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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名培艺，贵州毕节人，清末秀才。1910年，周素园加入同盟会，参与领导贵州辛亥革命，11月3日，陆军学生起义，贵州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周素园被推定为七位枢密员之一，后又被军政府推为行政总理（主办全省民事）、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政务厅长和省政府秘书长等要职。不久，由于贵州军政府被滇黔军阀勾结推翻，周素园便流亡京、汉、沪、渝等地。这期间，他先后任北京参政院秘书，西北边防军司令部秘书、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
经过十余年的奔波，周素园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他所看到的，是旧军阀的混战，新军阀的独裁。他为此思想苦闷，一气之下，脱离了政界，1925 年回家乡毕节闲住。他闭门读书，遍读历史和中外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探索人生道路。
一、“大土豪”加入了红军队伍，就任“抗日救国军”司令
1936年2月初，贺龙、任弼时、王震等人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毕节，毕节的土豪劣绅闻讯后纷纷逃走，人们也劝周素园赶快逃走，但他断然拒绝了。
红军进城后，按照惯例是选择富户打土豪，由于周素园的住宅豪华，也成了红军打土豪的目标。当一队红军走进他的院子抄没他的家产时，突然发现他的书架上摆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大家感到非常奇怪，立即向六军团政委王震作了汇报。
一位去抄家的红军指导员向王震报告说：“今天我们去打土豪，捉住了一个大土豪，名叫周素园。他顽固的很，明明有深宅大院，还不承认自己是土豪。我们问他：‘你的这些家产都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祖辈留下来的。我们问：‘你有没有剥削？’他说有少许剥削，但不属土豪。我们看他顽固，就把他押到他家对面的天主教堂审问。但奇怪的是，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弄不清他是个什么人物，不知怎样处置，就来向您汇报。”
王震问：“你们对他用刑没有？”
这位指导员说：“没有。”
这时，红军干部邓止戈走来了。邓止戈是当地人，王震就向他了解周素园的情况，邓止戈说：“周素园是进步人士，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很好。”接着，他又把周素园以前的经历说了一遍。
王震听后，立即带着邓止戈去见周素园。
王震等人来到天主教堂，见一个干部正在审问一位老者。王震忙令那位干部退下，然后问老人：“您就是周素园周老先生么？”
老人一怔：“是的，卑人便是周素园。”
王震说：“您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元老，原先没有调查清楚，现在把你带到这里，真是委屈您了。我代表红军向您赔礼道歉！”说完，就向他行了一个军礼。
周素园顿觉一股暖流涌过全身。这时，邓止戈向他介绍说：“这就是红六军团的王震政委！”
“噢，是王将军！”周素园对于王震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过：“匪首王震毙命，肖克被俘，匪六军团溃不成军……”不久，他又看到传单：“捉拿住王震者，赏银两万。”他对敌人的报纸虽然不相信，但也从这几则消息中得知红军中有个王震将军，而且王震的头价格十分昂贵，这表明王震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没想到，王将军竟如此谦逊，和蔼可亲。
接下来，王震又说：“您是毕节乃至贵州革命的中坚，以后，我们许多事要向您请教，请您帮忙的。今天，惊扰您了，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第二天，王震就到周素园家拜访，并如数退还周家被搜走的财物。当王震从《素园文存》上看到他写的：“军事常为政治之工具，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使武力与人民结合，使武力化为人民之武力。军队无意志，必以民众之意志为意志；军队无利益，必以民众利益为利益！”这段话时，便拍手叫好，说：“周先生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还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呢！”
周素园兴奋而庄重地道：“前几日，亲朋好友都劝我逃避一下，躲一躲红军，免遭皮肉之苦。卑人相信共产党和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救国救民的中流砥柱。红军一来，果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令人钦佩。倘若王政委不嫌弃老朽，卑人实愿为救国救民效微薄之力。”
王震一听，很高兴，说，“我有个初步想法，就是想借助周老先生的声望，建一支武装队伍，叫‘抗日救国军’，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如何？”
周素园笑道：“让他们投身于革命洪流，为祖国效力，建功立勋，当是高明之举！”
接下来，贺龙、任弼时、夏曦等红军领导人又相继登门拜访，经过交谈，周素园进一步了解了我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贺龙、王震都觉得周素园远非一般知识分子可比，因此，他们经过商议最后决定，请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慨然承应。
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周素园家里。党派邓止戈任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共约一千余人。
王震在周素园家中，接见了席大明、周质夫和阮俊臣。“抗日救国军”的领导人都很兴奋，他们第一次见到王震，便觉得他精明而威严，热情而慷慨。
“你们过去都是绿林好汉，都是杀富济贫的英雄！”王震亲切地说，“你们过去想为民除害，除不掉，就是没有团结在一起。往后扭成一团，敌人和一切害人虫就害怕你们了！你们作战勇敢，敌人和反动派都要败在你们的脚下了！”
席大明说：“这几年打仗，我性子都打野了，总想打大仗，可弹药不足，请拨给我们一些，行么？”
“为了抗日救国，红军全力支援你们，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王震说。
周素园确实有号召力。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开明的上层人士开始支持红军。许多青年也纷纷参军。人们都说：“周老先生都投奔红军了，咱们也投奔！”“周老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的眼光没错！”仅20多天，参加“抗日救国军”的就达5000多人。
二、周素园坚决要求跟随红军长征。他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的队伍里！”
1936年3月初，红二、六军团离开毕节进行长征。长征开始时，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领导人考虑到周素园已年近花甲（已57岁），身体情况又不好，表示愿意出些钱让他去香港暂避，并做一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周素园却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做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的队伍里！”王震把这些话告诉了贺龙，贺龙一拍手说：“好！我就欣赏这种人，即使抬也要把他抬走！”
长征路上，有无数艰难险阻，除国民党的大军围追堵截外，还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长征途中，周素园给滇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揭露蒋介石利用滇军打红军是一箭双雕之计，劝他不要上当，并晓以民族大义。孙渡接信后，态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他一面提兵南下静观态势，一面“火速呈送龙云”。红军向云南嵩明进军时，卢汉奉龙云之命，令孙渡在普渡河夹击红军，孙渡却对卢汉说：“普渡一条小河，不会成为红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尽力去做就是。”事后孙渡也没有去普渡河夹击红军。为保存实力，他采用了与红军消极对抗的办法。
在长征途中，由于周素园年纪大，过去也没有徒步行军的锻炼，所以屡屡生病，有时两腿还流脓水，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随部队继续前行。5月3日，周素园在红军战士的搀扶下，翻越了格罗湾到小中甸之间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随后又穿过中甸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接着又翻越了一座大雪山。5月12日，他随队伍进入西康（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6月2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甘孜以前的行程中，周素园一直是与王震同吃同住，有时还同床而卧。王震对他照顾得非常周到。
到达甘孜后，周素园奉命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离开了红二方面军。在由甘孜到阿坝的18天行程中，行前每人领的15天干粮早已吃完，周素园也与大家一道靠啃青草充饥。离开阿坝后，周素园抱病行军，过草地时，周素园掉在队伍后头，贺龙同志专门让警卫员跑了许多路，给他送去一小袋酥油烙的青稞饼。整个行军途中，红军指战员们对他扶上扶下，嘘寒问暖，关爱备至。12月2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跟随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
周素园到达陕北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不久，中共中央安排周素园到红军大学去当历史教员。在任历史教员期间，他给红军大学撰写了《洪宪叛国始末》等教材，很受学员们欢迎。此外，他还担负着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为了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周素园先后给何应钦、张学良、吴忠信、朱绍良、王伯群、冯玉祥、张道藩、张继等数十人写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共抗日。并且代表朱德起草致刘湘、致某师长的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逼蒋抗日。在这一时期，他为我党的统战做了大量工作。
三、脚病久治不愈，致生活不能自理的周素园不愿成为共产党的“累赘”，回到贵州，继续为党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周素园盼望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了，他无比兴奋、激动，同时又作好了为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思想准备。1937年8月，他在准备随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前，给家人写了一封类似遗嘱的信，表达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在信中写道：“余本不欲写信，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迫近最后五分钟。区区家庭及个人之事，实无谈说之必要。嗣后如随军移动情事，再函告。否则最多只打算每月写一信，聊报平安而已。人人都知道国事危急，人人都觉得这不干我的事，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有的人甚至开演讲，写文章，说得义愤填膺，责无旁贷，枪声还没响，他早藏到安全地带去了。我希望，我亲爱的人，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充满着积极的精神，安居能自食其力，困难时执戈以从，这算是我最后的赠言。”
周素园在延安时期，党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贺龙夫人和肖克夫人经常去看他，帮助他缝补洗涮。组织上在物质奇缺的情况下，给予他生活上的各种优待。但由于他年事已高，体质很弱，从1937年8月起，两足红肿，流血流水，不能着地，生活亦不能自理。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差，虽然医护人员悉心护理治疗，但却久不见好。周素园感到自己不仅不能工作，反而“坐享优待”，成了组织上的累赘，于是产生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
素园老先生：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健康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先生提出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临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设宴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说：“周先生，你虽然没有入党，总算红军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给我。”次日，周素园将自己的自传送给毛泽东。周素园还应毛泽东之请，写下临时赠言：“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毛泽东看后欣喜而感慨地说：“先生参加红军前的历史已经很光荣了。以后的历史应该由我们来给你写。”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携带着毛泽东、朱德致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函离开了延安。他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向国民党当局者做了大量工作，要求他们切实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款，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他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使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有力的支援了抗日前线。
1938年1月，龙云两次电请周素园赴昆明。周素园到昆明后，在青年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各界青年朋友络绎不绝地来访问周素园的，每日不下20人。周素园还将西安邮寄来的各种理论书刊，散发给进步青年。朱家壁等青年就是在周素园的鼓励和介绍下奔赴延安的。周素园还在昆明筹集“白药”两万盒，航空邮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前方抗日将士。周素园在昆明80天出色的工作，自然招致当局的猜忌，以至将其“礼送”出境。
周素园回到贵州后，国民党贵州当局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让他担任贵州省政府参议，但在暗中仍监视他的活动，唯恐他给共产党做事。不久，又强令他“回原籍养病”。直到解放军打到毕节，他才获得自由。
四、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毕节，周素园万分高兴，立刻致电给毛泽东，祝贺报喜。此时，他虽然有病在身，但仍担任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抱病组织群众，支援向大西南进军的解放军。
1950年1月，周素园在自己命名的《光明日记》的扉页上题词：“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不久，应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的邀请，周素园来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稍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7月，周素园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请他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觉得自己年老病弱，婉言推辞。刘伯承说：“素老年高，我们会慎密考虑的，平常例会，你不必出席，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纷纷做工作。一席席推心置腹的坦言，深深打动了周素园的心，他没有理由再推辞了。
在贵州省除担任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改任副省长）外，周素园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年贵州文史馆成立，他又担任了第一任馆长。周素园以高昂的激情投入了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之中，他曾说过，他愿当一座桥，沟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人民群众也把他当作桥，通过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尽管周素园的身体很差，但他仍然带病工作。省领导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专门指示省军区医生为他看病。省领导常勉励他，并对他说：“你的存在，就是对贵州、对国家的贡献。”
1951年10月，周素园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届全体会议时，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毛泽东单独与他畅谈达40分钟之久，临别时，还送了他一盒燕窝，叮嘱他好好保重。周素园回到住处，连夜给毛泽东写信，给政协写提案，就贵州发展交通、开发矿产资源、加强医疗卫生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这些建议，全部被全国政协采纳。
1958 年2 月1日周素园因病逝世，享年80岁。
经过十余年的奔波，周素园并没有找到救国救民之路。他所看到的，是旧军阀的混战，新军阀的独裁。他为此思想苦闷，一气之下，脱离了政界，1925 年回家乡毕节闲住。他闭门读书，遍读历史和中外资产阶级先驱思想家的名著，认真研究马列主义，探索人生道路。
一、“大土豪”加入了红军队伍，就任“抗日救国军”司令
1936年2月初，贺龙、任弼时、王震等人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来到毕节，毕节的土豪劣绅闻讯后纷纷逃走，人们也劝周素园赶快逃走，但他断然拒绝了。
红军进城后，按照惯例是选择富户打土豪，由于周素园的住宅豪华，也成了红军打土豪的目标。当一队红军走进他的院子抄没他的家产时，突然发现他的书架上摆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大家感到非常奇怪，立即向六军团政委王震作了汇报。
一位去抄家的红军指导员向王震报告说：“今天我们去打土豪，捉住了一个大土豪，名叫周素园。他顽固的很，明明有深宅大院，还不承认自己是土豪。我们问他：‘你的这些家产都是从哪里来的？’他说是祖辈留下来的。我们问：‘你有没有剥削？’他说有少许剥削，但不属土豪。我们看他顽固，就把他押到他家对面的天主教堂审问。但奇怪的是，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列主义的书。我们弄不清他是个什么人物，不知怎样处置，就来向您汇报。”
王震问：“你们对他用刑没有？”
这位指导员说：“没有。”
这时，红军干部邓止戈走来了。邓止戈是当地人，王震就向他了解周素园的情况，邓止戈说：“周素园是进步人士，在当地老百姓中口碑很好。”接着，他又把周素园以前的经历说了一遍。
王震听后，立即带着邓止戈去见周素园。
王震等人来到天主教堂，见一个干部正在审问一位老者。王震忙令那位干部退下，然后问老人：“您就是周素园周老先生么？”
老人一怔：“是的，卑人便是周素园。”
王震说：“您是贵州辛亥革命的元老，原先没有调查清楚，现在把你带到这里，真是委屈您了。我代表红军向您赔礼道歉！”说完，就向他行了一个军礼。
周素园顿觉一股暖流涌过全身。这时，邓止戈向他介绍说：“这就是红六军团的王震政委！”
“噢，是王将军！”周素园对于王震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从敌人的报纸上看到过：“匪首王震毙命，肖克被俘，匪六军团溃不成军……”不久，他又看到传单：“捉拿住王震者，赏银两万。”他对敌人的报纸虽然不相信，但也从这几则消息中得知红军中有个王震将军，而且王震的头价格十分昂贵，这表明王震的领导地位十分重要。没想到，王将军竟如此谦逊，和蔼可亲。
接下来，王震又说：“您是毕节乃至贵州革命的中坚，以后，我们许多事要向您请教，请您帮忙的。今天，惊扰您了，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第二天，王震就到周素园家拜访，并如数退还周家被搜走的财物。当王震从《素园文存》上看到他写的：“军事常为政治之工具，必须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使武力与人民结合，使武力化为人民之武力。军队无意志，必以民众之意志为意志；军队无利益，必以民众利益为利益！”这段话时，便拍手叫好，说：“周先生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还是民族解放的先锋呢！”
周素园兴奋而庄重地道：“前几日，亲朋好友都劝我逃避一下，躲一躲红军，免遭皮肉之苦。卑人相信共产党和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救国救民的中流砥柱。红军一来，果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令人钦佩。倘若王政委不嫌弃老朽，卑人实愿为救国救民效微薄之力。”
王震一听，很高兴，说，“我有个初步想法，就是想借助周老先生的声望，建一支武装队伍，叫‘抗日救国军’，把地方武装组织起来，如何？”
周素园笑道：“让他们投身于革命洪流，为祖国效力，建功立勋，当是高明之举！”
接下来，贺龙、任弼时、夏曦等红军领导人又相继登门拜访，经过交谈，周素园进一步了解了我党的主张、红军的宗旨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时，贺龙、王震都觉得周素园远非一般知识分子可比，因此，他们经过商议最后决定，请周素园出任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慨然承应。
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就设在周素园家里。党派邓止戈任抗日救国军参谋长，下辖三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席大明，第二支队司令员周质夫，第三支队司令员阮俊臣，共约一千余人。
王震在周素园家中，接见了席大明、周质夫和阮俊臣。“抗日救国军”的领导人都很兴奋，他们第一次见到王震，便觉得他精明而威严，热情而慷慨。
“你们过去都是绿林好汉，都是杀富济贫的英雄！”王震亲切地说，“你们过去想为民除害，除不掉，就是没有团结在一起。往后扭成一团，敌人和一切害人虫就害怕你们了！你们作战勇敢，敌人和反动派都要败在你们的脚下了！”
席大明说：“这几年打仗，我性子都打野了，总想打大仗，可弹药不足，请拨给我们一些，行么？”
“为了抗日救国，红军全力支援你们，满足你们的一切要求！”王震说。
周素园确实有号召力。在他的影响下，一大批开明的上层人士开始支持红军。许多青年也纷纷参军。人们都说：“周老先生都投奔红军了，咱们也投奔！”“周老先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的眼光没错！”仅20多天，参加“抗日救国军”的就达5000多人。
二、周素园坚决要求跟随红军长征。他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的队伍里！”
1936年3月初，红二、六军团离开毕节进行长征。长征开始时，贺龙、任弼时、王震、萧克等领导人考虑到周素园已年近花甲（已57岁），身体情况又不好，表示愿意出些钱让他去香港暂避，并做一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周素园却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做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的队伍里！”王震把这些话告诉了贺龙，贺龙一拍手说：“好！我就欣赏这种人，即使抬也要把他抬走！”
长征路上，有无数艰难险阻，除国民党的大军围追堵截外，还要翻越雪山，过草地。为摆脱国民党军的围堵，长征途中，周素园给滇军纵队司令孙渡写信，揭露蒋介石利用滇军打红军是一箭双雕之计，劝他不要上当，并晓以民族大义。孙渡接信后，态度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他一面提兵南下静观态势，一面“火速呈送龙云”。红军向云南嵩明进军时，卢汉奉龙云之命，令孙渡在普渡河夹击红军，孙渡却对卢汉说：“普渡一条小河，不会成为红军通过的障碍。即使不能通过，也只能促使共军多兜几个圈子，拖我们的部队多跑些路而已，不会收什么歼灭之效，但我尽力去做就是。”事后孙渡也没有去普渡河夹击红军。为保存实力，他采用了与红军消极对抗的办法。
在长征途中，由于周素园年纪大，过去也没有徒步行军的锻炼，所以屡屡生病，有时两腿还流脓水，但他仍以坚强的毅力随部队继续前行。5月3日，周素园在红军战士的搀扶下，翻越了格罗湾到小中甸之间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随后又穿过中甸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接着又翻越了一座大雪山。5月12日，他随队伍进入西康（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6月22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甘孜以前的行程中，周素园一直是与王震同吃同住，有时还同床而卧。王震对他照顾得非常周到。
到达甘孜后，周素园奉命随红军总政治部行动，离开了红二方面军。在由甘孜到阿坝的18天行程中，行前每人领的15天干粮早已吃完，周素园也与大家一道靠啃青草充饥。离开阿坝后，周素园抱病行军，过草地时，周素园掉在队伍后头，贺龙同志专门让警卫员跑了许多路，给他送去一小袋酥油烙的青稞饼。整个行军途中，红军指战员们对他扶上扶下，嘘寒问暖，关爱备至。12月2日，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跟随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完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
周素园到达陕北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不久，中共中央安排周素园到红军大学去当历史教员。在任历史教员期间，他给红军大学撰写了《洪宪叛国始末》等教材，很受学员们欢迎。此外，他还担负着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西安事变后，为了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周素园先后给何应钦、张学良、吴忠信、朱绍良、王伯群、冯玉祥、张道藩、张继等数十人写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联共抗日。并且代表朱德起草致刘湘、致某师长的信，希望他们以民族大义为重，逼蒋抗日。在这一时期，他为我党的统战做了大量工作。
三、脚病久治不愈，致生活不能自理的周素园不愿成为共产党的“累赘”，回到贵州，继续为党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周素园被任命为八路军高级参议。周素园盼望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了，他无比兴奋、激动，同时又作好了为抗日战争而牺牲的思想准备。1937年8月，他在准备随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前，给家人写了一封类似遗嘱的信，表达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在信中写道：“余本不欲写信，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已迫近最后五分钟。区区家庭及个人之事，实无谈说之必要。嗣后如随军移动情事，再函告。否则最多只打算每月写一信，聊报平安而已。人人都知道国事危急，人人都觉得这不干我的事，天塌下来有长汉子顶着。有的人甚至开演讲，写文章，说得义愤填膺，责无旁贷，枪声还没响，他早藏到安全地带去了。我希望，我亲爱的人，保持着健康的身体，充满着积极的精神，安居能自食其力，困难时执戈以从，这算是我最后的赠言。”
周素园在延安时期，党组织和同志们对他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贺龙夫人和肖克夫人经常去看他，帮助他缝补洗涮。组织上在物质奇缺的情况下，给予他生活上的各种优待。但由于他年事已高，体质很弱，从1937年8月起，两足红肿，流血流水，不能着地，生活亦不能自理。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差，虽然医护人员悉心护理治疗，但却久不见好。周素园感到自己不仅不能工作，反而“坐享优待”，成了组织上的累赘，于是产生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
素园老先生：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尊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健康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先生提出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临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设宴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说：“周先生，你虽然没有入党，总算红军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给我。”次日，周素园将自己的自传送给毛泽东。周素园还应毛泽东之请，写下临时赠言：“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毛泽东看后欣喜而感慨地说：“先生参加红军前的历史已经很光荣了。以后的历史应该由我们来给你写。”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携带着毛泽东、朱德致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亲笔函离开了延安。他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在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向国民党当局者做了大量工作，要求他们切实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款，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他通过广泛接触社会各界人士，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八路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使一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有力的支援了抗日前线。
1938年1月，龙云两次电请周素园赴昆明。周素园到昆明后，在青年中积极开展宣传工作，各界青年朋友络绎不绝地来访问周素园的，每日不下20人。周素园还将西安邮寄来的各种理论书刊，散发给进步青年。朱家壁等青年就是在周素园的鼓励和介绍下奔赴延安的。周素园还在昆明筹集“白药”两万盒，航空邮寄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转给前方抗日将士。周素园在昆明80天出色的工作，自然招致当局的猜忌，以至将其“礼送”出境。
周素园回到贵州后，国民党贵州当局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让他担任贵州省政府参议，但在暗中仍监视他的活动，唯恐他给共产党做事。不久，又强令他“回原籍养病”。直到解放军打到毕节，他才获得自由。
四、他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1949年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毕节，周素园万分高兴，立刻致电给毛泽东，祝贺报喜。此时，他虽然有病在身，但仍担任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抱病组织群众，支援向大西南进军的解放军。
1950年1月，周素园在自己命名的《光明日记》的扉页上题词：“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不久，应五兵团苏振华政委和杨勇司令员的邀请，周素园来到贵阳，参与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稍后，他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7月，周素园赴重庆参加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受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请他担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他觉得自己年老病弱，婉言推辞。刘伯承说：“素老年高，我们会慎密考虑的，平常例会，你不必出席，重要事件再请你参加。”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也纷纷做工作。一席席推心置腹的坦言，深深打动了周素园的心，他没有理由再推辞了。
在贵州省除担任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改任副省长）外，周素园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年贵州文史馆成立，他又担任了第一任馆长。周素园以高昂的激情投入了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之中，他曾说过，他愿当一座桥，沟通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人民群众也把他当作桥，通过他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
尽管周素园的身体很差，但他仍然带病工作。省领导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专门指示省军区医生为他看病。省领导常勉励他，并对他说：“你的存在，就是对贵州、对国家的贡献。”
1951年10月，周素园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届全体会议时，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毛泽东单独与他畅谈达40分钟之久，临别时，还送了他一盒燕窝，叮嘱他好好保重。周素园回到住处，连夜给毛泽东写信，给政协写提案，就贵州发展交通、开发矿产资源、加强医疗卫生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的这些建议，全部被全国政协采纳。
1958 年2 月1日周素园因病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