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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追寻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迹，2011年2月14日是个再好不过的象征时刻。
这一天，日本官方公布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似乎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翘首以待的时刻，却没有引来过多的欢呼。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日本的另一个侧面》的文章，称“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一个侧面无疑是经济快速增长，另一个侧面则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
舆论几乎不约而同对此事“降温”。傲人的GDP数据面前，中国的回答是：不能一切唯GDP，更应重视增长质量。
在这个象征性事件面前，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数字上的超越，也体现出理念的跨越。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两者正是十年中国经济史的两大主题。
针对过去十年间经济领域的若干争论与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界人士，包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康平、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马光远。经济转型不是短期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最大的得失是什么?
张卓元：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经过十年的发展了一个大台阶，但也面临着需要转型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出口，但这并不是我们主动进行的，是被迫调整。除了出口，从投资和消费方面来看，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到目前为止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长还比较低，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经济下滑，当下还强调主要靠投资来刺激增长，这样又会使得投资和消费失衡的结构加重，所以这一转变的进展也不是很大。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转型，有一些进展，不是很明显。现在主要还是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还是百分之四十几，我们的GDP从2000年到现在增长接近两倍，但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停步不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一定进展，我们一直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科技产业，但仍缺少大的突破。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但是，过去十年的转型并不顺利。比如，尽管我们一直致力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和投资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不理想。如何看待过去十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困难?
张平：在这个阶段，全世界都在构建自己的住房资产，出现大量的私人投资，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基本上都呈现为投资比重高于消费，这是一个阶段特征，不能算作一个调结构的特殊问题。
就全世界的经验来讲，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才能实现消费上升投资下降。在城市化过程中，消费和投资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状态：先是消费下降，城市化达到60％开始消费上升，投资下降。
张卓元：主要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要刺激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这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今年的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而收入差距仍较大，收入增长幅度慢，的确有些限制了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国13亿人口，广大人民群众才应该是消费的主体。
总的来说，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个短期的事，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受很多条件的制约。现在为了稳增长又强调投资，结构又会受到影响，但是短时间内又不得不这样做。比如扩大内需，最简便、最实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政策的困难。
贾康：就现在来说，投资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如何在投资的过程中拉动消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挖掘消费潜力，并将此作为更重要的事项对待，这些问题当下其实已经有所考虑。比如现在的“营改增”关系到通过结构性减税来提振消费。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以及相关的类似于“营改增”的政策，综合起来是一个慢变量。所以不能说我们现在需要更注重消费，就等同于我们过去完全依赖了投资。这是一个动态的逐渐优化过程。4万亿投入有明确结构导向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的财税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贾康：总的来说，政策组合的整体水平在提高，特别是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政策是按照反周期和改进民生的导向来动态优化、相机抉择的。比如以4万亿为代表的刺激计划，一般人容易产生误解，即4万亿的政策投资总量过大，实际上4万亿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导向，它分成7个大的投向，其中1.5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它支撑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1万亿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对民生有重大改进和支撑的意义。另外还有5个大方向，分别是保障房建设，从改造到廉租房、公租房的供给；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设施以及公共工程；生态环境方面的改进；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换代；科教文卫的硬件投入。
4万亿在7个方面的投入都带有明确的结构导向，这就是从总量到结构的一个正确组合的具体例子。总体来说，这既考虑了短期调控的扩张需要，又考虑了中长期发展后劲的培养，以及怎样把缓解资源环境事业和改善民生结合在一起。“国进民退”只是个争论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十年，我们遇到了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危机等多个挑战，中央通过宏观调控、4万亿投资等方法予以应对。但也有声音认为，调控和应对本身加剧了投资拉劝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所谓“国进民退”成为一些人的担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平：这只是—般的说法，主要的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是统计数据到底能够证明多少“国进民退”。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数据，只是一个争论。
国企也有些特殊权利，可以得到更多的银行贷款，所以“国进民退”问题现在更广泛地表现为平等主体问题。 在国有经济问题上，这十年有几个地方我们做得还不够完善。第一个是战略性调整，实际上在这十年并没有完成。第二，国企冲击五百强使得国企过度追求产值扩张，原本是战略性调整，集中于主业，现在国企扩张全面扩大化，在房地产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强。第三，国企在市场地位上不同，它们还能得到特殊融资。比如2008年的扩张，这使得国企的控制力仍在加强。
国企的十年改革，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相对平衡，对统计数字的争论很大。然而国企的竞争力提升也没有完成，而且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它们利用了更多的金融渠道，竞争的不平等性特征也没有消除，所以最起码国企现在没有完成战略性调整。
贾康；“国进民退”这个说法太标签化了，哪些地方需要国进，哪些地方需要国退，有一些重要的增长点或者一些资源垄断的领域里，“国”是否已经转化到充分到位的状态需要具体分析。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需要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这个说法之下，掩盖了一些过度垄断的问题。所以，通过国有经济的配套改革加以消除，这个命题应该确立起来。
加大力度扶持民营企业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十年，国务院先后出台过“非公经济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旨在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对此如何评价?
张卓元：“非公经济36条”被提了两次，有进展，但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是有些滞后，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比如放宽市场准入方面，虽然为民间资本创造条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受到部门利益和行业既得利益的阻挠，进展不是太顺畅。
现在对民间资本的借贷开始放开，银行、铁路等行业也有一些进展，暂时效果还不太显著。因为民间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如果抓住盈利水平高的行业不放，只放开一些相对较弱的行业，比如铁路按现在的状况可能是要赔钱的，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效果不一定很好。
另外，金融方面进入门槛较高，民间资本不好进入，所以这方面需要再改进。像电信、教育、文化、医疗以及一些服务行业，这些都可以再放开一些。现代服务业放开的步伐还可以加快一点，这对促进就业也比较重要。
马光远：过去十多年民营经济或非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政策，之所以会出台这两个政策，是因为发展得不够好，总体环境不够好。
建立市场经济要遵守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原则，如果政府控制过多，给予一些主体机会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主体，那就是不平等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除了经济规模不断增长，最主要的是我们确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
应对国际分工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张平：中国的经济环境这十年面临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国际环境。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两个危机宣告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发达国家消费、制造业国家制造、原料国家供给原料这个旧的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的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WTO，快速拉动出口。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2007年开始，沿海发达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都减缓了，上海的增速折半，广东也差不多。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全球再平衡，我们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模式结束了，这是一个巨大挑战。
至于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我们加入WTO，加入全球化，在汇率体制方面还是要调整适应，人民币升值是早晚的事。在全球化条件下，货币不参与，资本不参与，世界就很难接纳你。从得失来讲，我觉得都是小问题，主要是刚才提到的分工和变化，中国以什么方式发展的问题。
张卓元：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成绩突出。但另外一方面，不协调、不平衡、不持续的问题也很突出。
从国内看，人口红利现在还存在，可能15年左右以后才消失，但我国劳动力密集行业的优势正在慢慢失去，因为周围的一些国家劳动力更便宜。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一个问题，使得我们的社会保障任务更加繁重。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利用了两个成果，一个是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个就是加入世贸组织，这使我们能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外贸等都发展起来，充分利用了改革开放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外企的萎缩，我们原来百分之二十几的外贸出口增速一下就降了下来，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性问题。外企一减少，主要靠内需拉动的问题就突出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突出了。未来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存在像前十年一样靠外企、靠投资去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环境了。产权制度改革是棘手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高房价是最近这些年舆论最关注的问题，如何评价这一问题？
武康平：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在房地产政策、土地政策方面做得不那么令人满意。房价飙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民土地不断被征用，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这些都是发展的不利因素。
产权制度改革在今后几十年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举个例子，城市的房子，卖给老百姓的属于什么产权?使用权。使用权70年到期后怎么办，这是一个具体的棘手问题。不能明确产权，这会导致一个结果，老百姓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足。产权明确了，对于城市胡乱扩张、占用农村耕地，也能起到抑制作用。
(特约撰稿梁珊对本文亦有贡献)
追寻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迹，2011年2月14日是个再好不过的象征时刻。
这一天，日本官方公布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似乎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翘首以待的时刻，却没有引来过多的欢呼。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日本的另一个侧面》的文章，称“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一个侧面无疑是经济快速增长，另一个侧面则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
舆论几乎不约而同对此事“降温”。傲人的GDP数据面前，中国的回答是：不能一切唯GDP，更应重视增长质量。
在这个象征性事件面前，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数字上的超越，也体现出理念的跨越。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两者正是十年中国经济史的两大主题。
针对过去十年间经济领域的若干争论与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界人士，包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康平、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马光远。经济转型不是短期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最大的得失是什么?
张卓元：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经过十年的发展了一个大台阶，但也面临着需要转型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出口，但这并不是我们主动进行的，是被迫调整。除了出口，从投资和消费方面来看，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到目前为止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长还比较低，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经济下滑，当下还强调主要靠投资来刺激增长，这样又会使得投资和消费失衡的结构加重，所以这一转变的进展也不是很大。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转型，有一些进展，不是很明显。现在主要还是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还是百分之四十几，我们的GDP从2000年到现在增长接近两倍，但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停步不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一定进展，我们一直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科技产业，但仍缺少大的突破。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但是，过去十年的转型并不顺利。比如，尽管我们一直致力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和投资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不理想。如何看待过去十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困难?
张平：在这个阶段，全世界都在构建自己的住房资产，出现大量的私人投资，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基本上都呈现为投资比重高于消费，这是一个阶段特征，不能算作一个调结构的特殊问题。
就全世界的经验来讲，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才能实现消费上升投资下降。在城市化过程中，消费和投资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状态：先是消费下降，城市化达到60％开始消费上升，投资下降。
张卓元：主要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要刺激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这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今年的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而收入差距仍较大，收入增长幅度慢，的确有些限制了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国13亿人口，广大人民群众才应该是消费的主体。
总的来说，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个短期的事，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受很多条件的制约。现在为了稳增长又强调投资，结构又会受到影响，但是短时间内又不得不这样做。比如扩大内需，最简便、最实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政策的困难。
贾康：就现在来说，投资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如何在投资的过程中拉动消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挖掘消费潜力，并将此作为更重要的事项对待，这些问题当下其实已经有所考虑。比如现在的“营改增”关系到通过结构性减税来提振消费。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以及相关的类似于“营改增”的政策，综合起来是一个慢变量。所以不能说我们现在需要更注重消费，就等同于我们过去完全依赖了投资。这是一个动态的逐渐优化过程。4万亿投入有明确结构导向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的财税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贾康：总的来说，政策组合的整体水平在提高，特别是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政策是按照反周期和改进民生的导向来动态优化、相机抉择的。比如以4万亿为代表的刺激计划，一般人容易产生误解，即4万亿的政策投资总量过大，实际上4万亿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导向，它分成7个大的投向，其中1.5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它支撑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1万亿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对民生有重大改进和支撑的意义。另外还有5个大方向，分别是保障房建设，从改造到廉租房、公租房的供给；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设施以及公共工程；生态环境方面的改进；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换代；科教文卫的硬件投入。
4万亿在7个方面的投入都带有明确的结构导向，这就是从总量到结构的一个正确组合的具体例子。总体来说，这既考虑了短期调控的扩张需要，又考虑了中长期发展后劲的培养，以及怎样把缓解资源环境事业和改善民生结合在一起。“国进民退”只是个争论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十年，我们遇到了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危机等多个挑战，中央通过宏观调控、4万亿投资等方法予以应对。但也有声音认为，调控和应对本身加剧了投资拉劝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所谓“国进民退”成为一些人的担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平：这只是—般的说法，主要的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是统计数据到底能够证明多少“国进民退”。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数据，只是一个争论。
国企也有些特殊权利，可以得到更多的银行贷款，所以“国进民退”问题现在更广泛地表现为平等主体问题。 在国有经济问题上，这十年有几个地方我们做得还不够完善。第一个是战略性调整，实际上在这十年并没有完成。第二，国企冲击五百强使得国企过度追求产值扩张，原本是战略性调整，集中于主业，现在国企扩张全面扩大化，在房地产等各个方面都比较强。第三，国企在市场地位上不同，它们还能得到特殊融资。比如2008年的扩张，这使得国企的控制力仍在加强。
国企的十年改革，到底是“国进民退”还是相对平衡，对统计数字的争论很大。然而国企的竞争力提升也没有完成，而且覆盖率进一步提高，它们利用了更多的金融渠道，竞争的不平等性特征也没有消除，所以最起码国企现在没有完成战略性调整。
贾康；“国进民退”这个说法太标签化了，哪些地方需要国进，哪些地方需要国退，有一些重要的增长点或者一些资源垄断的领域里，“国”是否已经转化到充分到位的状态需要具体分析。现在大家更关心的是，需要国有经济发挥作用的这个说法之下，掩盖了一些过度垄断的问题。所以，通过国有经济的配套改革加以消除，这个命题应该确立起来。
加大力度扶持民营企业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十年，国务院先后出台过“非公经济36条”、《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旨在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对此如何评价?
张卓元：“非公经济36条”被提了两次，有进展，但垄断行业的改革还是有些滞后，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比如放宽市场准入方面，虽然为民间资本创造条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受到部门利益和行业既得利益的阻挠，进展不是太顺畅。
现在对民间资本的借贷开始放开，银行、铁路等行业也有一些进展，暂时效果还不太显著。因为民间资本追求的是利润，如果抓住盈利水平高的行业不放，只放开一些相对较弱的行业，比如铁路按现在的状况可能是要赔钱的，让民间资本进入这些行业效果不一定很好。
另外，金融方面进入门槛较高，民间资本不好进入，所以这方面需要再改进。像电信、教育、文化、医疗以及一些服务行业，这些都可以再放开一些。现代服务业放开的步伐还可以加快一点，这对促进就业也比较重要。
马光远：过去十多年民营经济或非公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因为这两个政策，之所以会出台这两个政策，是因为发展得不够好，总体环境不够好。
建立市场经济要遵守几个原则：第一个是平等原则，如果政府控制过多，给予一些主体机会而不给予另外一些主体，那就是不平等的；第二个基本原则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来最大的成就是什么，除了经济规模不断增长，最主要的是我们确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
应对国际分工变化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面对的国内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
张平：中国的经济环境这十年面临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国际环境。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的欧债危机，两个危机宣告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过去发达国家消费、制造业国家制造、原料国家供给原料这个旧的分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的阶段。
2001年，中国加入WTO，快速拉动出口。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危及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2007年开始，沿海发达城市经济发展速度都减缓了，上海的增速折半，广东也差不多。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全球再平衡，我们赖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模式结束了，这是一个巨大挑战。
至于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我们加入WTO，加入全球化，在汇率体制方面还是要调整适应，人民币升值是早晚的事。在全球化条件下，货币不参与，资本不参与，世界就很难接纳你。从得失来讲，我觉得都是小问题，主要是刚才提到的分工和变化，中国以什么方式发展的问题。
张卓元：这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成绩突出。但另外一方面，不协调、不平衡、不持续的问题也很突出。
从国内看，人口红利现在还存在，可能15年左右以后才消失，但我国劳动力密集行业的优势正在慢慢失去，因为周围的一些国家劳动力更便宜。人口的老龄化也是一个问题，使得我们的社会保障任务更加繁重。
过去十年，中国充分利用了两个成果，一个是1992年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个就是加入世贸组织，这使我们能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成果，我们的外汇储备增加，外贸等都发展起来，充分利用了改革开放强大的动力和活力，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最大的影响就是外企的萎缩，我们原来百分之二十几的外贸出口增速一下就降了下来，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持续性问题。外企一减少，主要靠内需拉动的问题就突出了，产能过剩的问题也突出了。未来的中国经济，已经不存在像前十年一样靠外企、靠投资去实现两位数增长的环境了。产权制度改革是棘手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高房价是最近这些年舆论最关注的问题，如何评价这一问题？
武康平：回顾过去十年，我们在房地产政策、土地政策方面做得不那么令人满意。房价飙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民土地不断被征用，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这些都是发展的不利因素。
产权制度改革在今后几十年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举个例子，城市的房子，卖给老百姓的属于什么产权?使用权。使用权70年到期后怎么办，这是一个具体的棘手问题。不能明确产权，这会导致一个结果，老百姓创造财富的动力不足。产权明确了，对于城市胡乱扩张、占用农村耕地，也能起到抑制作用。
(特约撰稿梁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