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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阿Q正传》问世以来，一般人都把阿Q仅仅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都把阿Q仅仅归结为“农民的典型”，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对这个艺术形象的研究，使人们不能更加深入地认识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不能更加充分地估计这个形象的艺术价值，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探讨。
鲁迅曾经明确指出，《阿Q正传》并不仅仅表现农民。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只得依了自己的察觉，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着重号是笔者所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写《阿Q正传》的主观意图是要表现“国民的魂灵”、“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和“中国的人生”。这里，“国民的魂灵”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民的魂灵，“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显然也不仅仅是农民，而“中国的人生”更不仅仅是农民的人生。由此可见，鲁迅写《阿Q正传》的主观意图决不仅仅是表现农民，而是表现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魂灵”和“人生”。
这里，涉及一个长期争论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国民”的含义问题。对此，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指不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指所有的中国人。究竟如何理解才好，我认为要联系鲁迅的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因为，鲁迅在不同时间、不同作品使用“国民”这个概念时，含义有所不同。至于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所说的“国民”，应是指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因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紧接着作者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后面又说：“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显然，这里说的“国民”就是前面说的“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的“百姓”，也就是后面说的“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这些都是指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这就进一步说明，鲁迅写《阿Q正传》不仅仅是表现农民。
《阿Q正传》不仅是表现农民，那么，阿Q就不仅是“农民的典型”，然而，《阿Q正传》的主人公为何是个农民呢？即鲁迅为何偏用一个农民来表现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文学形象必须是高度个性化的，作家必须用个别表现一般，以特殊反映普遍，必须通过具体、独特的人物表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因此，鲁迅也必须用一个具体、独特的人物来表现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而不可能塑造一个抽象的，没有职业、阶层特征的人物。第二，作家的创作必然受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的制约，只有写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生活，才能更加真实、深刻地表现社会生活。鲁迅熟悉农村生活，深切了解农民，辛亥革命时期，他正生活在绍兴，对当时农村和农民的情况有亲身的了解，因此，他选择农民来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是很自然的。第三，当然，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生活也是鲁迅所熟悉的，但是，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愚昧麻木这一主题，选择农民更有其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古今在《<阿Q正传>：“为人生”的艺术杰作》一文中说：“为了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为了画出一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鲁迅为什么要选取一个赤贫的农民来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这种畸形的精神现象出于上层社会，他并不会认为有什么可惊异的，而它竟成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的精神特点，这就不能不使鲁迅感到痛心了。……连底层百姓竟也麻木不仁了，国家、民族默无声息就势在难免了，鲁迅不能不因此而心忧如焚。”这种说法是很中肯的。但还应补充一点，即中国是一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大多数人都这样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可想而知，这自然使鲁迅格外感到沉痛。很显然，选择处于社会最底层、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表现“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更能振聋发聩，更能使人警醒，更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如巴人在《鲁迅的创作方法》一文中所说：作者“有意地把最本质的东西……如把精神胜利的士大夫精神，放在雇农的阿Q身上……”
《阿Q正传》不仅是表现农民，阿Q也不仅是“农民的典型”，这从《阿Q正传》发表之后广泛的社会反响中也得到了证明。鲁迅在《<出关>的关》一文中说：“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恐，硬说是在讽刺他，……”高一涵在《闲话》一文中说：“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傈傈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日本学者增田涉在《鲁迅传》中说：“《阿Q正传》一发表，那些平素和鲁迅不睦的人，到处象苍蝇似的嗡嗡叫起来，说这篇作品是骂他们的。”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阿Q正传》发表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在“讽刺他”、“骂他”，这些人有“小政客和小官僚”，也有高一涵的“朋友”一类人，还有“和鲁迅不睦的人”，这些人都不是农民。然而，他们为什么都对《阿Q正传》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显然就是因为他们都有阿Q精神，都从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如增田涉在《鲁迅传》中所说的：“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有着全部或部分的阿Q性格。……阿Q式的人物是封建的遗物，不仅仅是在农村有，……”增田涉是日本著名的鲁迅著作的翻译者和研究者，1931年来上海，曾长期在鲁迅家中听鲁迅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彷徨》，和鲁迅交谊较深，他的《鲁迅传》发表于1932年，发表前曾经鲁迅过目，因此可以认为，他在《鲁迅传》中的记述都是鲁迅所同意的。
综上所述，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上看，阿Q是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象征；从作品的客观意义上看，范围则更广。因此，我们不能把阿Q仅仅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不能把他仅仅归结为“农民的典型”。强调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阿Q正传》这篇作品，更加深入、充分地认识阿Q这个艺术形象。
鲁迅曾经明确指出，《阿Q正传》并不仅仅表现农民。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只得依了自己的察觉，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着重号是笔者所加。）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鲁迅写《阿Q正传》的主观意图是要表现“国民的魂灵”、“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和“中国的人生”。这里，“国民的魂灵”显然不能仅仅归结为农民的魂灵，“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显然也不仅仅是农民，而“中国的人生”更不仅仅是农民的人生。由此可见，鲁迅写《阿Q正传》的主观意图决不仅仅是表现农民，而是表现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魂灵”和“人生”。
这里，涉及一个长期争论而至今尚未解决的问题，即“国民”的含义问题。对此，一直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指不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指所有的中国人。究竟如何理解才好，我认为要联系鲁迅的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因为，鲁迅在不同时间、不同作品使用“国民”这个概念时，含义有所不同。至于他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所说的“国民”，应是指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因为，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现在我们所能听到的不过是几个圣人之徒的意见和道理，为了他们自己，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已经有四千年！”紧接着作者就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后面又说：“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显然，这里说的“国民”就是前面说的“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样”的“百姓”，也就是后面说的“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这些都是指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这就进一步说明，鲁迅写《阿Q正传》不仅仅是表现农民。
《阿Q正传》不仅是表现农民，那么，阿Q就不仅是“农民的典型”，然而，《阿Q正传》的主人公为何是个农民呢？即鲁迅为何偏用一个农民来表现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文学形象必须是高度个性化的，作家必须用个别表现一般，以特殊反映普遍，必须通过具体、独特的人物表现一个阶级、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因此，鲁迅也必须用一个具体、独特的人物来表现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而不可能塑造一个抽象的，没有职业、阶层特征的人物。第二，作家的创作必然受生活阅历和生活经验的制约，只有写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生活，才能更加真实、深刻地表现社会生活。鲁迅熟悉农村生活，深切了解农民，辛亥革命时期，他正生活在绍兴，对当时农村和农民的情况有亲身的了解，因此，他选择农民来表现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生活是很自然的。第三，当然，知识分子和小市民的生活也是鲁迅所熟悉的，但是，要表现中国人民的愚昧麻木这一主题，选择农民更有其重要和特殊的意义。古今在《<阿Q正传>：“为人生”的艺术杰作》一文中说：“为了批判国民性的弱点，为了画出一个‘沉默的国民的魂灵’，鲁迅为什么要选取一个赤贫的农民来作为艺术的表现对象呢？这是因为，这种畸形的精神现象出于上层社会，他并不会认为有什么可惊异的，而它竟成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的精神特点，这就不能不使鲁迅感到痛心了。……连底层百姓竟也麻木不仁了，国家、民族默无声息就势在难免了，鲁迅不能不因此而心忧如焚。”这种说法是很中肯的。但还应补充一点，即中国是一农业大国，农民占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大多数人都这样愚昧无知、麻木不仁，中国的现状和前途可想而知，这自然使鲁迅格外感到沉痛。很显然，选择处于社会最底层、占中国人绝大多数的农民表现“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更能振聋发聩，更能使人警醒，更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正如巴人在《鲁迅的创作方法》一文中所说：作者“有意地把最本质的东西……如把精神胜利的士大夫精神，放在雇农的阿Q身上……”
《阿Q正传》不仅是表现农民，阿Q也不仅是“农民的典型”，这从《阿Q正传》发表之后广泛的社会反响中也得到了证明。鲁迅在《<出关>的关》一文中说：“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恐，硬说是在讽刺他，……”高一涵在《闲话》一文中说：“我记得当《阿Q正传》一段一段陆续发表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傈傈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并且有一位朋友，当我面说，昨日《阿Q正传》上某一段仿佛就是骂他自己。”日本学者增田涉在《鲁迅传》中说：“《阿Q正传》一发表，那些平素和鲁迅不睦的人，到处象苍蝇似的嗡嗡叫起来，说这篇作品是骂他们的。”从这些记述可以看出，《阿Q正传》发表之后，很多人都以为是在“讽刺他”、“骂他”，这些人有“小政客和小官僚”，也有高一涵的“朋友”一类人，还有“和鲁迅不睦的人”，这些人都不是农民。然而，他们为什么都对《阿Q正传》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呢？显然就是因为他们都有阿Q精神，都从阿Q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正如增田涉在《鲁迅传》中所说的：“那时候的中国人都有着全部或部分的阿Q性格。……阿Q式的人物是封建的遗物，不仅仅是在农村有，……”增田涉是日本著名的鲁迅著作的翻译者和研究者，1931年来上海，曾长期在鲁迅家中听鲁迅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彷徨》，和鲁迅交谊较深，他的《鲁迅传》发表于1932年，发表前曾经鲁迅过目，因此可以认为，他在《鲁迅传》中的记述都是鲁迅所同意的。
综上所述，从作者的主观意图上看，阿Q是所有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象征；从作品的客观意义上看，范围则更广。因此，我们不能把阿Q仅仅作为一个农民来看待，不能把他仅仅归结为“农民的典型”。强调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阿Q正传》这篇作品，更加深入、充分地认识阿Q这个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