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在上海积极开展情报保卫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为了有效预警和应对敌人的破坏活动，调查和惩治叛徒，中央特科在策反国民党要员方面有不少探索。
　　鲍君甫（1893—1969，广东香山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化名杨登瀛）是中共在国民党内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情报关系，曾为中央特科提供了许多及时准确的情报，为保卫党组织的安全发挥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笔者新近发现的鲍君甫履历、旧刊报道等档案材料表明，鲍君甫具有多重社会身份，发挥的作用也不限于此。

周恩来派陈赓与他联系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闸北是一批左翼文人、共产党人的聚居区和活动基地。当时，鲍君甫住在新型革命高等学府上海大学（原校址在闸北青岛路）附近，与上海大学的许多人相识。大革命时期，鲍君甫就与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常有交往。在1927年北伐军到上海前，他曾帮助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人、上海大学教授李季出版《马克思传》。他还与曾在上海大学半工半读的共产党员、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交上朋友，帮助共产党做了一些工作。
　　从1925年11月起，共产党员陈养山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上海交通局发行科长，负责向各地转运广州的进步书报、杂志，租住在四川路虬江路口鸿庆坊。1926年春，鲍君甫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陈养山，并教他学习日语。陈养山常将《中国青年》《语丝》《向导》等书报送给鲍君甫，两人遂成为好友。鲍君甫有时帮陈养山去邮局领取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寄来的进步刊物，还帮他在公共租界找到安全的收信地点。通过陈养山，鲍君甫又认识了敖景象、沈雁冰、陈望道等共产党人。五卅运动期间，鲍君甫常到上海伊文思洋行买书，结识了广东老乡杨剑虹。1928年，“中统”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在上海筹建侦察机构，在调查科主管情报的时任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选定鲍君甫一同筹建，并把他推荐给调查科主任陈立夫及其继任者张道藩。杨剑虹去南京任职后，鲍君甫递补了杨剑虹的位置，在上海为国民党从事特务工作。
　　1928年3月，陈养山在浙江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偶遇旧友鲍君甫。陈养山无处安身，便暂住他家，得知他想为共产党做事，陈养山就向党组织做了报告。当时中央特科刚于4月设立情报科（特二科），陈赓为科长。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周恩来认为鲍君甫这样的关系，在政治上虽然不很可靠，但对打入国民党内部确实非常重要。1928年5月（一说1927年底），周恩来派陈赓与鲍君甫见面，指示他在国民党内部潜伏下来，并设法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和租界情报机构。

对中共“极力帮忙”

　　调查科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下设机构，而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一个结果，便是上海特别市党部的绝大多数领导成员都与陈立夫的CC系有关。由于陈立夫是调查科主任，鲍君甫在市党部多少能够得到方便，有助于他获取一些信息。1930年春，中共军事干部史书元叛变并向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告密，鲍君甫发现后即通知陈赓处理。
　　杨剑虹是陈立夫的亲信，而鲍君甫作为其继任者，与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关系也非常好。陈立夫、张道藩每到上海，鲍君甫常周旋其间。徐恩曾也对他说：“在用钱上，中央（指陈立夫）总是依从你的。”徐恩曾每到上海必到鲍家探望，对他亲自函电指示工作，但从不检查其工作，以示信任。1928年5月进入调查科的张国栋曾与鲍君甫同事4年，他回忆说，鲍君甫每次来南京，徐恩曾都派采访股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殷勤招待，到高档大饭店宴请鲍君甫。
　　于是，蒋介石交办给调查科的重要大案也会由鲍君甫独自负责处理。1928年2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印刷厂暴露，蒋介石得悉后令鲍君甫查办，鲍立即告知当时还未叛变的顾顺章通知编辑部转移。1930年4月，中共党员黄第洪（黄警魂）从莫斯科回国后密函蒋介石称可诱捕周恩来，蒋介石把密函批给陈立夫、徐恩曾，最后转交鲍君甫办理，这一安排使周恩来及时获悉黄第洪已经叛党投敌。
　　早在1928年，陈养山暂居鲍家时就看到：“杨剑虹要抓什么人都告诉鲍，有时还带鲍去，杨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局等机关去，经常带鲍去。”上海的警探机关都把鲍君甫当作“中央亲信的人”，调查科特派员办公室甚至可动用市公安局特务组和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开展活动，两者只要有钱拿就很“听话”，并且经常提供情报。
　　鲍君甫在上海特别市公安局（1930年7月
　　改称上海市公安局）有兼职，1927年10月至1931年8月均担任市公安局荐任科长，其中1929年7月4日升任其督察处督察员。1929年3月，中共早期革命家郑超麟等人被捕到南市公安局，4月交保出狱时顾顺章来看他们，说“鲍君甫此次极力帮忙”；而鲍君甫也说自己催促公安局第三科解他们去龙华监狱，“因为经过两个机关办理，容易含混些”。
　　鲍君甫与淞沪警备司令部也有不少往来。1928年8月，中共党员戴冰石叛变，并向淞沪警备司令部出卖沪东区工会秘密机关，鲍君甫奉令把警备司令部的密封公文送交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处，并立即报告中共方面。1928年9月，鲍君甫曾介绍中共地下党员宋启荣（化名宋再生）成为淞沪警备司令部政治密查员，宋启荣后来及时掌握铁路工会秘书顾某出卖李立三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会期泄露的情况。1929年，鲍君甫帮助共产党员“老王”成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稽查。1930年12月，张道藩新任浙江省教育厅长时，鲍君甫曾以淞沪警备司令部人员的名义，与张道藩以及《申报》总编辑陈冷血合影。1930年秋天，孔福受中共山东省委委派到上海开会，被捕后叛变，被关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拘留所，鲍君甫应警备司令部通知前往会晤，随后也及时报告给了陈赓。1931年9月至1933年8月，鲍君甫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中校军法官。 　　此外，鲍君甫也联系驻沪日领和上海青帮等，还要代表国民政府在租界法院出庭参加“陪审”。如1930年4月，中共高级干部吴节生（吴良夫）被拘捕于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后被解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鲍君甫参加此案陪审并打通法院有关负责人的关系，使吴节生得到轻判和减刑。

协助中共的案件至少有12起

　　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机关和江苏省委都设在上海租界。周恩来回忆说，鲍君甫专管从公共租界引渡共产党员的案件，对我们通风报信。鲍君甫让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的警务处感到，他不但可以让淞沪警备司令部听自己的话，还能充当与调查科打交道的桥梁。
　　1928年4月，罗亦农在公共租界被捕后，被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鲍君甫给陈立夫和张道藩发了电报，受陈立夫的命令找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兰普逊商定引渡罗亦农事宜，并得知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霍家新（何家兴）、贺治华夫妇。1929年夏，鲍君甫通过工部局警务处华人帮办、广东老乡谭绍良结识流氓王松生，得知淞沪警备司令部打入中共党内的密探陈慰年托他向警务处转卖文件和刊物，于是告知中央特科予以处置。1929年11月，任弼时被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被公共租界会审公堂以“危害国内安全”之名判刑40天，鲍君甫利用与兰普逊的私人关系使他很快获得释放。1931年春，关向应被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后要引渡给国民党，陈赓要鲍君甫去找兰普逊，从而安排刘鼎帮助巡捕房去“鉴别”从关向应住所内搜出的一箱文件，使关向应没有暴露身份。
　　某些案件涉及市党部、市公安局、淞沪警备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等多个方面，那么鲍君甫在其中的作用究竟依靠他的哪一重身份，实际上很难分辨。例如彭湃案，叛徒白鑫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兼军法处长、上海特别市公安局督察员范争波告密，消息经上海特别市公安局通报给租界巡捕房，使彭湃等人于1929年8月被捕并引渡给上海特别市公安局，后押往淞沪警备司令部。事后，鲍君甫不仅打听到告密者的身份，还到拘留所看望了彭湃，凭借在上海特别市公安局“陪审”重大共产党员案件的机会向彭湃暗示组织在营救，甚至直接到范争波家中去找白鑫探听情况。

　　从发挥的作用看，鲍君甫对中共予以协助的案件至少有12起，都集中在1928年春至1931年春。特别是其中的《布尔塞维克》印刷厂、郑超麟等案件以往鲜有提及。
　　总的来说，鲍君甫的贡献得到了中央特科一些领导同志的认可。陈赓说，鲍君甫“1927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陈养山说：“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
　　1931年以后，虽然鲍君甫因顾顺章事件受到牵连，但此后他依然为中共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些超出经济利益的行为难能可贵。1931年他在狱中受审时，被打掉好几颗牙齿，但是不承认与中共地下党有过许多秘密联系，只承认自己无意中被中共一些人利用过，其他“什么也没有讲”。1933年，鲍君甫与陈赓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同狱，他设法通过关系将陈赓从丙级号房转到条件较好的甲级号房。还有另一个鲜为人知的事：中共第六届中央委员张金保于1934年4月被捕后，也关在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饿得昏迷不醒时，鲍君甫为她送过炼乳和热水。
　　1934年，出狱后的鲍君甫在南京反省院谋了一份职。到1949年全国解放时，鲍君甫已是穷困潦倒，靠摆地摊维持生计。1951年“三反”运动开始后，鲍君甫因曾在中统担任要职，被捕入狱。陈赓和陈养山得知此事后，都对鲍君甫曾经的贡献作了证明，陈赓还指示有关部门对鲍君甫的生活予以保障。据说，周恩来总理在临终前一直念叨着不能亏待那些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的人，其中就有楊登瀛（鲍君甫）的名字。
　　对于鲍君甫这样特殊的人物，历史应当给予全面的评价。用周恩来的话说，“鲍君甫的一生功大于过”，“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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