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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在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理论框架下，我同意戴志康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中间状态的观点；其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 但必须指出，“发展生产力”与“避免用人头当酒杯”这一基本矛盾在中国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包括“土地公有”有时仅仅是为资本扩张强行开道。因此，崔之元的观点“很书生气”；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中国现实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同情；而纠正当前问题，的确首先要把社会主义作为基本价值看待。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考察后认为，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这与马克思所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4]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应该同时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5]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6]
马克思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迅速地发展了起来”。[7]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与取代。他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动大家了”。[8]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9]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是一种中间状态
19世纪末至20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尽管列强的入侵迫使原来闭关锁国、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历史”，但自1840～1949百多年中，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整合进“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那么，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课题。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坐标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这个体系中有机一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为中国社会主义定位，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仍未进入“世界历史”，因此必须客观地承认它是一种“地域性”的。这使得它与生俱来就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自身历史的积淀。即马克思所言的“笼罩着迷信气氛”，它可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即马克思所言“交往的扩大”。我们回过头来以“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待苏东剧变的原因，其实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战：在内部，由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民主的“训练”而直接由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党与群众、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上都做得不好，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都未能发展起来；在外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于是，这种“地域性共产主义”未能经受住考验而崩溃。
其二，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邓小平曾根据毛泽东当年的“三个不允许”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将无法避免国内阶级压迫与国际帝国主义压力的残酷现实。因此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0]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1]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已经指出，除非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否则像中国这样的地域性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大背景中，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至少部分接受资本统治的逻辑；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稍不小心就会重新“滑向资本主义”的“用人头当酒杯”的过程。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同时又是在巨大的历史悖论中寻求前进之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的伟大。一方面，共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试图通过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使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因为她已认识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必须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为前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一条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认识视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成功，就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特例与个案，更将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以及“中国前途”的大的框架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
这里有一个未必恰当的对比。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在“道”或“内圣”的层面上，它比西方哲学更为伟大，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必须放下身段，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学与民主”。[12]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的确可以实现超越“人头当酒杯”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经过资本主义又不能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坎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中间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戴志康先生讲的所谓“中间状态”。
也因此，仅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有其经济学含义，而这种含义也的确与官方一贯宣称的“含义”是相同的。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但中国未经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商品与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间状态”就表现为：既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应“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中间状态”体现在，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允许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存在。这两条同样是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批评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时又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促进了作为现代生产中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表现为它主张分配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内容，又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以发展本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因此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当年提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而又不被“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所吞没。中国社会主义成立于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已经形成的时期，不对外开放，中国历史就不能进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但如果任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裹挟，则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也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三、对现实可以有一种基于同情的理解，但不能混淆黑白
以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框架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仅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推演。其经济学含义也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但必须指出来，“发展生产力”与“避免用人头当酒杯”这一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可以视为进入“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选择“市场经济”肯定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不幸的是，“以人头当酒杯”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十分普遍：仅广东清远地区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断的手指头据说能装上几个箩筐；不断爆出的矿难消息已使我们的神经几近麻木。而且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崔之元先生心仪的“发达地区”，越是这样的地区“用人头当酒杯”现象越普遍：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尤其是珠三角的发展基本是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农民工待遇之低、生活状况之差最后竟然发展到我们批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来关心中国的劳工人权，不知崔之元先生是否也去实地考察过？恰是在土地征用领域，“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很普遍：土地产生的级差地租几乎都被权贵均分，普通工农的所谓“补偿款”连保障数年基本生活都很困难。如果崔之元先生把这当作所谓“自由社会主义”，未免太过于书生气了吧？对此，我同意曹锦清先生深刻的评论，不再辍述。
近几年来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另一些被指称为“新左派”的人如崔之元、王绍光先生等，也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我发现只有秦晖先生是一个例外：他倒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其中，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变成了政府强行为市场扩张开道，不惜以“低人权”为代价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官僚与资本结合的一种代名词。这三种对于“中国经验”的不同总结我在此不想评价。但我还是想拿土地征用来说事：崔之元先生如此迷恋于“公有土地”，而实际上，中国近些年来大规模征地几乎是重复了当年英国资本主义发韧之初的“圈地运动”，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中国，正因为土地是“公有”，因此，资本在圈地过程中有政府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圈地成本比土地私有制下低得多！
更宏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悬殊以及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对中国能否真正摆脱资本统治的逻辑提出了疑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还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我们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课题：可以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照样能够痛饮“生产力的琼浆”。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上述中国现实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同情。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试图“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的“中间状态”或者说“平衡点”，而“中间状态”或“平衡点”与“均衡价格”一样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要么会“左”一点，要么会“右”一点；昨天可能更多偏向“社会主义”，公平倒公平了，但很难饮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于是，我们今天可能选择更多偏向“发展生产力”，结果，“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很正常。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条没有人走过的很逼仄的泥泞小道，深一脚浅一脚甚至跌倒都很正常。难道不是这样吗？
关键是我们不能混淆黑白，不能不正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当前情势下，我还是同意戴志康先生的看法：必须更多在价值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只有我们始终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才能对中国因为搞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心存怵惕，并想办法予以克服。而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到底是什么，包括我在上文从纯逻辑角度推出的其“内容”，如何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贯彻，还只能有待于未来走一步说一步。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经济学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12]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各个民族的历史只有向世界历史转变，各民族才能在世界历史中存在下来，人类也才有可能最终走向共产主义。这是因为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全人类历史的整体性越是加强，资本主义将越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落后的民族和国家就越有可能突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限制，充分吸收并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实现从原始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跃进。而民族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民族国家建立资本统治的过程。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1]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又说，只有“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全球化以后，“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出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隘地域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此时，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最普遍最全面的个人自由才有可能。
马克思也将其“世界历史”的视角投向了东方社会。在他看来，东方社会特有的村社经济制度将妨碍其走向资本主义。因为这种相互孤立且同质的村社很难形成分工与市场，也因此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的“孤立状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马克思进一步考察后认为，东方社会这种孤立状态，还将妨碍这些民族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3]这与马克思所言的民族历史必须通过转化为世界历史才能最终获得民族生存与制度提升存在矛盾。因此，马克思预言，东方社会如果不想灭亡，其选择有两种可能性：它或者最终滑向资本主义，而滑向资本主义的代价将是血与火的，也不得不经历资本积累中“血淋淋与肮脏”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东方社会“为了喝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它不得不像可怕的异教神那样，用人头做酒杯”。[4]
当然，马克思也指出了东方社会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即它也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使农村公社向其高级形式过渡，使人民获得政治自由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但这种可能性有其严格的前提条件。这种严格的前提条件不仅仅是一场伟大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应该同时改造农村公社生产方式，使之向高级形式过渡，并将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性影响。更重要的是，革命仅仅是一个开始，要真正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革命后的东方社会能够支配“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5]为此，马克思提出，东方社会实现跨越卡夫丁峡谷，其实仍然需要以某种形式使得其民族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仍然脱离不了“世界历史”的背景。否则，即使进入了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地域性共产主义”，“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而且，“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6]
马克思也将研究的目光投向了中国。他同意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即很早就进入了停滞状态，更没有进入“世界历史”。但马克思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最终将把中国卷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之中，即使中国也将进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他指出，“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望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种联系……迅速地发展了起来”。[7]马克思还预言中国封建的关系将被打破与取代。他说，“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革命的前夕”。“即刚巧在全世界似乎都处在沉静的时候，中国和桌子都开始跳起舞来鼓动大家了”。[8]但马克思的确预言中国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此，他说，“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9]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是一种中间状态
19世纪末至20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东方社会”。尽管列强的入侵迫使原来闭关锁国、独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历史”，但自1840～1949百多年中，由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中国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很好地整合进“世界历史”进程之中。那么，在一个未经过资本统治充分展开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大课题。正是在这种大的历史坐标中，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艰辛的探索。这同时也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是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这个体系中有机一环的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还不合格的社会主义。
以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观点为中国社会主义定位，至少有以下三点值得我们思考。
其一，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挑战。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仍未进入“世界历史”，因此必须客观地承认它是一种“地域性”的。这使得它与生俱来就面临两大挑战：一是自身历史的积淀。即马克思所言的“笼罩着迷信气氛”，它可能使中国社会主义不可避免带有封建的特征；二是外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张，即马克思所言“交往的扩大”。我们回过头来以“世界历史”的观点看待苏东剧变的原因，其实恰可以追溯到上述挑战：在内部，由于未经历过资本主义阶段民主的“训练”而直接由农奴制进入社会主义，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党与群众、政党与领袖的关系问题上都做得不好，党内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都未能发展起来；在外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资本关系全球化浪潮方兴未艾，于是，这种“地域性共产主义”未能经受住考验而崩溃。
其二，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悖论。一方面，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据的。邓小平曾根据毛泽东当年的“三个不允许”思想明确指出，中国如果搞资本主义，将无法避免国内阶级压迫与国际帝国主义压力的残酷现实。因此他说，“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10]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11]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马克思“世界历史”的观点已经指出，除非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否则像中国这样的地域性共产主义不可能成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始终处于世界资本主义时代这个大背景中，必须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必须至少部分接受资本统治的逻辑；这使得中国社会主义稍不小心就会重新“滑向资本主义”的“用人头当酒杯”的过程。
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同时又是在巨大的历史悖论中寻求前进之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的伟大。一方面，共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试图通过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使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因为她已认识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必须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为前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一条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认识视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成功，就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特例与个案，更将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以及“中国前途”的大的框架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
这里有一个未必恰当的对比。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在“道”或“内圣”的层面上，它比西方哲学更为伟大，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必须放下身段，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学与民主”。[12]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的确可以实现超越“人头当酒杯”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经过资本主义又不能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坎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中间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戴志康先生讲的所谓“中间状态”。
也因此，仅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有其经济学含义，而这种含义也的确与官方一贯宣称的“含义”是相同的。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但中国未经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商品与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间状态”就表现为：既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
第二，中国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在社会革命运动中应“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针对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所有制问题上的“中间状态”体现在，既要坚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地位，同时，为了发展生产力又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利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允许资本主义所有制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下存在。这两条同样是缺一不可。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集中的批评是分配的不公正性。但同时又认为，这种不公正的分配促进了作为现代生产中最为稀缺的生产要素即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间状态”表现为它主张分配既能体现社会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内容，又能促进各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积极性以发展本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因此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配原则。
第四，中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马克思当年提出，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就是以某种方式进入“世界历史”，而又不被“资本主义历史体系”所吞没。中国社会主义成立于资本主义历史体系已经形成的时期，不对外开放，中国历史就不能进入世界历史，社会主义生产力就不能大发展；但如果任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裹挟，则很容易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成为资本主义的附庸。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选择对外开放，并在对外开放中坚持以我为主，也是在二者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三、对现实可以有一种基于同情的理解，但不能混淆黑白
以马克思“世界历史”与“东方社会”的框架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仅是一种纯理论上的推演。其经济学含义也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但必须指出来，“发展生产力”与“避免用人头当酒杯”这一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可以视为进入“世界历史”的必然选择；选择“市场经济”肯定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但不幸的是，“以人头当酒杯”的现象在中国大地上十分普遍：仅广东清远地区农民工每年因工伤断的手指头据说能装上几个箩筐；不断爆出的矿难消息已使我们的神经几近麻木。而且更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崔之元先生心仪的“发达地区”，越是这样的地区“用人头当酒杯”现象越普遍：长三角、珠三角的发展尤其是珠三角的发展基本是得益于低廉的劳动力。农民工待遇之低、生活状况之差最后竟然发展到我们批为“资本主义”的国家来关心中国的劳工人权，不知崔之元先生是否也去实地考察过？恰是在土地征用领域，“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很普遍：土地产生的级差地租几乎都被权贵均分，普通工农的所谓“补偿款”连保障数年基本生活都很困难。如果崔之元先生把这当作所谓“自由社会主义”，未免太过于书生气了吧？对此，我同意曹锦清先生深刻的评论，不再辍述。
近几年来有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一些“自由主义者”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搞了市场经济”；而另一些被指称为“新左派”的人如崔之元、王绍光先生等，也在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叫好，但他们把“成功”归结为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我发现只有秦晖先生是一个例外：他倒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其中，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变成了政府强行为市场扩张开道，不惜以“低人权”为代价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成了官僚与资本结合的一种代名词。这三种对于“中国经验”的不同总结我在此不想评价。但我还是想拿土地征用来说事：崔之元先生如此迷恋于“公有土地”，而实际上，中国近些年来大规模征地几乎是重复了当年英国资本主义发韧之初的“圈地运动”，唯一不同的就是：在中国，正因为土地是“公有”，因此，资本在圈地过程中有政府暴力机器作为后盾，圈地成本比土地私有制下低得多！
更宏观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阶层分化、收入悬殊以及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已经对中国能否真正摆脱资本统治的逻辑提出了疑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我们还不能说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巩固。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我们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课题：可以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照样能够痛饮“生产力的琼浆”。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对上述中国现实有一种基于历史的同情。正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试图“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的“中间状态”或者说“平衡点”，而“中间状态”或“平衡点”与“均衡价格”一样只是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与“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一样，要么会“左”一点，要么会“右”一点；昨天可能更多偏向“社会主义”，公平倒公平了，但很难饮到“现代生产力的甜美酒浆”；于是，我们今天可能选择更多偏向“发展生产力”，结果，“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又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这很正常。因为历史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一条没有人走过的很逼仄的泥泞小道，深一脚浅一脚甚至跌倒都很正常。难道不是这样吗？
关键是我们不能混淆黑白，不能不正视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在当前情势下，我还是同意戴志康先生的看法：必须更多在价值层面上理解社会主义！只有我们始终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追求，才能对中国因为搞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用人头当酒杯”现象心存怵惕，并想办法予以克服。而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到底是什么，包括我在上文从纯逻辑角度推出的其“内容”，如何能够在现实中得到贯彻，还只能有待于未来走一步说一步。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经济学院）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7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52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页[8]《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6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1页。
[12]牟宗三，《道德理想主义的重建——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