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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在60多年的对外援助实践中，我们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对外援助思想。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1974年为对外援助思想初步形成阶段，1975—1992年为对外援助思想改革调整阶段，1993—2002年为对外援助思想深化发展阶段。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对外援助思想 嬗变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对外经济援助。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等国际主义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许多民族独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外援助实践的发展，我们党的对外援助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党的对外援助思想的初步形成（1950——1974年）
新中国成立后，东西方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中国必须争取更多国家的承认，加强和密切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便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对外援助在当时成为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接触和联系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外交部公布的外交档案曾多次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为此，在自身極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拿出相当的财力对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进行援助。
1956年，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被正式确定下来。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年，周恩来访问亚欧11国，回国后他在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1964年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针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状况，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援外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它不仅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宗旨，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迎来了外交史上的第三次建交高潮，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开始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为了适应援外工作的新形势，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对外经济联络部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召开了五次援外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做好对外援助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部署，比如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防止和克服大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坚持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勤俭办援外事业，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贪大求洋、铺张浪费的倾向；积极稳妥，保证重点，兼顾全面，等等。还强调要发挥中央部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强调一切为了新中国的生存与独立服务，一切为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服务，党的对外援助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利益诉求，并不看重经济收益。在对外援助实际运行当中,随意性很大，往往超出规划较多，很少考虑对外援助的增加可能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不少年份对外援助额度远远超出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最终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中国人民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
二、党的对外援助思想的改革与调整（1975——1992年）
进入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越来越高涨，导致中国的外援数额急剧增大，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很高。而中国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急剧增长的对外援助已经严重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中国从自身和受援国国情的实际出发，从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到援助方式、管理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调整。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压缩和调整对外援助支出，指出：“中国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到1972、1973、1974年分别上升到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够负担的程度。……中央决定：在‘五五’计划时期，将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四五’时期预计6.3%降至5%以内。”［2］P5441977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对外经济联络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要求援助的国家越来越多，援助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力不从心。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以不超过4%为宜。［3］P586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适应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本着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的原则，中国开始了对外援助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改革。1979年7月，邓小平认为，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八条，但“中国现在还很穷”，坚持量入为出、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继续给予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1980年5月，国务院提出了新形势下对外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4］P727方针明确指出，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不仅要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要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改变了过去单纯援外，只出不进的状况，开展了承包工程、劳务出口、生产技术合作等多种业务，做到有出有进，有给有取，扩大了合作领域”。［5］P728
198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在坦桑尼亚首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重申中国将继续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宣布，今后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要进一步实行“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其具体内容是：(1)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2）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3）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等。中国方面对所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薄利、重义。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待遇。（4）上述合作之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6］
四项原则与八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是八项原则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但同八项原则相比，该思想改变了过去由中国单方面提供援助的方式，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使援外工作进入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相结合的新时期，形成了符合经济合作规律、互利双赢的援外新模式。
三、党的对外援助思想的深化发展（1993年至今）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形势要求中国对外援助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实施对外援助，在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实现援助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对外援助改革的尝试。1995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改革援外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对援外工作的改革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援助结构上主要扩大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规模和提高无偿援助的比例；在项目选择上，重点承担受援国需要的中小型生产项目；在援助方式上推動援外项目合资合作；在资金渠道方面，将政府援外资金与银行贷款结合起来，并适当将有关企业的资金吸纳到援外项目执行中。［7］除己经签订的无息贷款协议继续执行外，一般不再向受援国提供新的无息贷款。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援外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援外未来发展方向、援外战略性任务等大政方针亲自部署、亲自决策，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时宣布了中国政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五项新举措，包括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在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8］
2006年8月21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适当增加对外援助，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提出，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设立中非发展基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为非洲培训培养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和青年志愿者等等。［9］［10］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思想，虽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仍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中国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我们党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在援助中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通过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目的。同时，我国的对外援助是真诚无私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从不要求任何特权。这些特点是我们过去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对外援助在今后应该坚持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1963-8-9（1）.
［2］［3］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l949一1980）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几点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陈慕华.打开对外经济贸易的新局面［N］.人民日报，1983-l-15（6）.
［7］邢厚媛.以援外改革为契机加速实现实业化国际化.国际经济合作［J］.1996（2）：10.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R］.2005（12）.
［9］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5（2）.
责任编辑 万 强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对外援助思想 嬗变
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对外经济援助。在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等国际主义援助对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毛泽东认为，“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国际主义的义务”［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向许多民族独立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对外援助实践的发展，我们党的对外援助思想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党的对外援助思想的初步形成（1950——1974年）
新中国成立后，东西方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迫使中国必须争取更多国家的承认，加强和密切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便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对外援助在当时成为中国同非社会主义国家保持接触和联系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外交部公布的外交档案曾多次提到，认真做好外援工作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为此，在自身極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拿出相当的财力对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进行援助。
1956年，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被正式确定下来。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指出：“中国人民深切地同情并且积极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侵略的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年，周恩来访问亚欧11国，回国后他在向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正在向某些亚非国家提供一些经济援助。这些援助就其数量来说是极其微小的，然而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这表示了我们帮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的真诚愿望。”1964年周恩来在访问非洲时，针对国际形势和中国的状况，提出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其基本精神是：平等互利，不干涉内政；切实帮助受援国自力更生；力求使受援国真正受益；尽量减轻受援国的负担；严格履行承担的义务。援外八项原则是周恩来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援助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它不仅阐明了中国对外援助的性质、宗旨，也是中国对外政策在援外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迎来了外交史上的第三次建交高潮，与此同时，中国对外援助开始呈现出急剧增长的态势。为了适应援外工作的新形势，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对外经济联络部在20世纪70年代先后召开了五次援外工作会议。会议就如何做好对外援助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部署，比如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防止和克服大国主义的思想倾向；坚持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勤俭办援外事业，防止和克服脱离实际、贪大求洋、铺张浪费的倾向；积极稳妥，保证重点，兼顾全面，等等。还强调要发挥中央部门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对外援助强调一切为了新中国的生存与独立服务，一切为了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服务，党的对外援助思想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利益诉求，并不看重经济收益。在对外援助实际运行当中,随意性很大，往往超出规划较多，很少考虑对外援助的增加可能给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不少年份对外援助额度远远超出国民经济承受能力，最终影响了中国自身的发展和中国人民自身生活水平的改善。
二、党的对外援助思想的改革与调整（1975——1992年）
进入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越来越高涨，导致中国的外援数额急剧增大，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很高。而中国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国民经济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急剧增长的对外援助已经严重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中国从自身和受援国国情的实际出发，从援助的规模、布局、结构到援助方式、管理体制等多方面进行了调整。
197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压缩和调整对外援助支出，指出：“中国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一五’、‘二五’期间为1%多一点，……到1972、1973、1974年分别上升到6.7%、7.2%、6.3%，超过了国力所能够负担的程度。……中央决定：在‘五五’计划时期，将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四五’时期预计6.3%降至5%以内。”［2］P5441977年9月，中共中央转发对外经济联络部党组《关于进一步做好援外工作的报告》。报告指出，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第三世界要求援助的国家越来越多，援助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国家财力物力有限，力不从心。建议今后如无特殊情况，援外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以不超过4%为宜。［3］P586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了适应国内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本着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尽力而为的原则，中国开始了对外援助政策的进一步调整与改革。1979年7月，邓小平认为，在援助问题上，方针要坚持，基本上援助的原则还是那八条，但“中国现在还很穷”，坚持量入为出、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继续给予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力所能及的帮助。1980年5月，国务院提出了新形势下对外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援外八项原则，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出有进，平等互利，为促进友好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4］P727方针明确指出，包括对外援助在内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不仅要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而且也要使之服务于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国“改变了过去单纯援外，只出不进的状况，开展了承包工程、劳务出口、生产技术合作等多种业务，做到有出有进，有给有取，扩大了合作领域”。［5］P728
1982年1月13日中国政府在坦桑尼亚首都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重申中国将继续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一些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同时宣布，今后中国同非洲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要进一步实行“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四项原则。其具体内容是：(1)遵循团结友好、平等互利的原则，尊重对方的主权，不干涉对方的内政，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2）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发挥各自的长处和潜力，力求投资少，工期短，收效快，能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3）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因地制宜，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进行科学技术交流、承建工程、合作生产、合资经营等等。中国方面对所承担的合作项目负责守约、保质、薄利、重义。中国方面派出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不要求特殊待遇。（4）上述合作之目的在于取长补短，互相帮助，以利于增强双方自力更生能力和促进各自民族经济的发展。［6］
四项原则与八项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是八项原则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但同八项原则相比，该思想改变了过去由中国单方面提供援助的方式，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周边国家的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使援外工作进入了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相结合的新时期，形成了符合经济合作规律、互利双赢的援外新模式。
三、党的对外援助思想的深化发展（1993年至今）
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新的形势要求中国对外援助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来实施对外援助，在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以实现援助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对外援助改革的尝试。1995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改革援外工作有关问题的批复》，对援外工作的改革做出了具体的指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在援助结构上主要扩大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规模和提高无偿援助的比例；在项目选择上，重点承担受援国需要的中小型生产项目；在援助方式上推動援外项目合资合作；在资金渠道方面，将政府援外资金与银行贷款结合起来，并适当将有关企业的资金吸纳到援外项目执行中。［7］除己经签订的无息贷款协议继续执行外，一般不再向受援国提供新的无息贷款。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援外工作。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对援外未来发展方向、援外战略性任务等大政方针亲自部署、亲自决策，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0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联合国首脑会议时宣布了中国政府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五项新举措，包括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39个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零关税待遇；进一步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并通过双边渠道，免除或以其他处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债穷国2004年底前对华到期未还的全部无息和低息政府贷款；在3年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亿美元优惠贷款及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相关援助，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人才培养。［8］
2006年8月21日至23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适当增加对外援助，尤其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在2006年11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胡锦涛提出，中国政府将采取8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对非洲援助规模；设立中非发展基金，鼓励和支持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免除同中国有外交关系的所有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截至2005年底到期的政府无息贷款债务；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市场；为非洲培训培养各类人才；向非洲派遣高级农业技术专家和青年志愿者等等。［9］［10］
回顾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援助思想，虽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但仍然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中国对外援助以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基本指导原则。我们党坚持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在援助中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通过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目的。同时，我国的对外援助是真诚无私的，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中国的对外援助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充分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从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从不要求任何特权。这些特点是我们过去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对外援助在今后应该坚持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1963-8-9（1）.
［2］［3］房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l949一1980）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4］［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的几点意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陈慕华.打开对外经济贸易的新局面［N］.人民日报，1983-l-15（6）.
［7］邢厚媛.以援外改革为契机加速实现实业化国际化.国际经济合作［J］.1996（2）：10.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R］.2005（12）.
［9］胡锦涛.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6-11-5（2）.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