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 月初，北京鹤年堂等29 家老字号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对当前的“遗产”热来说，这事儿再自然不过了。但如果放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来看，同样是商业企业的老字号凭什么要得到政府额外的照顾呢？这岂不是对那些没那么老的字号颇为不公？事情当然不是这样，老字号本来就是一群漂移在市场规律之外的企业，它们也许无法和大工业生产相竞争，但也没有任何企业能够取代老字号。就像王麻子剪刀，企业虽然倒闭了，却成了永远的传奇。
　　几乎所有的老字号都有一手绝活，而且所有列入遗产名录的老字号也都和人们日常的吃穿用度有关，这是否意味着老字号只属于特定的年代，今天的品牌永远没有机会成为老字号了？这还要从老字号之成为老字号说起，抛开一切无关紧要的细节不说，老字号和今日的品牌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嵌入式经济的产物，而后者则是一种脱嵌的经济。经营百年老店自然是每个企业的梦想，老字号的经验表明，除非你真正嵌入到一个文化当中，成为一个文化的符号，否则，任何企业都是短命的。而悖谬的是，今日中国的所有企业都在追求一种超脱了地方的境界，仿佛全球化才是更高明的活法。也许有人会说，老字号要生存下去，还不是要靠政府的保护？没错，但不正是因为它们的价值已经超越了市场才具备了被保护的价值？从2002 年到现在，北京老字号已经消失了一半，这不只是老字号的失败，更是整个社会的失败。而本文讲述的鹤年堂的故事，就是要展示一个老字号是如何嵌入一个城市，甚至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当中的，相信这对每个怀揣百年老店之梦想的人来说，都不只是一串故事而已。
　　对于今天的稍微年轻些的人来说，听说鹤年堂多半与菜市口刑场有关，殊不知，这个见证了无数死亡的药店600 年来更是京城救死扶伤的头号招牌，素有“丸散膏丹同仁堂，汤剂饮片鹤年堂”一说。1406 年，回回诗人、著名医学家、养生大家丁鹤年在北京菜市口创办鹤年堂医馆和中药铺。丁鹤年虽是风雅之人，但其家族是医药世家，丁鹤年的曾祖父就是元大都（今北京）名噪一时的饮膳太医老阿丁。秉承家风，丁鹤年深得回、汉医药之精髓，养生之真谛，在中医药养生方面建树硕丰，本人历经磨难，目睹了战乱中人民生灵涂碳，瘟疫肆虐，疾病横行，到处是受疾病折磨和夭折的百姓，加之自己父母的早逝，更让他坚定了“不为良相只做上医鸿儒”的志向，他所到之处，均以教书行医为生，而且积累了许多民间验方、丹方，收集了许多民间中草药。1405 年，他历游北京时，在回回人聚居地牛街附近的菜市口，创建鹤年堂，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内含《淮南子》中“鹤寿百岁，以极其游”的意思，同时也取汉族民俗“松鹤延年”之意，表明了他开办医药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健康长寿，更好地享受生活的美好。他对许多进京赶考的穷书生和穷人免收问诊费，瘟疫流行期间还给贫困人群发放药品。医药名家张景岳在《方剂学》中写道：“世人趋鹜鹤年堂”。
　　


　　明嘉靖四年（1525 年），当时严嵩任南京翰林院侍读，文章书法已负盛名，来京公干时住在菜市口南边的江苏会馆，距鹤年堂很近。此时的鹤年堂已经从丁家转到浙江药商曹蒲飒的手中。当时人们称他为“曹菩萨”，口碑极好。严嵩偶染小恙来到鹤年堂，“曹菩萨”为他亲自开方配药，几次往来，谈文论画，相谈甚欢，“曹菩萨”知道严嵩书法极好，就请他给药铺写个牌匾，据说严嵩当时欣然提笔写下了“鹤年堂”三个字。据说此匾一挂上去，便吸引了过往的行人，人们对这三个雄浑大字赞叹不已，认为京师无二。有一位山西的老举子，站在匾下端详许多，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字是好字，有功底，有韵味，可惜笔锋转折处，时时透出一股奸气。后来严嵩果然成为权臣。还有一说更为离奇，传说“鹤年堂”及“西鹤年堂”（严嵩之子严世蕃所题）挂匾是严嵩府后花园的堂名，悬挂在严府的后花园，后来严嵩事败后，此匾流落民间，被拿来用作店名。
　　鹤年堂的一大奇观就是忠臣和权臣的题词共处一室，说严嵩就不能不提他的死对头、明朝忠良之臣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杨继盛是保定容城人，儿时生活凄苦，7 岁生母去世，继母对他不好，他自幼爱学，边放牛边读书，嘉靖丁未科（1546 年）考中进士。他为人极为耿直，疾恶如仇，因上书反对与鞑靼妥协，被贬到锹道（甘肃临洮）做典吏。后又奉诏回京，一年内被提升四次，最后官至兵部武选司员外郎。他回京一个月就上奏弹劾严嵩十罪五奸，反被严嵩诬陷，被打一百廷杖，关进大牢三年之久，后被杀害，弃市身亡，年仅四十岁。临刑前他在大牢墙上题下了名垂千古的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十年后被朝廷平反，并封授“忠愍”之号。杨继盛在京时就住在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离鹤年堂很近，宅邸名曰“松筠庵”，也叫杨椒山祠。他平生就两大爱好：喝酒和读书。在民间流传他在牢中描述自己一生的诗云：“饮酒看书四十年，乌纱头上即青天，男儿欲画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他也与鹤年堂素有来往，犹爱鹤年堂配制的茵陈酒，认为其酒碧绿晶莹，酌之养性，同时，对鹤年堂养生之法亦推崇，在给鹤年堂题写楹联时，就书为“欲求养性延年物，须向兼收并。
　　


　　明世宗年间，日本的海盗经常在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骚扰，到处抢掠财物，烧杀百姓，闹得沿海不得安宁，历史上把他们称作“倭寇”。1553 年，倭寇集结了几百艘海船，在浙江、江苏沿海登陆，分成许多小股，抢掠了几十个城市，而沿海的明朝官员和士兵不敢抵抗，望风而逃。从此中国沿海经常被倭寇抢掠烧杀，百姓生命财产随时都会受到威胁，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倭寇之害也成了朝廷的心腹大患。此时，戚继光临危受命，组织训练了戚家军，奔赴沿海各地抗击倭寇。由于战争残酷，在那冷兵器时代，刀剑无眼也无情，一场战斗下来就会有大量抗倭勇士受刀枪之伤，另外，南方沿海气候湿热而潮，戚家军碾转各地，瘟疫传染性疾病也时时威胁着戚家军。此时京城的百姓也是同全国一样，为抗击倭寇的戚家军呐喊助威。鹤年堂更是高举爱国忠义大旗，率先为戚家送去了精制的“白鹤保命丹”等急救药、刀伤药以及“辟瘟药”，嘉靖四十年（1561 年），倭寇大举侵犯台州，戚继光率领所部九战九捷，取得举世闻名的台州大捷，倭寇心惊胆战，给戚继光取了个名字叫“戚老虎”。次年夏，又率戚家军南下福建，荡平倭寇在横屿、牛田、林墩三个大巢穴。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戚继光又与福建总兵俞大猷、广东总兵刘显等人取得平海卫大捷。次年，戚继光升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及浙江金华、温州两府。是年11 月，倭寇用2 万余人围攻仙游，戚断光“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收全捷。”从此，戚家军威震中国海疆，倭寇望风而逃，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在这大大小小的战斗中，鹤年堂的“白鹤保命丹”等急救药、刀伤药和辟瘟药在戚 家军南北千里征战倭寇的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戚家军避免了瘟疫传染之病，也挽救了许许多多抗倭勇士的生命。隆庆二年（1568 年）五月，戚继光被任命为都督同知，总理蓟县、昌平、保定三镇军务，领兵镇守北部边关。一回到北京，戚继光特来到鹤年堂表示感谢之意，并欣然为鹤年堂写下了“调元气”“养太和”的匾额，后来，戚继光又为鹤年堂题写楹联“拮披赤箭青芝品，制式灵枢玉版篇”，至今仍悬挂在鹤年堂正堂之上。
　　


　　到了清顺治皇帝定鼎燕京， 君临天下以后的数百年间，菜市口又成为其“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的法场了。肃顺、“戊戌变法”中的“六君子”、据说明朝良臣杨继盛都是在菜市口鹤年堂前被杀。每逢官府要杀人的前一天，鹤年堂都会被告之：明日行差，准备酒食，切勿外传，日后付款。到了第二日，药铺要关门停业，监斩官、刽子手们先集中在鹤年堂大吃大喝一顿，酒足饭饱后，在鹤年堂门口放好监斩台，午时三刻一到，监斩官朱笔一圈，顷刻间人头落地。因此，“鹤年堂前讨刀伤药—死到临头”就成了老北京的一句俚语。一般行刑之后，刽子手照例会向鹤年堂讨点安神药，而围观的人往往是一拥而上，有的抢绑犯人的绳子，据说拴牛拴马不会惊；有的抢着买监斩官的朱笔，说是可以驱魔避邪。更有一些犯人家属，在事前买通刽子手，请他在人头落地时，适时用一个大馒头塞入死者的脖腔，以防鲜血溅出，阴魂不散。因此，人血馒头的故事在清代就传得很远，据说鲁迅的小说《药》，就是吸收了这样的典故而创作的。
　　变法先驱谭嗣同也与鹤年堂也有渊源。当年的鹤年堂掌柜王保新，医术、文章俱佳，思想活跃，非常仰慕竭力推行变法的谭嗣同。当谭嗣同因哮喘来鹤年堂看病的时候，一个倾谈世道改良，一个以医理论国理，相谈甚欢，几经交往，交情日深。1898 年9 月28 日，当谭嗣同等变法六君子被押到菜市口时，王保新从柜台里取来“鹤顶血”，据说是出了名的麻醉剂，他希望能减轻其行刑时的痛苦，但六君子无一人接受，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从容就义。刽子手行完刑人就走了，而六君子还得暴尸三天，不能收。王老板和老家人胡理臣、罗升一起趁夜间将谭嗣同的尸首偷到浏阳会馆去了，请“缀元”师傅把头颅端正地接在颈腔上，缝合归位，后来又把谭嗣同送到老家去了。
　　菜市口的鹤年堂还与甲骨文的发现也有最直接关系。1899 年夏，金石学家、清政府南书房翰林、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疟疾使家人去鹤年堂抓药。有一味“龙骨”须捣碎后煎服。捣碎前，王懿荣在“龙骨”上发现了纹缕清晰的似商代青铜器铭文样的手刻符号。当时，他已历时19 年写成《汉石存目》、《南北朝存石目》二书，凭他在金石文字方面的造诣，他知道自己正面对着一个伟大的发现。他一面找到琉璃厂清秘阁古玩商孙秋帆、刑部主事孙诒让共同论证；一面遣家人再至鹤年堂，将店内河南安阳小屯村农民耕地耕出来的龙骨尽数购空。王懿荣又向其他药店搜求，一年之中购得甲骨1500 片。在近代史中，是王懿荣最先认定了甲骨文；最先把甲骨文断代为“商”。
　　


　　关于鹤年堂的故事还有很多，比如他们在抗战拒绝了日本人收买匾额的要求，民国期间曾经力反废除中医的法案，等等。鹤年堂对于北京人来说，绝不止是一个药铺，虽然它也要经商，也要牟利，但它和老北京是一体的，而不是一个简单落脚在北京靠卖药赚钱的商户。它嵌入北京的历史文化，多是因为药，而这些药不只给病人治病疗伤，还在抚慰这个城市历史的无数伤口。所有被人们怀念的老字号莫不如此，它们小心地伺候着北京的老少爷们从生到死，更像是勤恳的仆人，而不是店大欺客的资本家。有人说，这些老字号恪守着儒家的伦理本位，因此才能长盛不衰，这话也许有些大，但也说出了一个真相：中国人最愿意接受的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嵌入式的，没有一个百年老店是自外于社会来考虑“企业与社会”关系的。这恐怕也就是一个企业是否可能成为老字号的秘密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