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落寞，触动心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有志青年纷纷寻求抗日救国路。上海沦陷后，从教的姚维钧辞别母亲和家乡，一路辗转香港、广州，最后到达贵阳，考入为避战乱从上海迁来的大夏大学。
　　“秉国之钧，四方是维”，从读书开始，她就为自己改名“维钧”，意在为国尽力，立志做一番事业。在大学里，她和进步同学一起，投入如火如荼的抗战宣传，发传单、编节目、演讲，鼓励民众奋起抗日。对于感情，虽然年届三十，但她一点不急，如果有缘，定然奋不顾身;如果无缘，也绝不强求。
　　1941年12月，大夏大学的演讲台上，一位圆脸大眼、性情敦厚的先生正在做抗日形势演讲，他说着熟悉的上海浦东乡音，浑身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听着大时代的轰鸣在个体身上的回响，她心底的爱国圣火熊熊燃烧起来。
　　他是黄炎培，受邀来大夏大学做宣传。作为同乡，她少女时代便听过他的传说：十几岁失母丧父，靠勤工俭学完成学业;青年时轰轰烈烈办教育，创办的浦东中学人才辈出，开创了职业教育的先河;他的婚姻也令人欣羡，妻子王纠思贤淑聪慧，夫唱妇随。他一直是她的偶像，在给好友的信中，她曾透露爱慕：“自有知以来，就对他发生敬仰，不知不觉地种下了情芽，而又纯洁地爱上了他，只是为了种种约制，我把这种纯洁的爱，深深地敛在心坎，一点不给它表达的机会。”
　　爱再热烈，也只能埋在心底，她跟随他的脚步，走上教育的路。可此刻，她悲痛着他的悲痛，除了国家大难，他的爱妻于1940年病逝。“谁说天长地久来，吾生万念一时灰”，他含泪写下的悼妻诗让闻者无不动容。
　　人群之外，她看出了他的忧伤和落寞，心底的弦被触动，埋藏多年的情感复苏了。
　　几天后，回到重庆的黄炎培收到一封信，字体端正圆润。信中说，愿拜他为师，并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对这个叫“姚维钧”的女大学生，他没有任何印象，只客气地回信说“师事不敢当”“炎固乐与青年为友者”。
　　通信就此展开，她称他“任之（黄炎培的字）吾师”，他则叫她“维钧学友”。同样离别家乡为救国奔忙，同样的忧国忧民情怀让他们靠得更近。相互间的关心与欣赏，让他们的关系升级为密切的异性朋友。

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作为盛名在外的民主人士、调停国共矛盾的国民参政会代表，登门说媒者众多，对此，黄炎培一一婉拒。经历过坎坷命运，洞察无数人心，他需要的是事业上理解他、支持他，情感生活上又能与他“火烈烈”的诗心相契合的女子。因此，当姚维钧寄来一首《沁园春》时，他竟情不自已。
　　“孤鹤高飞，越海冲天，别尽旧人。且拓开新境，聊酬壮志，快翻怒翼，早拂轻尘。林露何依，巢云何托，谁识长鸣自有真……无言久，有一腔热血，相映红轮。”她的才情和词中流露出的憧憬让他感动。回信中，他以一篇洋洋洒洒的《论家庭再造》，表明了自己的认真态度，并附一小笺，表达了鲜明的爱意：“我和你只有两颗鲜红的心，两颗并成一颗，怎么样可以发生效力，把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弄好一点，而且要选好一条轨道，使后人跟上来，这样才算不辜负父母生我。”男女之情与家国之情激情合奏，青春之火再次迸发。
　　“人类是有情动物”，在与姚维钧的通信中，黄炎培绝无虚饰，始终至情至性。尽管他们隔着30年的时间长河，但这份感情让他珍惜。在信中，他多次坦诚地对她说，因为想念，“我又哭了”，她不得不哄他少哭，“哭果然能使胸中畅快，但损害眼睛，观吾师照相上之眼，知为多哭所致”。
　　他哭，是感恩于上天恩赐的遇见，是感动于花甲之年遇到两情相悦、志同道合的她。月圆之夜，他们相约同一时刻异地赏月各抒所怀，一个在贵阳，一个在重庆，对着头顶的月亮许下白头之约。在来往的第100封信里，黄炎培附上对月所作的《灵珰》：“佳日兮辰良，孤月兮双江。山房兮云树，张之园兮夜未央。思佳人兮来迟，诉家国兮迥肠。乞灵娥其谛听兮，愿在耳而为珰。”别样风流跃然纸上，在古典与诗意中，幸福永生。
　　情到深處的黄炎培炽热奔放，姚维钧也享受这恋爱的甜蜜，但她智慧又理性，坚决要等见面后让他了解到她的缺点才肯接受他的爱情。毕业前，当他寄来一笔钱，她婉言谢绝，因为“良心告诉我不能这样贪”，她请他“成全我良心上之主张”，坚持原封不动奉还。黄炎培折服于她的品格，八个月，百余封书信，多首诗词唱和，他已认定他们精神相知，灵魂共鸣。
　　1942年8月，姚维钧大学毕业后来到重庆。她一头短发，衣着简朴，甚合他意。六天后，婚礼举行，在《告亲友书》中，八个字赫然在目：“佳人易得，同志难求。”

相知相惜，明月可鉴

　　婚后，姚维钧一边在巴蜀中学执教，一边抚育继子女。黄炎培忙于公务常常晚归，她便在居住的张家花园山坡上眺望等候。伉俪情深，明月可鉴。
　　抗战胜利后，黄炎培主动奔走于国共和谈，姚维钧全力支持他推进民主救国大业。他从延安访问回来后，他口述，她执笔，合作完成《延安归来》。他与毛泽东著名的“窑洞对”，就出自她的笔下。然而和谈失败，因不满国民党内战，黄炎培带头发表署名文章批评蒋介石，于是他被列入暗杀名单，一个儿子被活埋，特务时来骚扰，家庭陷入危险。
　　他迎来人生最艰难的时期，她跟随他奔波逃难，腹中的孩子不幸早产，他们一度靠卖字为生。共同的救国情怀把他们紧紧系在一起，1948年，她40岁生日时，他感激地写下：“迎君长夏海棠溪，入握情丝未足迷。出处商量关大计，将才许国两心齐。”
　　建国后，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盛情相邀下，72岁的黄炎培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姚维钧放弃喜爱的教师工作，做了他的秘书。公务之余，他们气味相投，书桌旁书文写字，葡萄架下吟诗赋词。她生病住院，他写下相思的诗篇;他出版诗集，她亲自作序;他把最满意的书法作品送给她，并题写“赠我爱维”。一幅幅情画，绽放一地情花。
　　走过艰辛与动荡，他们生育了四个子女，她陪他走向事业的顶峰。为了纪念这段不平凡的岁月，他订制了紫红色纸夹，他们分别重新抄录了婚前婚后的书信、诗词，并收集成册，取名“灵珰百札”。
　　1962年，“知己同居二十年”之日，两人共同写下四首诗，一并收入《灵珰百札》。在那个时时处处讲阶级斗争的时代，支撑她的，是对他的认同、理解、钦佩和崇拜。
　　世事沧桑，终归要化作云淡风轻，唯有《灵珰百札》像一道激流，融化冰，解冻河，让蝴蝶翩翩起舞。那是他们合奏的爱之歌。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