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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泉先生《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已列人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推出。
有人将陈独秀研究称为陈学，其实还远没有达到“学”的程度，仅以史料发掘来说就差得很远很远。对此观泉先生也深有感慨，他在这部新著中写道：“如今历史正在——或被迫——逐渐透明，才感到所谓‘由于众所周知’云云，已经使沉默的历史僵成化石。陈独秀研究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每一部研究陈独秀的著作，每一篇写陈独秀的文章，把每一件史实都考订得准确无误，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观泉先生的这部新著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上还是认真下了功夫的。他广泛搜集海内外的史料，认真分析辨别。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按他的极弱的视力说，最不宜一个人出远门，但他仍多次南奔采访和实地考索。
王著陈传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忠诚地描写历史，绝不作偏袒的研究。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后，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恶谥加身。世人都知道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大革命是被他的投降主义葬送的，也知道陈独秀是托派，而托派不过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如果我们认真地对这些问题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世人脑海中的这些印象和概念离事实真相也许很远。比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是马林提出来的而不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这源于马林对国民党性质的估计，他给国民党定性为民族主义革命党，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这也就是王著陈传几次提出的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结问题，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也是从苏联的内政外交出发的。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它的指令。
观泉先生是把陈独秀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的，他以自己研究的结论为结论，对历来沿袭的说法绝不盲目随声附和。陈独秀背了半个多世纪的汉奸恶名，现在不说汉奸了，但仍说是托陈取消派。王著陈传就不称他们为托陈取消派，他用的是托陈反对派。
托派从一开始就被称为取消派，陈独秀们真的要取消革命吗？一九二九年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几封信，特别是八月五日的信，集中体现了陈独秀当时的政治观点和理论主张。信中尖锐指出向忠发、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这就是盲动主义。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陈独秀认为“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得上调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49页)向李体制的中央则一味强调“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一切工作以此为准，从小暴动到大暴动，以至全国总暴动夺取政权。“陈独秀八月五日信中对于向李中央盲动主义的批判不消半年历史就证明是正确的，指出因推行盲动主义而扼杀党内民主推行命令主义也是正确的。”
陈独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十五、二十日由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进行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进行抗辩，在四月二十日写的《辩诉状》中开头就说：“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315页)法庭上法官问他：“你主张要夺取政权吗？”他答：“当然的，政党不想夺取政权，还叫什么政党。”这样一个陈独秀会主张取消革命？
陈独秀是中国托派的领袖，后来他不参加中国托派的活动仍然是精神领袖，研究陈独秀的人都不能回避托派这个问题。关于中国托派，历来的看法是他们背叛了马列。五十年代编《鲁迅全集》的时候，连鲁迅在《竖琴前记》中正面出现托洛茨基名字的文句都得删掉，遑论其他。现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传记及著作已出版了几种，报刊上偶尔也见到关于托氏的文章。国内学者中掌握托派资料最多的唐宝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完成一部《中国托派史》，一九九四年出版，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托派史。他在此书的勒口上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为了信仰艰苦奋斗”，这已经与历来的看法相去甚远了。中国托派元老尚有一位健在，这就是已九十七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他恢复公民权后虽然仍坚持托派观点，也被邀请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从近来对他的评价上，也能看出学术界对中国托派的看法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观泉先生认为陈独秀是在左右撞击中另谋革命途径时选择了托洛茨基。“陈独秀开始建党时是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加入后他确实恪守纪律，是国际的错误指导和专横的组织纪律，迫使中国总书记走向反对共产国际之路。”
陈独秀的名字是同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连在一起的，他临死之前还在思索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虽九死其犹未悔”。但他生前身后的遭际却使观泉先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向陈独秀飞去的这顶汉奸帽子，这是连被宙斯陷害而锁在高加索山上达三万年的普罗米修斯也未曾受到过的耻辱！”陈独秀走出监狱即被套上汉奸帽子，被抛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线之外，默默地死在周边毫无社会生气的石墙院冰冷的竹席板床上，偷“天火”点燃革命火种的“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马克思语)，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王观泉著，台北业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出版)
有人将陈独秀研究称为陈学，其实还远没有达到“学”的程度，仅以史料发掘来说就差得很远很远。对此观泉先生也深有感慨，他在这部新著中写道：“如今历史正在——或被迫——逐渐透明，才感到所谓‘由于众所周知’云云，已经使沉默的历史僵成化石。陈独秀研究尤其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每一部研究陈独秀的著作，每一篇写陈独秀的文章，把每一件史实都考订得准确无误，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观泉先生的这部新著在史料挖掘和史实考证上还是认真下了功夫的。他广泛搜集海内外的史料，认真分析辨别。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按他的极弱的视力说，最不宜一个人出远门，但他仍多次南奔采访和实地考索。
王著陈传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忠诚地描写历史，绝不作偏袒的研究。陈独秀于一九二九年被开除出党后，半个多世纪来一直恶谥加身。世人都知道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大革命是被他的投降主义葬送的，也知道陈独秀是托派，而托派不过是暗害者、破坏者、侦探间谍。如果我们认真地对这些问题研究之后就会发现，世人脑海中的这些印象和概念离事实真相也许很远。比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口号是马林提出来的而不是陈独秀提出来的，这源于马林对国民党性质的估计，他给国民党定性为民族主义革命党，他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这也就是王著陈传几次提出的共产国际的国民党情结问题，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也是从苏联的内政外交出发的。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它的指令。
观泉先生是把陈独秀问题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的，他以自己研究的结论为结论，对历来沿袭的说法绝不盲目随声附和。陈独秀背了半个多世纪的汉奸恶名，现在不说汉奸了，但仍说是托陈取消派。王著陈传就不称他们为托陈取消派，他用的是托陈反对派。
托派从一开始就被称为取消派，陈独秀们真的要取消革命吗？一九二九年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几封信，特别是八月五日的信，集中体现了陈独秀当时的政治观点和理论主张。信中尖锐指出向忠发、李立三主持的党中央“有系统的一贯的总的路线之错误”，这就是盲动主义。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的过渡时期，陈独秀认为“我们要准备集中力量，首先要铲除盲动主义精神，低下头来设种种方法接近群众，然后才说得上调动群众向前斗争，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49页)向李体制的中央则一味强调“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一切工作以此为准，从小暴动到大暴动，以至全国总暴动夺取政权。“陈独秀八月五日信中对于向李中央盲动主义的批判不消半年历史就证明是正确的，指出因推行盲动主义而扼杀党内民主推行命令主义也是正确的。”
陈独秀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在上海被捕，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十五、二十日由江苏高等法院假江宁地方法院刑二庭进行三次公开审讯，陈独秀进行抗辩，在四月二十日写的《辩诉状》中开头就说：“予行年五十有五矣，弱冠以来，反抗帝制，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三十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盖以大战后，世界革命大势及国内状况所明示，使予不得不有此转变也。”(《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315页)法庭上法官问他：“你主张要夺取政权吗？”他答：“当然的，政党不想夺取政权，还叫什么政党。”这样一个陈独秀会主张取消革命？
陈独秀是中国托派的领袖，后来他不参加中国托派的活动仍然是精神领袖，研究陈独秀的人都不能回避托派这个问题。关于中国托派，历来的看法是他们背叛了马列。五十年代编《鲁迅全集》的时候，连鲁迅在《竖琴前记》中正面出现托洛茨基名字的文句都得删掉，遑论其他。现在，托洛茨基的自传、传记及著作已出版了几种，报刊上偶尔也见到关于托氏的文章。国内学者中掌握托派资料最多的唐宝林先生，于一九九二年完成一部《中国托派史》，一九九四年出版，这可能是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托派史。他在此书的勒口上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为了信仰艰苦奋斗”，这已经与历来的看法相去甚远了。中国托派元老尚有一位健在，这就是已九十七岁高龄的郑超麟先生。他恢复公民权后虽然仍坚持托派观点，也被邀请为上海市政协委员。从近来对他的评价上，也能看出学术界对中国托派的看法有了多么大的变化。
观泉先生认为陈独秀是在左右撞击中另谋革命途径时选择了托洛茨基。“陈独秀开始建党时是不同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加入后他确实恪守纪律，是国际的错误指导和专横的组织纪律，迫使中国总书记走向反对共产国际之路。”
陈独秀的名字是同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连在一起的，他临死之前还在思索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虽九死其犹未悔”。但他生前身后的遭际却使观泉先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向陈独秀飞去的这顶汉奸帽子，这是连被宙斯陷害而锁在高加索山上达三万年的普罗米修斯也未曾受到过的耻辱！”陈独秀走出监狱即被套上汉奸帽子，被抛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线之外，默默地死在周边毫无社会生气的石墙院冰冷的竹席板床上，偷“天火”点燃革命火种的“人类哲学日历上最高尚的圣者兼殉道者”(马克思语)，终于没有走下高加索……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王观泉著，台北业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四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