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公司频繁在美国遭遇挫折。
　　例如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发布调查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通讯的设备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因此建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禁止美国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和中兴的设备。又如三一集团的关联公司在美兴建风电场，地基都已打好，但CFIUS认为有碍美国国家安全，提交报告给奥巴马总统建议否决，奥巴马下令三一关联公司拆除设备走人。再如美国电动车电池制造商A123，本已决定向万向集团出售80％的股份，但其在国会压力下将这些资产出售给了一家美国公司。
　　这些事情显然让当事中国公司很沮丧，因为在各行各业，美国几乎都是全球数一数二的大市场；同时这也令中国公司愤怒，因为无论国会还是CFIUS，都没拿出像样证据来证明他们的指控。因此，华为认为众院报告的唯一目的，“就是阻碍竞争、阻挠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三一更是以违法违宪为名，将CFIUS和奥巴马总统告到了美国法院。
　　这些事情在中国国内也引发了热烈讨论。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是其加强贸易和产业保护的借口，奥巴马此举是为选举拉票，中国公司遭遇了歧视性待遇。他们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应采取反制措施，例如启动对思科、苹果、微软公司的安全审查，将美国公司挡在中国市场之外。
　　这样的解读固然解气，但未必勾勒了真实、完整的图景，中国政府果真照此思路行事，恐怕与前些时候某些人士鼓动对日开打经济战一样，最终只能收获巨大的“双输”。
　　我们当然不是要肯定美国议员和CFIUS做得对，而是希望提醒中国公众和当事公司，无论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还是对美国市场，我们需要有更为客观且全面的认识，否则就容易采取小赢大输、短期赢长期输的不理智行动。
　　首先，国家安全审查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美国有，欧洲有，中国也有。从历史数据来看，CFIUS是美国一个跨部门的政府机构，立场基本中立，不受党派影响。1988年至2010年这23年间，外国企业共向CFIUS通报了1997个投资项目。CFIUS启动审查程序的有121个，占6％；被CFIUS否决的有70个，占3.5％。金融危机爆发后，审查比例迅速提高，2009年至2010年审查比例达38％，否决率也高达12％。
　　即使如此，数据也未显示出中国企业受到了格外严厉的对待。2010年，35个投资项目受到CFIUS审查，为23年来之最。其中来自中国的有六个，四个通过，两个否决。被否决的项目一个涉及稀有矿产，一个涉及光纤通信设备。CFIUS当年顶住了国会和行业协会的压力，坚持不对鞍钢在密西西比州的投资启动安全审查。
　　传统上，事关军工、能源、高科技和重要基础设施的投资是CFIUS的审查重点。而2010年通过审查的项目，三个是能源，一个是高科技。事实上，连续几年，中国对美投资都在以超过30％的速度递增，这个势头仍在延续之中。
　　其次，自由贸易仍是美国的主流思想和政策选择，对于选举期间少数政客的过激言行，我们不必过于当真。《华尔街日报》在上个月的一篇社论中指出：“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保护主义者赢过白宫宝座。”这的确是美国的历史现实。数十年来，美国均是全球头号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和资本流入国，同时也是全球头号贸易逆差国。这其中有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因素，更与美国根深蒂固的自由贸易理念直接相关。
　　因此，中国不要轻言“反制”。且不说我们有无实力反制，比如，美国可以没有华为，中国可不可以没有微软?即使我们有这个实力，也不应轻易开启贸易战。
　　当今世界，中国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整体而言，美国的市场开放度要比中国高得多，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高过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如果说中日开打贸易战对中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中美开打贸易战的结果就是“杀敌八百自损一千”。所以，携手维护已不牢固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
　　对那些因安全审查因素被挡在美国市场之外的中国企业来说，正确的做法，首先是坚持。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无法放弃。其次要适应“美国特色”，学会用美国人的方式跟美国人打交道。美国人重程序、讲法治，因此三一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就是很好的尝试。
　　另外，美国是多元社会，美国媒体尤其主流媒体是重事实信证据的，企业应充分利用这种多元结构为自己赢得发展空间。透明也是美国社会的特色，“如果你告诉人们你有不能说的秘密，人们自然就会假設你在做坏事”，这句概括普通美国人心态的话，尤其值得华为这样过度内敛、形象封闭的中国公司参考。
　　最后，美国对中国的不信任，更多的是政治制度和国家战略层面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灵丹妙药，中国企业对这一点要有足够认识。否则，因“不公”而产生的挫折感，可能令原本有机会的中国企业，错失在美国长远发展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