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铭、童坦君、王序昆、姜伯驹、张恭庆……这里无法一一记述这群人的名字和他们在不同领域取得的成就，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首航学者”，即改革开放后首批中国留学生。1978年12月，几乎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同步，52名“首航学者”被送出国门。

　　时钟拨回到1978年6月23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長兼党委书记刘达向邓小平作了“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基于“文革”期间派遣留学生工作已经中断多年，所以恢复派遣留学生成为恢复高考之后中国教育界的又一件大事。
　　据资料记载，把中断多年的出国留学事务重新开展起来是相当复杂的，包括留学生将派到哪些国家、派多少人、学习什么专业，还有留学人员的组织管理等。当时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琼具体执行此事，她和同事在两个月内不仅完成了规划，还组织了公开的出国考试。按照邓小平“五年内见成效”的指导思想，教育部决定先在国内知名高校的青年教师、各大科研院所的青年骨干中挑选留学人员，他们到国外学习两三年回来，在国内各方面工作中可以很快见到成效。
　　10年前，李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过这样一段令其永难忘怀的往事：当初选派留学人员还是有点顾虑的，担心派出去的人出问题，不回来了。后来，是邓小平的指示为他们打消了顾虑。邓小平说，你们不要怕跑，就是跑了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如果派一万人，跑了一千，回来的还有九千人。你们要大量地派，不要怕。
　　从资料来看，邓小平在扩大留学人员的问题上不仅思想开放，而且极具魄力;不仅深谋远虑，而且细致入微。比如，在谈到留学生管理问题时邓小平就说：留学生管理方法也要注意，不要管得那么死。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人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社会群众。

　　“留学是民族之间、国家之间文明的交流和融合。这种交流与融合建立在语言交流之上，又远远超越语言范畴。一个国家输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数量，与这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相当数量、占人口一定比例的出国留学生和前来留学的国际学生，这个民族的视野就会受到局限，这个民族的语言会因此而缺少新鲜词汇，这个民族的思维会因此而缺乏活力。”这是《1978：留学改变人生——中国改革开放首批赴美留学生纪实》一书作者钱江写下的一番话。
　　毫无疑问，如今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过去40年间，中国留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费选派，竞争激烈，留学人员自嘲是“洋插队”;第二阶段是自考国外院校，要么靠奖学金，要么靠“刷盘洗碗赚学费”;现在已经是第三阶段，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富裕起来的家庭，以自身的积蓄为子女铺平自费出国留学的道路。更重要的是，希望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只要你愿意、只要找到愿意接收你的学校、只要你能负担国外生活和学费，那一切都不再成为问题，而且有无数路径供你选择。

　　2017年的最后一天，时间即将跨入改革开放40周年的当口，中国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其中313.20万人已经完成学业回国发展。统计资料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留学归国人数更是高达231.36万人，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73.87%。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