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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歲时，她不幸失去丈夫和子女，被婆家赶出家门，又遭到周围人的嫌弃。她独自外出做保姆，勤劳朴实的品格得到了主人的认可。令她感动的是，主人家对她视如亲人。
“文革”年代，她依然对遭受磨难的主人家不离不弃。为抚育主人家的子女，她没有再嫁。她的抚育，也塑造了主人家子女的优秀品格。
当她老了，身体瘫痪，主人家的子女毅然承担起了照顾她的义务，视她为亲娘……
重阳节，是“高娘”高玉清的96岁生日。刘家三女儿刘健鸣一大早就伺候着“高娘”洗漱，为她梳理稀疏的白发，让她干净妥帖地坐在寿宴厅老寿星的座位上，等候刘家三代十几口人从四面八方赶回成都，欢聚一堂。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喜悦：刘健鸣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买了当地的小吃当寿礼；刘家老大拉着老寿星的手，泛红双眼回忆过往：“高娘那会儿最疼我，我去当兵时，她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哭，还偷偷塞了5元钱给我。”85岁的刘家老太太则凑到她耳边大声吼道：“高姐，生日快乐！”
高玉清其实已听不到人们的声音，但祝福和说笑，她能看得分明，“我都懂”的幸福，清清楚楚写在她的脸上。
谁能知晓，这位福寿绵绵的老人不过是61年前刘家雇用的保姆？
孤苦无依，终于找到容身之处
1954年，35岁的高玉清来到刘家。主人刘致台和许曼云都在成都新津县政府上班，因为工作繁忙，他们迫切需要为尚未出生的儿子找一位保姆。
高玉清则急需这份工作。丈夫解放前就去世，她独自为丈夫守灵三天；夫死从子，两个孩子却先后夭折。没了丈夫与孩子，婆家将她扫地出门。回到一贫如洗的娘家，多一个人的口粮，就会增加一分弟弟这个家中唯一劳力者的负担。
她看得出婆家对她的恐惧，娘家多养她一人的为难，更敏感地察觉出邻居们的避而远之，“克夫克子”，这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否定。高玉清对“家”心生绝念，拒绝父母提出的再嫁请求后，她背着行囊一个人出了家门。
卑微到尘埃里的人最怕失去。第一次见到主家，她对着女主人毕恭毕敬低下头，称呼了一声“太太”；进门后不停给自己找活儿干，生怕拖沓半步便被人厌弃；她话很少，除了询问每天吃什么，再无更多的语言。
看着高玉清生活得如履薄冰，许曼云感到不适应和心酸。她一把拉过高玉清坐到身边：“高姐，你帮助我们，我感谢你，千万别把自己当下人，大家都是同志关系。”
“同志？”高玉清刚要缩回去的手僵住了。这是一个她听过许多次、却从不敢往自己身上套的称呼。在女主人的要求下，高玉清开始和雇主一家同桌吃饭。她拘谨地往嘴里扒饭时，女主人拿过她的碗夹满了菜，“想吃什么吃什么。”
家的温暖渐渐消融了高玉清的自卑，她急切地想做更多的事以回报对方的善意。许曼云生产后奶水不多，孩子饿得啼哭不止，高玉清急得彻夜难眠，四处打听催奶的方子。一位朋友介绍了都江堰的一位郎中，“有个很灵的偏方。”新津到都江堰有100多公里远，找不到车，她一咬牙，揣了点口粮竟徒步走去都江堰拿回了那个方子。
孩子终于吃饱，甜甜入睡。看着高玉清长满水泡的双脚，许曼云哽咽着说：“姐，以后我们就是亲姐妹。”
对这句“亲姐妹”，她百感交集。孩子过“百天”那天，许曼云叫上她一块儿去了相馆，“拍全家福。”摄影师招呼大家站好时，见她还杵在一边不动，许曼云又一把把她拉到了身边。
活了35年，高玉清有了人生第一张照片。两条麻花辫儿，侧身站在“妹妹”许曼云身后，露出腼腆的笑容。从这一天开始，刘家的每一张全家福里都有她的身影。说是亲姐妹，就真的是亲姐妹！
我帮你们撑起这个家
不久，刘致台调到郫县工作，高玉清的户口有机会落户刘家并一起迁到郫县。刘家的户口簿上从此多了一页，“保姆，高玉清”，这页纸一直保留至今。
高玉清认定了这个家，她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刘家的孩子，像亲妈一样给他们亲手缝制衣服、做好一日三餐、督促学习……她做的其实比亲妈更多。十年动乱，郫县也没能幸免。作为干部的刘致台与许曼云每天戴着牛鬼蛇神的高帽游街受批斗。精神和肉体折磨让许曼云心生绝念，那天游街回来，她摘下前同事给她戴上的批斗牌，伏在桌角大哭。高玉清煮了一碗荷包蛋端到她面前：“你要挺住，家里还有5个孩子。’荷包蛋的氤氲热气与这句朴实的话，给了她活下去的决心。
没多久，许曼云和丈夫被关到“牛棚”进行改造。停了工资，5个孩子每人每月只有10元的生活费。许曼云一边流泪一边绝望地劝高玉清离开：“高姐，我们没有资格再留你，有好的着落你就走，我不怪你。”
她没有多少文化，但做人的道理她比谁都明白。没人给她发工资了，高玉清还是坚持留了下来。越是艰难时刻，她越不能走。既然把这个家当做了自己的家，作为家里唯一的大人，此刻她就是孩子们的主心骨。
没了家长，没了收入，一家人的生计全落在了高玉清一个人身上。孩子们饭不够吃，她就买来大筐的红萝卜煮饭。吃不饱，这是刘健鸣最深刻的记忆。几个孩子都在长身体阶段，红萝卜饭只能撑过上半月，下半月高玉清就带着他们去地里挖野菜。
日子陡然清贫，跟在一个保姆身后挖野菜的孩子们，却并没失了章法，反而因心疼高娘提早成熟：再饿也会排队盛饭，吃完第一碗心满意足地抹嘴巴，没人去盛第二碗。在他们心中，高娘瘦弱的脊背是唯——座不会倒塌的山。
祖传玉镯和豆瓣鱼
高娘为孩子们卖掉祖传玉镯的事，在刘健鸣心底耿耿于怀了几十年。冬天，连野菜都找不到了，最小的孩子饿得嗷嗷哭。不久后，刘健鸣突然发现高娘左手腕空空荡荡。“高娘，你的手镯呢？”“卖了。”高玉清随口回答。
玉镯不仅是珍贵的祖传之物，更是高玉清关于35岁前生活唯一的纪念。但在求生的年代，它就只值5元钱。
可在高玉清看来，没有什么比孩子更宝贵，没有哪一样东西比爱更值得珍惜。这份爱也有严厉的时候。为了让弟妹们吃饱，老大跑去别家的菜园里偷菜，事情败露，高玉清痛打了他一顿。他不服气，给外地“改造”的母亲写信告状，母亲却这样回信：“我不在，高娘就是你们的妈妈，她怎么教育，你们就怎么听！” 生活终究恢复了正常，5个孩子把高玉清当妈妈对待，外人服里，她还是刘家的保姆。1980年代，她于“文革”期间忠义护主的事传开后，有人开出高薪“挖角”，却被她拒绝。
后来许曼云夫妇给她介绍了不少对象，包括条件上佳的南下干部，却都被高玉清拒绝，她舍不得离开孩子们。
1992年，刘致台工作调动到成都，高玉清户口再次随之迁移。在她的照顾下，孩子们渐渐长大，当兵、求学、结婚，她和许曼云送走了每个孩子。
可刘家人只要在成都的，每个周末都要回家聚一聚。因为每到周五，他们都会接到高娘的电话：“周末早点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
这是品尝“妈妈的味道”的时候。每次高玉清都会给孩子们做一道豆瓣鱼。鲫鱼多刺，小辈们不爱吃，可每次端上桌，五兄妹都会谈兴大发。这是一道有故事的菜。在吃不上肉的年头，熟悉农村生活的高玉清跑到乡下的田里，亲手抓回鲫鱼。郫县出豆瓣，那时的调料最美味的就是豆瓣，厨房里传出豆瓣鱼浓郁的香气，是5个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
看着不再年轻的孩子们叽叽喳喳，高玉清安静地坐在一旁含笑看着他们。所有的执着付出，不正是为了此刻眼前这个完整温馨的家吗。
当她老了
1998年，高玉清终于结束了刘家的保姆生涯。男主人刘致台过世，兄妹几人心疼母亲与高玉清，给她们请了保姆。高玉清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你们不要我了。”一家人赶忙哄她：“怎么可能，我们绝不会让你离开。”
做了45年保姆，高玉清与许曼云一起成了家里被侍奉的对象。8年后，她的一场病让几个孩子意识到，给高娘养老不只是请个保姆那样简单。一天，正在洗澡的高玉清昏迷在了浴缸里，右边身体瘫痪。看着病床上头发凌乱、面色枯黄、两条枯藤般的手臂埋在宽大病号服里的高娘，刘健鸣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
和电影《桃姐》一样，如何养老的问题也横亘在子女们面前。有人提议高娘病好了，给她找个好点的敬老院。刘健鸣与二哥一起反对：“高娘伺候了我们一辈子，就是亲妈，哪个子女舍得让身体瘫痪的母亲住敬老院？”她最后拍板：“接到温江来，我退休了，看病也方便。”
刘健鸣作为排行中间的孩子，最容易被父母忽略。可她在高娘这里得到了完整的关注和爱，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最亲密。丈夫却忍不住给妻子泼冷水。女儿还在上初中，高娘手脚完全不能动，大小便要靠人帮忙，他对照顾老人没多大信心。“你帮我抬轮椅就行。”刘健鸣坚定地说。
高玉清搬到了温江，刘健鸣买了张小床给女儿，自己跟高娘睡大床；高娘大小便不能自控，刘健鸣每夜起身好几次给她接尿，翻动身体；从卧室到客厅装有方便器的特殊座椅不过5米远，但高娘常常在这短短的距离里弄脏裤子，刘健鸣每天忍着异味给她换好几次衣服；听朋友说针灸能治疗偏瘫，她又每天推高玉清去理疗。高娘的身体渐渐有了知覺，连丈夫也在一次陪老人去医院理疗后兴高采烈地和妻子分享好消息：“高娘的脚有反应了，有力气了！”
不是亲女，胜似亲女，2015年，刘家人和高玉清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采访的媒体络绎不绝。接受《家人》采访那天，刘健鸣夫妇正陪高娘在楼下散步，96岁的老人头发丝毫不乱、神态安详。刘健鸣在右边搀着自己，女婿蹲在她脚边，双手抬着她的脚往前“迈步”。“再走一步。”他们鼓励高玉清。高娘身体左斜，吃力地抬起右脚，脚步落地，她抬头看着刘健鸣，笑得像个求表扬的孩子。
“文革”年代，她依然对遭受磨难的主人家不离不弃。为抚育主人家的子女，她没有再嫁。她的抚育，也塑造了主人家子女的优秀品格。
当她老了，身体瘫痪，主人家的子女毅然承担起了照顾她的义务，视她为亲娘……
重阳节，是“高娘”高玉清的96岁生日。刘家三女儿刘健鸣一大早就伺候着“高娘”洗漱，为她梳理稀疏的白发，让她干净妥帖地坐在寿宴厅老寿星的座位上，等候刘家三代十几口人从四面八方赶回成都，欢聚一堂。
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喜悦：刘健鸣在外地上大学的女儿买了当地的小吃当寿礼；刘家老大拉着老寿星的手，泛红双眼回忆过往：“高娘那会儿最疼我，我去当兵时，她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哭，还偷偷塞了5元钱给我。”85岁的刘家老太太则凑到她耳边大声吼道：“高姐，生日快乐！”
高玉清其实已听不到人们的声音，但祝福和说笑，她能看得分明，“我都懂”的幸福，清清楚楚写在她的脸上。
谁能知晓，这位福寿绵绵的老人不过是61年前刘家雇用的保姆？
孤苦无依，终于找到容身之处
1954年，35岁的高玉清来到刘家。主人刘致台和许曼云都在成都新津县政府上班，因为工作繁忙，他们迫切需要为尚未出生的儿子找一位保姆。
高玉清则急需这份工作。丈夫解放前就去世，她独自为丈夫守灵三天；夫死从子，两个孩子却先后夭折。没了丈夫与孩子，婆家将她扫地出门。回到一贫如洗的娘家，多一个人的口粮，就会增加一分弟弟这个家中唯一劳力者的负担。
她看得出婆家对她的恐惧，娘家多养她一人的为难，更敏感地察觉出邻居们的避而远之，“克夫克子”，这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否定。高玉清对“家”心生绝念，拒绝父母提出的再嫁请求后，她背着行囊一个人出了家门。
卑微到尘埃里的人最怕失去。第一次见到主家，她对着女主人毕恭毕敬低下头，称呼了一声“太太”；进门后不停给自己找活儿干，生怕拖沓半步便被人厌弃；她话很少，除了询问每天吃什么，再无更多的语言。
看着高玉清生活得如履薄冰，许曼云感到不适应和心酸。她一把拉过高玉清坐到身边：“高姐，你帮助我们，我感谢你，千万别把自己当下人，大家都是同志关系。”
“同志？”高玉清刚要缩回去的手僵住了。这是一个她听过许多次、却从不敢往自己身上套的称呼。在女主人的要求下，高玉清开始和雇主一家同桌吃饭。她拘谨地往嘴里扒饭时，女主人拿过她的碗夹满了菜，“想吃什么吃什么。”
家的温暖渐渐消融了高玉清的自卑，她急切地想做更多的事以回报对方的善意。许曼云生产后奶水不多，孩子饿得啼哭不止，高玉清急得彻夜难眠，四处打听催奶的方子。一位朋友介绍了都江堰的一位郎中，“有个很灵的偏方。”新津到都江堰有100多公里远，找不到车，她一咬牙，揣了点口粮竟徒步走去都江堰拿回了那个方子。
孩子终于吃饱，甜甜入睡。看着高玉清长满水泡的双脚，许曼云哽咽着说：“姐，以后我们就是亲姐妹。”
对这句“亲姐妹”，她百感交集。孩子过“百天”那天，许曼云叫上她一块儿去了相馆，“拍全家福。”摄影师招呼大家站好时，见她还杵在一边不动，许曼云又一把把她拉到了身边。
活了35年，高玉清有了人生第一张照片。两条麻花辫儿，侧身站在“妹妹”许曼云身后，露出腼腆的笑容。从这一天开始，刘家的每一张全家福里都有她的身影。说是亲姐妹，就真的是亲姐妹！
我帮你们撑起这个家
不久，刘致台调到郫县工作，高玉清的户口有机会落户刘家并一起迁到郫县。刘家的户口簿上从此多了一页，“保姆，高玉清”，这页纸一直保留至今。
高玉清认定了这个家，她把所有的母爱都给了刘家的孩子，像亲妈一样给他们亲手缝制衣服、做好一日三餐、督促学习……她做的其实比亲妈更多。十年动乱，郫县也没能幸免。作为干部的刘致台与许曼云每天戴着牛鬼蛇神的高帽游街受批斗。精神和肉体折磨让许曼云心生绝念，那天游街回来，她摘下前同事给她戴上的批斗牌，伏在桌角大哭。高玉清煮了一碗荷包蛋端到她面前：“你要挺住，家里还有5个孩子。’荷包蛋的氤氲热气与这句朴实的话，给了她活下去的决心。
没多久，许曼云和丈夫被关到“牛棚”进行改造。停了工资，5个孩子每人每月只有10元的生活费。许曼云一边流泪一边绝望地劝高玉清离开：“高姐，我们没有资格再留你，有好的着落你就走，我不怪你。”
她没有多少文化，但做人的道理她比谁都明白。没人给她发工资了，高玉清还是坚持留了下来。越是艰难时刻，她越不能走。既然把这个家当做了自己的家，作为家里唯一的大人，此刻她就是孩子们的主心骨。
没了家长，没了收入，一家人的生计全落在了高玉清一个人身上。孩子们饭不够吃，她就买来大筐的红萝卜煮饭。吃不饱，这是刘健鸣最深刻的记忆。几个孩子都在长身体阶段，红萝卜饭只能撑过上半月，下半月高玉清就带着他们去地里挖野菜。
日子陡然清贫，跟在一个保姆身后挖野菜的孩子们，却并没失了章法，反而因心疼高娘提早成熟：再饿也会排队盛饭，吃完第一碗心满意足地抹嘴巴，没人去盛第二碗。在他们心中，高娘瘦弱的脊背是唯——座不会倒塌的山。
祖传玉镯和豆瓣鱼
高娘为孩子们卖掉祖传玉镯的事，在刘健鸣心底耿耿于怀了几十年。冬天，连野菜都找不到了，最小的孩子饿得嗷嗷哭。不久后，刘健鸣突然发现高娘左手腕空空荡荡。“高娘，你的手镯呢？”“卖了。”高玉清随口回答。
玉镯不仅是珍贵的祖传之物，更是高玉清关于35岁前生活唯一的纪念。但在求生的年代，它就只值5元钱。
可在高玉清看来，没有什么比孩子更宝贵，没有哪一样东西比爱更值得珍惜。这份爱也有严厉的时候。为了让弟妹们吃饱，老大跑去别家的菜园里偷菜，事情败露，高玉清痛打了他一顿。他不服气，给外地“改造”的母亲写信告状，母亲却这样回信：“我不在，高娘就是你们的妈妈，她怎么教育，你们就怎么听！” 生活终究恢复了正常，5个孩子把高玉清当妈妈对待，外人服里，她还是刘家的保姆。1980年代，她于“文革”期间忠义护主的事传开后，有人开出高薪“挖角”，却被她拒绝。
后来许曼云夫妇给她介绍了不少对象，包括条件上佳的南下干部，却都被高玉清拒绝，她舍不得离开孩子们。
1992年，刘致台工作调动到成都，高玉清户口再次随之迁移。在她的照顾下，孩子们渐渐长大，当兵、求学、结婚，她和许曼云送走了每个孩子。
可刘家人只要在成都的，每个周末都要回家聚一聚。因为每到周五，他们都会接到高娘的电话：“周末早点回来，给你们做好吃的。”
这是品尝“妈妈的味道”的时候。每次高玉清都会给孩子们做一道豆瓣鱼。鲫鱼多刺，小辈们不爱吃，可每次端上桌，五兄妹都会谈兴大发。这是一道有故事的菜。在吃不上肉的年头，熟悉农村生活的高玉清跑到乡下的田里，亲手抓回鲫鱼。郫县出豆瓣，那时的调料最美味的就是豆瓣，厨房里传出豆瓣鱼浓郁的香气，是5个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
看着不再年轻的孩子们叽叽喳喳，高玉清安静地坐在一旁含笑看着他们。所有的执着付出，不正是为了此刻眼前这个完整温馨的家吗。
当她老了
1998年，高玉清终于结束了刘家的保姆生涯。男主人刘致台过世，兄妹几人心疼母亲与高玉清，给她们请了保姆。高玉清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你们不要我了。”一家人赶忙哄她：“怎么可能，我们绝不会让你离开。”
做了45年保姆，高玉清与许曼云一起成了家里被侍奉的对象。8年后，她的一场病让几个孩子意识到，给高娘养老不只是请个保姆那样简单。一天，正在洗澡的高玉清昏迷在了浴缸里，右边身体瘫痪。看着病床上头发凌乱、面色枯黄、两条枯藤般的手臂埋在宽大病号服里的高娘，刘健鸣的眼泪唰地掉了下来。
和电影《桃姐》一样，如何养老的问题也横亘在子女们面前。有人提议高娘病好了，给她找个好点的敬老院。刘健鸣与二哥一起反对：“高娘伺候了我们一辈子，就是亲妈，哪个子女舍得让身体瘫痪的母亲住敬老院？”她最后拍板：“接到温江来，我退休了，看病也方便。”
刘健鸣作为排行中间的孩子，最容易被父母忽略。可她在高娘这里得到了完整的关注和爱，两人的关系也因此最亲密。丈夫却忍不住给妻子泼冷水。女儿还在上初中，高娘手脚完全不能动，大小便要靠人帮忙，他对照顾老人没多大信心。“你帮我抬轮椅就行。”刘健鸣坚定地说。
高玉清搬到了温江，刘健鸣买了张小床给女儿，自己跟高娘睡大床；高娘大小便不能自控，刘健鸣每夜起身好几次给她接尿，翻动身体；从卧室到客厅装有方便器的特殊座椅不过5米远，但高娘常常在这短短的距离里弄脏裤子，刘健鸣每天忍着异味给她换好几次衣服；听朋友说针灸能治疗偏瘫，她又每天推高玉清去理疗。高娘的身体渐渐有了知覺，连丈夫也在一次陪老人去医院理疗后兴高采烈地和妻子分享好消息：“高娘的脚有反应了，有力气了！”
不是亲女，胜似亲女，2015年，刘家人和高玉清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采访的媒体络绎不绝。接受《家人》采访那天，刘健鸣夫妇正陪高娘在楼下散步，96岁的老人头发丝毫不乱、神态安详。刘健鸣在右边搀着自己，女婿蹲在她脚边，双手抬着她的脚往前“迈步”。“再走一步。”他们鼓励高玉清。高娘身体左斜，吃力地抬起右脚，脚步落地，她抬头看着刘健鸣，笑得像个求表扬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