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神山、仙人旧馆”，在广州的荔枝湾曾经有一座占地几百亩的岭南名苑——海山仙馆。这是一代粤商潘仕成的别墅宅院。潘仕成，字德畲，道光十三年（1832年）参加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后因捐巨款赈济北京灾民获钦赐举人，曾以经营盐务、洋务为主，后承办海防军工，遂成巨富。
　　说起粤商，潘仕成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粤商在襟山带海的地理环境和岭南文化的孕育下形成了敢于冒险、勇于任事、大胆革新的精神特质。集商、官、儒于一身的潘仕成，一生的兴败是中国传统社会变局时代中粤商的一个缩影。他是传统的红顶商人，承继行商家族赋予他得天独厚的优秀基因，有着粤商的果敢练达，在内外贸易中均独树一帜。他既通洋也好古，既经商也入仕。
　　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给潘仕成的人生增加了多样色彩。他间接参与签订《黄埔条约》等重要历史事件，历经商海沉浮。潘仕成最终却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他以商人身份入仕，在当时中国传统商人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有了新的含义，一方面担任起清政府了解外部世界的桥梁，另一方面又摆脱不了传统的束缚。传统与现代在他身上交织，其兴起与败落是广州对外商贸文化变迁的集中体现者。
　　亦官亦商
　　广东拥有绵长的海岸线，自古海外贸易发达，较早与西方接触，使粤商与其他商帮多有不同。
　　清乾隆年间仅留广州一口通商。在此过程中，广东牙行渐次发展为包销洋货进口和本国土货出口的垄断性专门外贸机构。牙行商人也就成为“行商”或“洋行”。
　　《番禺县续志》记载，潘家至仕成已三代经营盐业，家业兼具规模。1802年，潘仕成的父亲潘正威曾经向清政府申请成为洋商，但没有得到批准，就经常以堂叔潘长耀的丽泉行（广州十三行之一。所谓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为掩护，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入行贸易，盈利较好。由于不是洋商，潘正威每年都可以比洋商节省5万两税银，长久下去，为潘家留下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与此同时，潘正威也开始带次子潘仕成涉足商业，并慢慢把所有的商务都交给潘仕成去打理。潘仕成在父亲的指点下，继续经营家族的盐、茶、木材生意。《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原来广州十三行失去了对外贸易的经营特权，潘正威也随即离世。《广东十三行考》中记载，“潘仕成继承先世遗产超过两千万元”，可见潘仕成在父辈那里继 承了一笔不菲的财富，成为他日后继续经营的雄厚资本。
　　潘仕成是个有头脑的商人，他一生并非只营盐务，而是以家产为资本，以财谋位，结交权势，亦官亦商，倚势营财，便是他的发迹捷径。潘仕成于清道光十三年参加顺天府乡试，中副榜贡生，时年28岁。当时，他已步父亲的后尘，涉及商业贸易，积蓄颇丰，且有一定的政治头脑。期间北京发生灾荒，他以商人的身份捐资赈灾，拯救了许多饥民。获得道光皇帝钦赐举人，特授刑部郎，从而踏入仕途，名震天下。《番禺县续志》记载“海内人士争延访之，以不识其人为憾”。潘仕成也因此奠定了他以后良好的信誉和人际关系，使他在商业领域和政治仕途方面游刃有余，如鱼得水 。
　　依势发迹
　　鸦片战争期间，粤商秉承岭南文化的商业价值观，凭借改革开放的先发效应，勇于开拓，凭借其丰富的外贸经验、熟谙外语以及创业雄心，粤商在全国商业领域异军突起。在新式商业、对外贸易、近代工业及买办等行业中使粤商独领风骚。
　　潘仕成也抓住了发迹的契机。借着清政府大力加强海防，潘仕成利用自己的身份和交往，不仅经商盐务，而且承办军火生产、帮办洋务、建造船厂、火药厂。他在清朝战事不利的情形下抓得商机，通过财富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俄国商人伊凡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载了参观潘的化学实验室，并且评价道：“这种酸用来制作可爆炸的火药，然后再制成雷管……他花费巨资于这些事业上并取得了巨额的利润。”
　　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潘仕成奉命督办沿海七省战船，并自动捐资加造战船，由于筹防筹饷，潘仕成受到粤地大吏的倚重，多次向朝廷表奏其功。道光帝一再下谕嘉奖。1843年，潘仕成制成水雷送京进呈，道光皇帝下谕：赏加潘仕成布政使衔。清代洋商所能得授最高官衔只能是三品职衔，而布政使为总督巡抚属官，从二品职衔，可见其地位十分显赫。
　　潘仕成走入仕途后，通过筹办海防和战船为他积累了巨大的财富。1860 年《法国杂志》曾登载《广州通信》一则，“每年消费三百万法郎，其财产竟尚富于一国王之地产。风闻此商人因经营某项违禁贸易致富，其财产总额共超过一亿法郎。彼有妻妾五十，婢仆八十，园丁役夫三十，然在华北之财产犹更丰裕。”
　　潘仕成斥资修建的海山仙馆，是广州一大名园，潘仕成为此耗尽心血。该园筑于广州西门外泮塘，园门悬匾额“海山仙馆”，匾额为两广总督耆英所书。潘仕成在海山仙馆内收了不少古玩文物，其所收藏金石、古帖、古籍、古画就有“粤东第一”之称。
　　须臾成空
　　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官场、商场更是龙争虎斗，潘仕成既以官绅身份经商，虽善经营，颇多善举，晚年却突遭变故，一蹶不振。《番禺县续志》谓其“晚岁以盐务亏累至破其家，未几卒，人咸叹惜”。潘仕成被抄家，海山仙馆被抄，没产入官。

　　潘仕成垄断盐业经营，清政府强制征收一笔相当数额的钱款，最终使他钱财殆尽，陷入巨额债务之中。而此前，潘仕成在官场的靠山耆英也被咸丰皇帝命令自裁。对于传统商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失去了最后的保障。同治十二年，年逾古稀的潘仕成受不了打击而死去。
　　潘仕成晚年败落，并非经营不善。鸦片战争爆发后，整个商业环境随之变坏，战争的破坏更使洋行遭到巨大的打击。潘仕成积极抵抗外国侵略，在商场上失去了众多的外国客户，令他难于继续立足。
　　潘仕成是个轻财好义的爱国商人，据记载，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就开始捐助军工海防，以个人力量捐建战船和水雷。早在道光二十一年，潘仕成就捐助五千斤、三千斤、二千斤炮四十尊。这些爱国义捐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而在每况愈下的经商环境下，这些义举逐渐成为负担。
　　纵观历史，潘仕成的落败是必然的。清代实行的洋行制度，使具有官商特征的洋行成为专制国家统制对外贸易的工具，洋行握有垄断经济对外贸易的权力，同时又负责征收进出口货物的关税，代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并进行严格的管制。洋行制度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涉及多重利益关系。在这种利益协调中，相对内陆型的官僚统治者而言，弱小洋行难免成为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