2007年版。
[9]杨明著：《文心雕龙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0]詹福瑞著：《中古文学理论范畴》，中华书局2005年版。
[1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2]石家宜著：《〈文心雕龙〉系统观》，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3]孙蓉蓉：《刘勰的文学“通变”思想新论》，《南京师大学报》，2008年7月第4期。
[14]唐辉：《易学视野中的刘勰文学通变观》，《云梦学刊》，2005年9月第5期。
[15]王少良：《刘勰“宗经”观念下的文学“通变”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6]鲁克兵：《刘勰的文学史观》，《兰州学刊》2005年第3期。
[17]蔡钟翔：《释“通变”》，《文心雕龙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8]童庆炳：《〈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
关键词：文心雕龙;通变;主旨;变;
中图分类号：G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10-00-03
《文心雕龙》中的《通变》篇的主旨历来争议颇多，“通”与“变”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解释，下面我把近些年对《通变》篇的主旨和内涵的主要观点汇总一下。
一、“通变”即复古
最早认为“通变”即为“复古”的是清代学者纪昀。他指出：“齐梁间风气绮靡，转成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成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他把通变和复古等同起来。
黄侃受此影响，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此则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尔。文有可变革者，有不可变革者。……彦和此篇，既以通变为旨，而章内乃力举古人转相因袭之文，可知通变之道，惟在师古，所谓变者，变世俗之文，非变古之法也。” 他指出此篇虽说通变，而主旨在于复古，改变世俗之文。
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里也延续黄侃的说法。
“通变”即“复古”的说法在目前来说不被学者采纳，复古在一定意义上有倒退的危险，而文学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学的进步如果仅仅只靠前人的成果，墨守陈规，是不会产生革新与进步的，相信这并不是刘勰所要表达的内涵。
二、“通变”即继承与革新
“通变”就是继承和革新，这种说法是学术界的最主要方向。
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其《通变》篇“说明”云：“《通变》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革新问题”，“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就其先后继承的一面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变化而言则为‘变’。‘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矛盾的两方面;把‘通变’连缀成词，则是就两方面之间的关系说的”。
缪俊杰认为，“通”就是“继承”，“变”就是“革新”。“通变”问题，就是继承与革新问题。 他认为就像《时序》中所说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一样，刘勰所谓“变”，并不是要革除古代圣贤的旧文、旧法，创造新的内容，而是革除淫靡的世俗之文。
牟世金认为，《通变》虽非继承与革新及其相互关系的专论，但全篇所论，亦非绝无继承与革新之意。不过它只是讲“有常之体”的“相因”，和“文辞气力”的“通变”。“通变”的方法是“参伍因革”，虽然不等于“因革”就是“通变”，但“参伍因革”地“通变”，即使是创新、发展，也应是有“因”有“革”的。
马茂元认为：必须“通”中求“变”，不“变”则“穷”。……可是“日新其业”的千变万化中，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文律”，因此又要“变”而不失其“通”，否则就会迷失了“变”的方向，“变”掉了它的实质，每“变”而愈下了。“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问题矛盾的两面;把“通变”连缀成一个完整的词义，则是就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说的。
詹锳在《文心雕龙义证》中说到：“……各种体裁的名称及其所以然之理，是有常规可循的，各种体裁的规格要求必须从古人作品那里取得借鉴;而文章的变化是无穷的，所以写作方法要参考新兴的作品。这就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综上，学者把“通”与“变”对举成文，形成一个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在继承的基础上革新，在“通”的基础上“变”，“通”与“变”是对立统一体。他们的分歧主要集中于“通”什么和“变”什么。
三、“通变”即“变”
近年来，把“通变”内涵看作“变”的学者也有很多。
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说：“此篇本旨，在明穷变通久之理。所谓变者，非一切舍旧，亦非一切从古之谓也，其中必有可变与不可变者焉;变其可变者，而后不可变者得通。可变者何？舍人所谓文辞气力无方者是也。不可变者何？舍人所谓诗赋书记有常者是也。……” 刘永济认为，要在该变的时候变，他说明文学发展有常有变，而变就是为了挽救当时文学的弊端。
石家宜主张，主“变”的思想贯穿着《文心》全书，他从三个方面论证《通变》的主旨是言“变”：首先，“通变”在全书中找不到“通”与“变”对举成文的例子，通变的要义还是在言变;其次，《通变》与《周易》在总体精神上一致;从《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体系来看，《通变》篇的主旨在探讨“洞晓情变”的规律和途径。
詹福瑞对《周易》中有关“通”和“变”的文字进行了分析，其一，“通”有通晓、贯通和通达之意。其二，“通变”和“通其变”，都有通于变化之意。其三，“变通”，指事物因变化而通达。
他认为“通变”这一概念的核心是趋时而变，“通变”就是通于文章的变化，通于文章的变化，既是洞晓文章变化的含义，又有文章因变而得通达永久的意思。文坛上的这种趋时的变化，又必须是建立在不变因素之上的。所以，作家必须首先掌握文体的规格要求，遵循抒写情志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作家的情感和气质个性，求得文章的变化和创新。
杨明认为，刘勰用“通变”一语指说文章的创新求变。这里通是流动、发展而不停滞之意，变是变化之意。通变就是以变求通，因变而通的意思;如若一成不变，就停滞了，没有发展了。
孙蓉蓉认为，“变”，是指创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不同的作家而有所变化。“通”和“变”两者关系是：通的目的在于变，没有变化发展，就没有新的创造，文学发展就会停滞僵化：而变的前提是通，只有在掌握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才能灵活运用变化发挥，而不是随心所欲、完全违背原则方法的变革。在“通变”的问题上，刘勰既强调“通”，又突出“变”，在坚持创作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的基础上，注重革新和创造。 上述观点都重视“变”在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强调在“通”的基础上的不断变化创新。理论来源主要在《易》中的“通变”的意思。
四、“通变”即“会通适变”
“通变”即“会通适变”的观点是在“通变”即“变”的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会通适变”把“通”与“变”合而为一，归宿点仍然是“变”。
童庆炳认为，所谓“体必资于故实”、“数必酌于新声”，不但不是把“新声”全部排斥掉，而是要在“质”与“文”之间、“雅”与“俗”之间、“故实”与“新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童先生觉得刘勰所说的“变”首先是一种文学创作发展的横向运动，即按时代的需要和创作个性所展开的横向运动，或者说是寻找“度”的运动。更进一步说，变是出发点和归宿点。所以，刘勰的“变”是“适变”，适应于时代文学创作变革所需要的“变”。“通”是“会通”，即让现时的文学创作与古典文学接“通”，以利于现时的文学创作。
蔡钟翔先生认为，刘勰把文章的构成要素分为文体和文数两个方面，文体是稳定的（有常），文数则是变动的（通变）。但是，“通”并不表示继承，“通”是与“变”结合在一起，与“有常”相对的，“会通”与“适变”是密切相关的，“通变”即“会通”与“适变”的综合，“通”是指异质事物的贯通，而不是指对前人的继承，他还认为，刘勰所昭示的文学发展的走向，与《易传》所论通变的走向是如出一辙的。“通变”既包含了“反本”，所以《通变》论“通变”而以“复古”为归宿，但不是复古。
五、我的观点
综合上述学者对“通变”的不同阐述，我对“通变”也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不管研究“通变”还是“通”和“变”，都要探究它们的语源的意义，这就要从《易》中找到根源。
“通变”探源：
《易·系辞上》：“参伍因革，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又：“阖户谓之坤，闭户谓之乾，一阖一闭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又：“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者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易·系辞下》：“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根据《周易》中有关于“通”、“变”、“通变”等相关内容，结合詹福瑞先生对此的总结，“通”就是贯通、通达的意思，“通变”就是通于变化的意思。“通”和“变”是不可分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要采取一定手段才能继续变化发展，而“变”恰恰就是必须采取的方法，只有“变”才能使事物不断运动发展下去，前后贯通，无穷无尽。这里的“通”不是静态不变的，它和“变”一样是运动发展的，有“变”才能“通”，在“通”的基础上，变化才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性。
因此，《通变》篇的内涵归根到底就是“变”的意思。而“通”指的是对古今优秀文学作品的情感、内容、词采所结合成的一种完美结构的贯通，是一种纵向的流动，具有历时性特征。所以“变”就是在这种流动中不断创新，创作出符合时代特征和表达作者内心情感的优秀文学作品。
下面我来具体阐述一下“通变”的内涵：
（一）“通”的内涵和“通变”的主旨
“通”指的是文学创作要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符合“序志述时”的要求。叙述时事，表达作者思想感情和个人气质，是基础。而每个时代又有不同的风俗、文风、个性特点，这就需要作家通过博览和观察，把时代、个性、文风、雅俗、词采融合一体贯通于整个文学发展长廊中，形成纵向的文学史发展脉络。不管个人的文学作品有多伟大和特立独行，都离不开这一基础，所以“通”不能单纯地用“继承”说来代替，它不是僵化的规律和模式，而是每个时代每个人创作经验的融合，是和“变”一样动态发展的。“通变”不能简单地说成“继承”和“革新”，更加不能对举成文，“通变”既是文学的创作论，更是发展论。“《通变》篇中的‘通变’一词，虽指‘文辞气力’的‘酌于新声’和‘通变则久’而言，但当刘勰以‘通变’二字名篇时，就不仅仅是指‘文辞气力’的发展了。作为篇题的《通变》，实为对整个文学创作的总体而言，只是借‘通变’的发展变化之义，以论整个文学创作怎样才能‘日新其业’。”
因此，通变是以变为主导的，不只因为源于《易》，其实《通变》篇本身也是把“通”“变”放在一起的。如“文辞气力，通变则久”，“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乃通变之术疏耳”，“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櫽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这些句子没有把“通”和“变”对举成文，其内涵都脱离不开“变革”的意思。就如唐辉先生所说的：“文学通变的本质就是仿天而行、生生不已的生命创造，其中主体之心对天道的感通、顺适、宰制并最终利用、厚生、富文等义至关重要。” 通变既包含了生生不息之意，也含有创造丰富完善之意。
而《文心雕龙》的其他篇章里也有对“变”的阐释，如“故知繁略殊形，略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征圣》）“故其大体所资，必枢纽经典，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当今。”（《议对》）“八体虽合，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体性》）“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立本有体，意或偏长;趋时无方，辞或繁杂。”（《熔裁》）“至于诗人偶章，大夫联辞，奇偶适变，不劳经营。”（《丽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养气》）可见，“变”的思想贯穿《文心雕龙》全书，所以《通变》篇的主旨必然是变。
（二）“变”的内涵和“怎样变”
刘勰的《通变》中的主旨是“变”，变居于主导地位，主要探讨“如何变”的问题，即在“通”的基础上“变”。《通变》是从“有常之体”和“无方之数”两方面出发来论述通变问题的，刘勰开篇指出：“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刘勰强调有常之体的源头是经诰，“名理相因”的文章体制是“有常之体”的显现，这是不能变的，能变的只是“文辞气力”。就如他在《通变》篇中说的：“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一样，处理好质、文、雅、俗的关系，“博览以精阅”，不断吸收前人的优秀文学成果和创作经验，在对其思想情感内容和词采的全面贯通下，结合自己的独特的情感体验和阅历，创作出有自己特点的文学作品。 这里的“变”既是“熔铸经典之范， 翔集子史之术， 昭体，故意新而不乱， 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的变，也是“采故实于前代，观通变于古今”（《议对》）的变。
1、通变与“宗经”
刘勰的“通变”完全反对违背文学创作经验的变，反对“竟今疏古，风味气衰”“近附而远疏”（《通变》）“逐奇而失正”（《定势》）“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明诗》）这些形式主义的变化。为了合理变化，刘勰提出了“还宗经诰”的主张，要学习儒家经典的正统，但是这并不像纪昀和黄侃所说的复古，复古是违背刘勰要“变”的本意的。宗经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地学习古人的经书，其实经书的内容和体制也是多样的，“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在经书中学习通变的方法，“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宗经》）刘勰提倡宗经来学习通变作文，并不是复古倒退，刘勰的所谓“变”，是在师古的基础上的变，但他并不是要求人们完全回到经书文风，只是以“宗经”为旗帜、希望人们在经书的典雅与后世文章的美丽文饰之间折中。他是肯定新变的，但要求人们自觉地纠正追求新变过程中产生的流弊。他提醒人们不可一味趋新，而要瞻前顾后，取法乎正。他要强调的是学习“经诰”的精神，而不是模仿“经诰”的形式。看似“复古”，其实含有“创新”的意义。“刘勰论文力主宗经，并不否认他也重视变，他的以宗经为主导的‘通’与以适会为主导的‘变’构成他文学史观的对立统一。刘勰的通变尺度具有动态性。” 在当时，刘勰只有用儒家文学观点，来抨击南朝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使文学有感而作，这说明他有一定的局限性。
2、变在内容与形式
刘勰已经意识到古代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革新的必要，有学者只看到了他注重文辞形式上的变化，例如陆侃如、牟世金认为刘勰所讲的变只是表现方法上的革新，认为他忽视了内容上的变化。其实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里可以发现刘勰既强调形式的变化，也强调内容的变化。因此忽略情志和内容的发展，就会落入“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的境地。
首先，变在内容。刘勰在《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就是文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新的内容和特点。“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钧，野老吐‘何力’之谈，郊童含‘不识’之歌。有虞继作，政阜民暇，‘薰风’诗于元后，‘烂云’歌于列臣。……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可见，变不仅仅限于文辞形式，内容也是一大方面，文学之所以经典在于它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反映着历史文化的变迁。
其次，变在形式。“文辞气力”是《通变》所强调的创新。形式不只包括文辞语言，更包括作家的个性，文体气势和风格即“气力”。风格不仅指的是作家个人风格，也指的是时代风格。如《通变》篇说：“榷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风格随时代而变，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文学风格。而个体的风格的变化是刘勰着重强调的。如他在《体性》篇说：“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而被刘勰奉为经典的《楚辞》也是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独特的创新，“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正如王少良先生所说，由于每个人的个体性情和技能特长不同，因而会使作品风貌各异。在具体的写作中，面对同一类文体，后人总会借鉴前人已有的经验，于此之上再加发挥创造，从而创作出有似于前人而又超越于前人的作品来。刘勰阐述文学自身发展的这一现象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故论文之方，譬诸草木，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矣。”这就揭示了作家创作所应把握的文章共性与个性创造的关系。
《通变》篇的主旨就是贯彻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精神、风格、内容、形式所形成的一种整体的不断流动的优秀结构，在此基础上，根据作者自己所处时代和个性特点创作出有自己特色的文学作品，推动文学的不断变化流动。
“通变”的主旨内涵被学者广泛讨论后，仍不能达成一致。不管从哪一角度去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我综合以上学者分析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自己的微见，即“通”就是“变”，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通变”的主旨是趋时而变，根据个性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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