逯耀东先生的这部著作当中有许多很细密的考证文字，作为专门之学，这大概是不得不然的事情。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要了解司马迁这样的史家，这样的工作也是必须的。从孔子起，中国古代的史家就习惯于将自己隐藏在对历史的记述当中，习惯于、甚至是热衷于将自己对古代的好恶褒贬隐秘地编织到历史著述的文本中间。西方的史学宗师，如希罗多德或者修昔底德，会在著作的第一段就表达自己的创作目的，标榜其价值。对于司马迁而言，要想了解他著书的目的、寄托、理想，却得翻到《史记》的最后一卷去；想了解得稍多些，还得看他写给任安的著名书信；而即便已读过上面这些，仍旧有更多的内容隐含在《史记》的文字当中。
　　之所以会如此，政治压力是一个最明显不过的原因。司马迁在论及孔子著《春秋》时说，《春秋》记事，在隐公、桓公之际详细显豁，在定公、哀公的时代却隐微而罔于褒贬，这是因为孔子正生活在定哀之时，不得不有所忌讳。说的是孔子，其实也未尝不是史迁的自况。司马迁的人生悲剧是人所熟知的，他的自身经历，以及他在武帝一朝政治的所见所闻，当然会对他的著述带来沉重的压力。这就是逯耀东先生所言的“抑郁”以及它的本源。
　　不过，抑郁、隐微并不意味着平庸和乡愿。清代史学家邵晋涵在为《四库提要》史部撰写初稿时写道，《史记》的义法是学自《公羊春秋》的，在论定人物时常常寄寓以“文与而实不与”之意。“实不与”往往代表着批评，这种批评或者委曲隐约，不甚彰显，却也不是隐晦艰深，难以辨识。邵晋涵为《史记》撰写的提要稿并没有收入《四库提要》当中，代替它的文章要远为逊色。我们可以想象：大概四库馆的主持者不喜欢“文与而实不与”中包含的批评精神。与此相对应，司马迁和他的《史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被批判的对象，譬如，班彪指责他“论是非颇谬于圣人”，汉明帝批评他“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王允称呼《史记》为“谤书”，魏明帝则称司马迁因为遭受刑罚，心怀不满，因此在《史记》中贬低汉武帝，魏明帝对此的评价是“令人切齿”。这些《史记》的敌人们都分明地看出了司马迁的锋芒。
　　对于魏明帝这个咬牙切齿的评价，后人自然多不赞同，不过他对司马迁创作心理的描述却是很常见的：司马迁自己曾遭遇过不公平的对待，也亲见亲闻过许多在汉代政治中蒙受不幸的仕宦中人，更熟知许多与他身世同慨的历史人物，他为自己、为这些人物鸣不平，批评造成这种种悲剧命运的当政者——这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用韩愈的话说，大凡物不得其平者皆鸣，有“抑郁”，自然就会有抵抗。
　　而逯耀东先生的看法是，假如只看到“微文刺讥”，便难免小看了史迁的胸怀。伟大的史家能够超越他自身的境况来看待历史、评判当下，他的理想则寄托于未来。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正体现了这样的怀抱。逯先生认为，“通古今之变”，特别是传载“今”世、即汉武帝时代的历史变迁，这是司马迁撰著《史记》最重要的目的。在此意旨之下，司马迁详细地描述了汉武帝一朝“内修法度”、“外攘夷狄”的政治局面，记录了武帝朝内君主政治日益峻烈、四夷用兵累月连年的政治变局。我们身处后世，或许可以较容易地认识到汉武帝时代在中国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司马迁身在历史变迁的漩涡之中，他对武帝朝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评判，既需要史家的敏锐和颖悟，更需要摆脱个人经历带来的情感、认知上的限制。这正是逯耀东先生所形容的“超越”。
　　在今天，我们已经可以论定，司马迁在“抑郁”之下的自我表达，他在史学思想上的“超越”精神，都是很成功的。这是历史的馈赠。《史记》卷帙浩繁，在当时无论是收藏还是流传都颇为不易，又经过了历代批评者的围剿，它能够保存至今，也是很幸运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称：写完《史记》，将其“藏诸名山”、传之于世，这已足以补偿他此前遭遇的种种耻辱，“虽万被戮，岂有悔哉！”司马迁将生死荣辱都系于此书，而历史也确实没有辜负他。
　　
　　《抑郁与超越——司马迁与汉武帝时代》逯耀东著，三联书店，2009年1月，38元。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