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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因素对越南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北属”这一历史所造就的独立意识、敏感戒备心理，以及在中原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价值观念，成为越南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民族性格表现出对外扩张、英勇尚武的特征。在反抗法国殖民入侵过程中，越南民族性格中的爱国主义、反抗精神开始迸发，越南民族性格的浪漫主义则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得以形成。
【关键词】：越南 民族性格 历史因素
“北属”时期
“北属”时代持续千年，中原王朝在越南当地设置官府，派遣官吏，推行郡县制度，越南开始进入封建时代。当中原王朝处于强盛时期，越南的割据势力暂时得到控制，而在中原王朝的影响力衰落之时，越南的割据势力则乘胜崛起。到唐宋五代时期，越南逐步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这种历史传统培养了越南独立意识、使越南民族不仅对独立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也对独立有着强烈的愿望。在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下，独立意识逐渐成为越南民族的重要思维，也逐渐成为其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
“北属”时期，越南逐渐产生了“南北”观念。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作为中原王朝最南边郡县的越南对“南”和“北”的感受自然更为强烈。越南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之后，与中原王朝的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政治关系逐渐深化。无论是3世纪时北方人士南下越南避难，还是7世纪时唐朝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都强化了越南民族对“南”和“北”的认知。因此，地理、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南北”观念形成并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北属”时期越南非常重要的世界观。在越南的“南北”观念里，“南”和“北”分别用来代表越南和中原王朝，“南人”和“北人”分别指称越南人和中原人。又由于中原王朝相对越南而言是文明中心，中原王朝也在事实上左右了越南政治的发展，因而这种“南北”观念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南”和“北”除了具有地理上的差异，也具有力量强弱的对比，“南”较“北”落后，“南”受“北”影响，“南”和“北”是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关系。这种“南北”观念促使越南一直将“北”作为参照，视“北”为强者，从而逐渐形成了畏惧中原王朝的心理，而这种心理通过神话传说、历史著作、历史博物馆等方式得到强化，在越南民族中世代传承，从而造就其十分敏感戒备的民族性格。
一、“南进”侵略时期
由于自然地理的限制，越南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欲望十分强烈，但北部的强国不可轻易挑衅，而东为茫茫大海，西為崇山峻岭，遂向南扩张成为其最佳的选择，故武力征服占婆和真腊便成为“南进”的主要内容。1471年，黎圣宗将领土边界推进到今富安省、庆和省交界的石碑山。1653年至1693年，广南政权吞并占婆余下的领土，将领土版图扩张至今庆和省、平顺省和宁顺省。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上半期，通过武力介入真腊王位纷争，越南的广南政权取得了真腊的半壁江山。19世纪，阮朝继续与暹罗争夺真腊的控制权，曾一度完全兼并真腊。通过“南进”的武力征服和扩张势头，越南将版图扩张至今越南南部。在“南进”过程中，越南形成了向外扩张的历史传统，也逐渐具备了对外扩张的惯性思维，因而其民族性格中包含着扩张性。与此同时，“南进”导致尚武精神在越南膨胀，从而使其民族性格烙上了英勇尚武的印迹。
“南进”增强了越南民族的优越感。在“南进”的进程中，以儒家文化教化占婆、真腊等“蛮夷”，似乎成为了越南的一项道德使命。在越南看来，征服占婆和真腊是“抚蛮”的重要的内容，而“抚蛮”的目的并非欺压，而是对“蛮夷”的施恩教化。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日臻加强，在政治上的优越感也开始逐步显露。自前黎朝开始，越南极力将占婆、真腊变为其藩属。随着“南进”的胜利，越南建立了自身的宗藩朝贡体系，俨然成为区域内的一个中央王国，其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从此开始膨胀。因此，在“南进”过程中，越南的优越文化心理得到极大满足，并逐渐演变为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其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也得以强化。
二、法国殖民时期
自法国1858年派联合舰队炮击岘港开始，越南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抗法斗争时期。1858年至1884年，法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越南多个地区，并建立了殖民统治。法国的殖民入侵不仅使越南丧失了主权和独立，而且使越南的国家分裂加深。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越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并将矛头指向了外来侵略者。在一百余年的斗争中，为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越南各个阶层先后登上了斗争的舞台，虽然屡遭失败，但从未停止战斗，其民族性格中追求独立的心理意识不断得到强化，爱国主义、抗争精神不断迸发，发挥了支撑民族生存的作用。与此同时，持续的斗争状态让越南的民族性格更加英勇尚武，而先后战胜强大的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使其民族性格中融入了“无敌”思维的成分。
在入侵越南的同时，法国也着手将柬埔寨和老挝置于其“保护”之下。19世纪90年代，法国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将越老柬三国纳入殖民统治体制之中。联邦推行统一的财政制度、税收方法、货币，建立统一的司令部，使越老柬三国结成了一种联邦形式的“特殊关系”。尽管如此，越老柬三国在联邦内部的地位并不平衡。法国将越南作为统治印度支那地区的基地，联邦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别设在越南的河内和西贡，由河内的法国总督府管辖驻扎在老柬的法国理事长官或最高专员，西贡等港口转口柬埔寨和老挝的全部或大部分贸易，河内或西贡的大学或中等专科学校接收柬埔寨和老挝学生。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殖民统治加强了越老柬三国的紧密联系，并确立了越南在越老柬三国中的优越地位，促使越南区域中央王国心理再度膨胀，客观上增强了越南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潘金娥.越南革新与中越改革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张桐珲，1991.7.8，博士，中国政法大学，100088，中国外交
【关键词】：越南 民族性格 历史因素
“北属”时期
“北属”时代持续千年，中原王朝在越南当地设置官府，派遣官吏，推行郡县制度，越南开始进入封建时代。当中原王朝处于强盛时期，越南的割据势力暂时得到控制，而在中原王朝的影响力衰落之时，越南的割据势力则乘胜崛起。到唐宋五代时期，越南逐步摆脱中原王朝的控制。这种历史传统培养了越南独立意识、使越南民族不仅对独立有着强烈的自豪感，也对独立有着强烈的愿望。在这一历史传统的影响下，独立意识逐渐成为越南民族的重要思维，也逐渐成为其民族性格的核心要素。
“北属”时期，越南逐渐产生了“南北”观念。在交通极不方便的古代，作为中原王朝最南边郡县的越南对“南”和“北”的感受自然更为强烈。越南纳入中原王朝版图之后，与中原王朝的文化联系日益紧密，政治关系逐渐深化。无论是3世纪时北方人士南下越南避难，还是7世纪时唐朝在越南设立安南都护府，都强化了越南民族对“南”和“北”的认知。因此，地理、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南北”观念形成并且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北属”时期越南非常重要的世界观。在越南的“南北”观念里，“南”和“北”分别用来代表越南和中原王朝，“南人”和“北人”分别指称越南人和中原人。又由于中原王朝相对越南而言是文明中心，中原王朝也在事实上左右了越南政治的发展，因而这种“南北”观念有着更加深刻的内涵。“南”和“北”除了具有地理上的差异，也具有力量强弱的对比，“南”较“北”落后，“南”受“北”影响，“南”和“北”是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区的关系。这种“南北”观念促使越南一直将“北”作为参照，视“北”为强者，从而逐渐形成了畏惧中原王朝的心理，而这种心理通过神话传说、历史著作、历史博物馆等方式得到强化，在越南民族中世代传承，从而造就其十分敏感戒备的民族性格。
一、“南进”侵略时期
由于自然地理的限制，越南向外拓展生存空间的欲望十分强烈，但北部的强国不可轻易挑衅，而东为茫茫大海，西為崇山峻岭，遂向南扩张成为其最佳的选择，故武力征服占婆和真腊便成为“南进”的主要内容。1471年，黎圣宗将领土边界推进到今富安省、庆和省交界的石碑山。1653年至1693年，广南政权吞并占婆余下的领土，将领土版图扩张至今庆和省、平顺省和宁顺省。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上半期，通过武力介入真腊王位纷争，越南的广南政权取得了真腊的半壁江山。19世纪，阮朝继续与暹罗争夺真腊的控制权，曾一度完全兼并真腊。通过“南进”的武力征服和扩张势头，越南将版图扩张至今越南南部。在“南进”过程中，越南形成了向外扩张的历史传统，也逐渐具备了对外扩张的惯性思维，因而其民族性格中包含着扩张性。与此同时，“南进”导致尚武精神在越南膨胀，从而使其民族性格烙上了英勇尚武的印迹。
“南进”增强了越南民族的优越感。在“南进”的进程中，以儒家文化教化占婆、真腊等“蛮夷”，似乎成为了越南的一项道德使命。在越南看来，征服占婆和真腊是“抚蛮”的重要的内容，而“抚蛮”的目的并非欺压，而是对“蛮夷”的施恩教化。随着“南进”的推进，越南民族在文化上的优越感日臻加强，在政治上的优越感也开始逐步显露。自前黎朝开始，越南极力将占婆、真腊变为其藩属。随着“南进”的胜利，越南建立了自身的宗藩朝贡体系，俨然成为区域内的一个中央王国，其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从此开始膨胀。因此，在“南进”过程中，越南的优越文化心理得到极大满足，并逐渐演变为区域中央王国的心理，其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也得以强化。
二、法国殖民时期
自法国1858年派联合舰队炮击岘港开始，越南进入了长达百年的抗法斗争时期。1858年至1884年，法国不断发动侵略战争，迫使越南签订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越南多个地区，并建立了殖民统治。法国的殖民入侵不仅使越南丧失了主权和独立，而且使越南的国家分裂加深。在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面前，越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并将矛头指向了外来侵略者。在一百余年的斗争中，为反抗外来侵略和争取民族独立，越南各个阶层先后登上了斗争的舞台，虽然屡遭失败，但从未停止战斗，其民族性格中追求独立的心理意识不断得到强化，爱国主义、抗争精神不断迸发，发挥了支撑民族生存的作用。与此同时，持续的斗争状态让越南的民族性格更加英勇尚武，而先后战胜强大的法国、日本和美国的历史，使其民族性格中融入了“无敌”思维的成分。
在入侵越南的同时，法国也着手将柬埔寨和老挝置于其“保护”之下。19世纪90年代，法国成立了“法属印度支那联邦”，将越老柬三国纳入殖民统治体制之中。联邦推行统一的财政制度、税收方法、货币，建立统一的司令部，使越老柬三国结成了一种联邦形式的“特殊关系”。尽管如此，越老柬三国在联邦内部的地位并不平衡。法国将越南作为统治印度支那地区的基地，联邦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别设在越南的河内和西贡，由河内的法国总督府管辖驻扎在老柬的法国理事长官或最高专员，西贡等港口转口柬埔寨和老挝的全部或大部分贸易，河内或西贡的大学或中等专科学校接收柬埔寨和老挝学生。法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殖民统治加强了越老柬三国的紧密联系，并确立了越南在越老柬三国中的优越地位，促使越南区域中央王国心理再度膨胀，客观上增强了越南民族性格中的大越民族主义。
【参考文献】：
【1】潘金娥.越南政治经济与中越关系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潘金娥.越南革新与中越改革比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作者简介：张桐珲，1991.7.8，博士，中国政法大学，100088，中国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