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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理解媒介》横空出世，其作者马歇尔·麦克卢汉也一举成名。尽管惊世骇俗的预言式思想让麦克卢汉在批评者的描述中成为如同巫师一般难以捉摸甚至不可理喻的“问题学者”，依然有支持者问：“万一他对了呢？”70年过去，在今天重温麦克卢汉似乎时机恰好。保罗·莱文森的《数字麦克卢汉》就是在新技术背景下回归经典的作品。
《数字麦克卢汉》是莱文森与麦克卢汉对话的延续。如果没有众多像莱文森这样的研究者对麦氏灵动而难以把握的思想提供系统整理和深入论述，很难想象麦克卢汉在今天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莱文森的学术视野绝不仅限于此。他为麦氏一些饱受争议的论断提供的解释和论证，他与麦氏理论的论争，这些都充满了莱文森个性化的阐释，同时也构成了莱文森本人思想体系的基础。在莱文森的“新预言”中，很多主题都与当下中国广泛讨论的媒介与社会议题相关。
2014年8月29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了纪录片《互联网时代》。莱文森作为受邀嘉宾热情地描绘了新媒介可能给人类沟通带来的新模式。他指出：“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在听和看，同时也在于通过写和说来让世界理解我们的想法，这正是社会化媒体所做的事情。”[1]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莱文森看到，网络使我们能够在任何空间接收信息的同时也进行信息生产。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生一个新的权力结构”。这一观点有力地证明了麦克卢汉“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判断[2]。在这本书里，莱文森以“中心的命运”作为一章进行了深入阐述。
莱文森首先从“日心说”谈起。17世纪布鲁诺发现除了地球和太阳之外，宇宙中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立的中心，从而大大超越了哥白尼。数百年后，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完全印证了这一判断的合理性。在媒介形成的众多中心中，政府的重心开始发生震荡。原来可以凭借非集中化的媒介执政权力的政府遇到“处处是中心”的新媒介传播的权力挑战。中央政府作为原有制度设计的代言人不仅极力阻碍这种趋势，还不断试图通过控制非集中化的媒介来推行社会管理。在莱文森看来，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不仅教育，还有商业领域想要将技术据为己有的企图也都遭遇了挫败[3]。今天的人们日益生活在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上，每个人的电脑屏幕都成为一个小宇宙的中心。
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公民新闻”概念的兴起似乎正在为这种权力分散的观点提供生动的范本。不管是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还是2008年汶川地震，近年突发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传统电视和印刷媒体与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不再是信息的最快发布者和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来源。相反，网民个人发布的内容打通了进入第一现场报道的直接通道。移动互联网和便携终端让“离现场足够近”的普通人成为了一手资料的提供者。不仅如此，近来国内引起关注的社会议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交化媒体平台言论的引领。无论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还是通过“大V”转发进入人们视野的“解救唐慧”事件，都是首先在微博平台上发酵，继而才获得传统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过去是人们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了解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而今天似乎传统媒体不得不放下中心的身段，从互联网平台上的普通网民的兴趣中挖掘报道的素材。或许，在莱文森看来，这称得上是新的权力结构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权力的分散。除此之外，互联网实现的“赋权”正在不断消解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似乎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成为记者的机会。于是，有关“互联网是否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的讨论不断出现[4]。
然而，仅仅据此断言互联网将带来平等的话语权，又未免太过天真。回归现实语境我们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主要体现于“公民新闻”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受到的侵蚀。一方面，社交化媒体中民粹主义言论越发咄咄逼人，技术与大众情绪难以预料的结合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使社会控制重新成为国家机器必须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平等的发言机会”正迅速沦为失控的众声喧哗，将一切观点变为噪声。由于受到外在制约和内在消解的双重阻力，互联网似乎并没有如莱文森所言能让世界理解每个人的想法，而是将人群进一步分解为一盘散沙。当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时，每个人的表达反而都因此可以被忽略不计。“处处是中心”使得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变得举步维艰，此时，所谓“公共讨论”时常成为一些人反对一些人的混战。
当然，对莱文森描绘的这种信息时代“非集中化”愿景，我们也可以提出更为直接的反例。“棱镜门”最大的讽刺在于，当热情的拥趸们高歌互联网将实现平权社会理想时，斯诺登却现身说法，证明这一技术同样完全可以成为新的控制手段。我们在网上的一切行踪都有迹可循，接入网络时，“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便不仅仅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被害妄想。福柯曾用鼠疫肆虐状态下的中世纪城市形容一种权力的模式，此时整个城镇被细分为一条条街道，每条街上都有专人巡视，一旦病人出现便迅速介入。可以想象，伴随着精细化管理的推行，权力会以新的方式渗入到社会每一条毛细血管的末梢;从不间断的监视中，形成一个没有任何断裂和缝隙的权力金字塔[5]。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似乎正在通过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将世界变为鼠疫闭锁下的孤岛——人们可以随时被定位、被监听并时刻等待召唤。这会不会是可以反对莱文森所描述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去中心化的意外结果呢？
当莱文森相信“信息的散播”即将通过创造多极化的权力中心挑战原有的社会规训力量时，或许，他忽视了互联网技术的另一面恰恰是使信息的迅速收集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点提高了社会控制的效率，反过来促进了权力的集中。莱文森也同样不无困惑：“历史上常有这样发人深省的讽刺。正如麦克卢汉和一切享有盛誉的媒介理论家一致认为的那样，媒介常常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对媒介的理解首先从这一点认识开始：发明者的意图、推广者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的用途和影响都没有关系。”[6]尽管莱文森从依靠自己获取和生产信息的人们身上更多看到的是拒绝中心权威对人的强行灌输，却也承认公众那种渴望被领导的倾向同时存在。 在麦克卢汉生活的年代，包括互联网在内，很多在今天无处不在的媒介技术尚停留在理念层面，要求他对自己天马行空的畅想负责似乎有点苛刻。由于亲身经历过互联网浪潮的冲击，莱文森对此也更加审慎。事实上，我们从莱文森的论断中看到的恰恰是媒介的性质并不由媒介本身所决定，而是基于媒介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与特定使用者的结合方式。索绪尔在他开创的语言学研究中看到，意义产生于一个符号与同一语言系统中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语言学要研究的对象[7]。传播学视域下的媒介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造成复杂的原因并不是媒介技术，而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同我们所见，一种媒介服务于不同的阵营时会具有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立场，却也因此获得了中立。从这种意义上说，媒介技术并不具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天然本质或者“主体性”——它从不能仅凭自身就成为“好的”或“坏的”，只能通过具体的使用来界定。技术脱离了与使用者、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一个空洞的、没有意义的能指。一种媒介的“品格”并不由它自身内在的技术特性所赋予，而是来源于外在社会互动中的具体建构。
当麦克卢汉借用乔伊斯在《芬尼根的觉醒》中的比喻，称“部落人做梦，而现代人又‘回到芬尼根’，回到部落里互相参与的人际关系”时[8]，他看到的是一度被印刷术和拼音文字破坏了的深度参与式交流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非集中化趋势，突破原有民族国家边界并制造松散的小群体认同。这意味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下形成的团结有可能将让位于多元身份认同共存，颇似民族大熔炉时代的“美国梦”。在国人的“中国梦”里，互联网技术是《互联网时代》系列第一集中满含隐喻色彩的改良蒸汽机，我们期待互联网能够像当年蒸汽机车和轮船载着日不落帝国驶入世界强国之列那样，连接起通向发达国家之间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通道，帮助中国在新一轮以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分得一席之地。在这种诉求中，比起去中心化的理念和平权社会的思维方式，互联网会优先成为一种物质层面的知识资源和技术层面实现有效社会动员的手段。比起创造一种西方后现代理论意义上的多元认同，互联网更多被期待和要求输送那些能够成为“社会水泥”的观念，强化基于传统民族国家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想象。如此一来，同一种媒介技术在中西不同语境中便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正如符号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系统和与同系统其他符号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媒介只有嵌入到特定社会结构中，被纳入关于这项技术的具体话语系统时，才拥有了被建构的实质。
我们感谢莱文森从数字时代的媒介技术影响中清醒地看到了一种权力分散化所形成的新结构的可能。但是，互联网消解了原有的集中化权力中心之后，却并没有消解权力以新的形式存在。新的权力结构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政治的权力、个人的权力，如此种种，不一而同。每一种权力都在摩拳擦掌，它们都热情高涨地投身新一轮对媒介技术话语权的争夺之中，力图使自己的话语体系成为对技术的权威定义，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技术的天然本质”。而以此为基点构成的媒介技术“本体论”将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和一套借助循环论证自圆其说的话语。那些嵌套其中的有关该技术的论断小心地隐藏起自己实际上仅服务于特定使用者利益的事实，伪装成关于这项技术本质的唯一正确答案。
虽然数字时代信息的散播毫无疑问会带来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但这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除非回到对具体技术的具体使用中，即一种有关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向度中去观察，仅从对技术的抽象描述和推断中是无法准确获知的。当莱文森断言互联网给权力结构带来的新变化就是“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时，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及互联网使用与人的关系的互动才更值得关注。
正如媒介技术的发明者和倡导者常常无法预测媒介嵌入原有社会后可能产生的意外结果，莱文森应该也没有想到。他对互联网技术中一个面向的强调，可能会剥离具体的“媒介—社会”关系，将互联网本质和功能的解释固化为一种绝对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新型的现代权力而言，福柯从18世纪所形成的规范化权力中看到知识的构建和概念的发明。知识生产既是它的后果也是它发挥作用的条件[9]。在今天很多被冠以“指南”之名的著作也经常会陷入这样的两难——前瞻性和洞察力时常存在于绝对化的断言之中，真理性和解释力却总要依靠划定相对的作用范围才能得到保障。
对于今天复杂而先进的媒介技术，任何简单化和去语境的解读都有可能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变为意识形态。因此，莱文森通过《数字麦克卢汉》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在新媒介所构成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网络时代，透视去中心化的新权力异常重要。我们要不断回溯知识的源头，把它置于自身所属的谱系之中，重新发现它的历史，不断为权力增加限定语。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莱文森，数字时代先驱者们的思想恐怕只有回归观察权力变化的语境，进入关系的语境，才能增益我们对媒介未来世界的理解，而非仅仅生产关于媒介的意识形态和技术神话。
注释
[1]《崛起》：央视财经频道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对莱文森的访谈，2014年8月29日。
[2]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3]同上，第178、179、185页。
[4]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5]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6]同[2]，第186页。
[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2页。
[8]马歇尔·麦克卢汉：“1965视野论坛上的讲话”，《麦克卢汉精粹》，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9]同[5]，第40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
《数字麦克卢汉》是莱文森与麦克卢汉对话的延续。如果没有众多像莱文森这样的研究者对麦氏灵动而难以把握的思想提供系统整理和深入论述，很难想象麦克卢汉在今天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然而，莱文森的学术视野绝不仅限于此。他为麦氏一些饱受争议的论断提供的解释和论证，他与麦氏理论的论争，这些都充满了莱文森个性化的阐释，同时也构成了莱文森本人思想体系的基础。在莱文森的“新预言”中，很多主题都与当下中国广泛讨论的媒介与社会议题相关。
2014年8月29日央视财经频道播出了纪录片《互联网时代》。莱文森作为受邀嘉宾热情地描绘了新媒介可能给人类沟通带来的新模式。他指出：“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我们人类的存在不仅在听和看，同时也在于通过写和说来让世界理解我们的想法，这正是社会化媒体所做的事情。”[1]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莱文森看到，网络使我们能够在任何空间接收信息的同时也进行信息生产。他进一步指出：这种“信息的散播正在创生一个新的权力结构”。这一观点有力地证明了麦克卢汉“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判断[2]。在这本书里，莱文森以“中心的命运”作为一章进行了深入阐述。
莱文森首先从“日心说”谈起。17世纪布鲁诺发现除了地球和太阳之外，宇宙中每一颗星星都是一个独立的中心，从而大大超越了哥白尼。数百年后，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完全印证了这一判断的合理性。在媒介形成的众多中心中，政府的重心开始发生震荡。原来可以凭借非集中化的媒介执政权力的政府遇到“处处是中心”的新媒介传播的权力挑战。中央政府作为原有制度设计的代言人不仅极力阻碍这种趋势，还不断试图通过控制非集中化的媒介来推行社会管理。在莱文森看来，这种努力并不成功。不仅教育，还有商业领域想要将技术据为己有的企图也都遭遇了挫败[3]。今天的人们日益生活在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上，每个人的电脑屏幕都成为一个小宇宙的中心。
在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公民新闻”概念的兴起似乎正在为这种权力分散的观点提供生动的范本。不管是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还是2008年汶川地震，近年突发重大事件的报道中，传统电视和印刷媒体与受过专业训练的记者不再是信息的最快发布者和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来源。相反，网民个人发布的内容打通了进入第一现场报道的直接通道。移动互联网和便携终端让“离现场足够近”的普通人成为了一手资料的提供者。不仅如此，近来国内引起关注的社会议题讨论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交化媒体平台言论的引领。无论是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质疑，还是通过“大V”转发进入人们视野的“解救唐慧”事件，都是首先在微博平台上发酵，继而才获得传统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过去是人们通过报纸和电视新闻了解周围的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而今天似乎传统媒体不得不放下中心的身段，从互联网平台上的普通网民的兴趣中挖掘报道的素材。或许，在莱文森看来，这称得上是新的权力结构在新闻生产过程中权力的分散。除此之外，互联网实现的“赋权”正在不断消解着新闻专业主义的壁垒，似乎为每个普通人提供了成为记者的机会。于是，有关“互联网是否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的讨论不断出现[4]。
然而，仅仅据此断言互联网将带来平等的话语权，又未免太过天真。回归现实语境我们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主要体现于“公民新闻”在两个不同方向上受到的侵蚀。一方面，社交化媒体中民粹主义言论越发咄咄逼人，技术与大众情绪难以预料的结合带来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使社会控制重新成为国家机器必须考虑的问题;另一方面，“平等的发言机会”正迅速沦为失控的众声喧哗，将一切观点变为噪声。由于受到外在制约和内在消解的双重阻力，互联网似乎并没有如莱文森所言能让世界理解每个人的想法，而是将人群进一步分解为一盘散沙。当每个人都可以表达时，每个人的表达反而都因此可以被忽略不计。“处处是中心”使得达成最低限度的共识变得举步维艰，此时，所谓“公共讨论”时常成为一些人反对一些人的混战。
当然，对莱文森描绘的这种信息时代“非集中化”愿景，我们也可以提出更为直接的反例。“棱镜门”最大的讽刺在于，当热情的拥趸们高歌互联网将实现平权社会理想时，斯诺登却现身说法，证明这一技术同样完全可以成为新的控制手段。我们在网上的一切行踪都有迹可循，接入网络时，“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便不仅仅是一种耸人听闻的被害妄想。福柯曾用鼠疫肆虐状态下的中世纪城市形容一种权力的模式，此时整个城镇被细分为一条条街道，每条街上都有专人巡视，一旦病人出现便迅速介入。可以想象，伴随着精细化管理的推行，权力会以新的方式渗入到社会每一条毛细血管的末梢;从不间断的监视中，形成一个没有任何断裂和缝隙的权力金字塔[5]。在互联网时代，我们似乎正在通过随身携带的移动设备将世界变为鼠疫闭锁下的孤岛——人们可以随时被定位、被监听并时刻等待召唤。这会不会是可以反对莱文森所描述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去中心化的意外结果呢？
当莱文森相信“信息的散播”即将通过创造多极化的权力中心挑战原有的社会规训力量时，或许，他忽视了互联网技术的另一面恰恰是使信息的迅速收集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点提高了社会控制的效率，反过来促进了权力的集中。莱文森也同样不无困惑：“历史上常有这样发人深省的讽刺。正如麦克卢汉和一切享有盛誉的媒介理论家一致认为的那样，媒介常常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对媒介的理解首先从这一点认识开始：发明者的意图、推广者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与媒介的用途和影响都没有关系。”[6]尽管莱文森从依靠自己获取和生产信息的人们身上更多看到的是拒绝中心权威对人的强行灌输，却也承认公众那种渴望被领导的倾向同时存在。 在麦克卢汉生活的年代，包括互联网在内，很多在今天无处不在的媒介技术尚停留在理念层面，要求他对自己天马行空的畅想负责似乎有点苛刻。由于亲身经历过互联网浪潮的冲击，莱文森对此也更加审慎。事实上，我们从莱文森的论断中看到的恰恰是媒介的性质并不由媒介本身所决定，而是基于媒介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与特定使用者的结合方式。索绪尔在他开创的语言学研究中看到，意义产生于一个符号与同一语言系统中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正是语言学要研究的对象[7]。传播学视域下的媒介研究又何尝不是如此。造成复杂的原因并不是媒介技术，而是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如同我们所见，一种媒介服务于不同的阵营时会具有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立场，却也因此获得了中立。从这种意义上说，媒介技术并不具有什么一成不变的天然本质或者“主体性”——它从不能仅凭自身就成为“好的”或“坏的”，只能通过具体的使用来界定。技术脱离了与使用者、与社会的关系，就是一个空洞的、没有意义的能指。一种媒介的“品格”并不由它自身内在的技术特性所赋予，而是来源于外在社会互动中的具体建构。
当麦克卢汉借用乔伊斯在《芬尼根的觉醒》中的比喻，称“部落人做梦，而现代人又‘回到芬尼根’，回到部落里互相参与的人际关系”时[8]，他看到的是一度被印刷术和拼音文字破坏了的深度参与式交流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复兴以及随之而来的非集中化趋势，突破原有民族国家边界并制造松散的小群体认同。这意味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下形成的团结有可能将让位于多元身份认同共存，颇似民族大熔炉时代的“美国梦”。在国人的“中国梦”里，互联网技术是《互联网时代》系列第一集中满含隐喻色彩的改良蒸汽机，我们期待互联网能够像当年蒸汽机车和轮船载着日不落帝国驶入世界强国之列那样，连接起通向发达国家之间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通道，帮助中国在新一轮以科技为主导的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分得一席之地。在这种诉求中，比起去中心化的理念和平权社会的思维方式，互联网会优先成为一种物质层面的知识资源和技术层面实现有效社会动员的手段。比起创造一种西方后现代理论意义上的多元认同，互联网更多被期待和要求输送那些能够成为“社会水泥”的观念，强化基于传统民族国家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想象。如此一来，同一种媒介技术在中西不同语境中便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正如符号只有在一定的语言系统和与同系统其他符号的关系中才具有意义，媒介只有嵌入到特定社会结构中，被纳入关于这项技术的具体话语系统时，才拥有了被建构的实质。
我们感谢莱文森从数字时代的媒介技术影响中清醒地看到了一种权力分散化所形成的新结构的可能。但是，互联网消解了原有的集中化权力中心之后，却并没有消解权力以新的形式存在。新的权力结构产生了更加多样化的权力：文化的权力、经济的权力、政治的权力、个人的权力，如此种种，不一而同。每一种权力都在摩拳擦掌，它们都热情高涨地投身新一轮对媒介技术话语权的争夺之中，力图使自己的话语体系成为对技术的权威定义，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技术的天然本质”。而以此为基点构成的媒介技术“本体论”将形成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和一套借助循环论证自圆其说的话语。那些嵌套其中的有关该技术的论断小心地隐藏起自己实际上仅服务于特定使用者利益的事实，伪装成关于这项技术本质的唯一正确答案。
虽然数字时代信息的散播毫无疑问会带来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但这究竟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除非回到对具体技术的具体使用中，即一种有关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向度中去观察，仅从对技术的抽象描述和推断中是无法准确获知的。当莱文森断言互联网给权力结构带来的新变化就是“处处皆中心，无处是边缘”时，这种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及互联网使用与人的关系的互动才更值得关注。
正如媒介技术的发明者和倡导者常常无法预测媒介嵌入原有社会后可能产生的意外结果，莱文森应该也没有想到。他对互联网技术中一个面向的强调，可能会剥离具体的“媒介—社会”关系，将互联网本质和功能的解释固化为一种绝对知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新型的现代权力而言，福柯从18世纪所形成的规范化权力中看到知识的构建和概念的发明。知识生产既是它的后果也是它发挥作用的条件[9]。在今天很多被冠以“指南”之名的著作也经常会陷入这样的两难——前瞻性和洞察力时常存在于绝对化的断言之中，真理性和解释力却总要依靠划定相对的作用范围才能得到保障。
对于今天复杂而先进的媒介技术，任何简单化和去语境的解读都有可能将一种具有启发性的观点变为意识形态。因此，莱文森通过《数字麦克卢汉》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是：在新媒介所构成的“处处是中心，无处是边缘”的网络时代，透视去中心化的新权力异常重要。我们要不断回溯知识的源头，把它置于自身所属的谱系之中，重新发现它的历史，不断为权力增加限定语。无论是麦克卢汉还是莱文森，数字时代先驱者们的思想恐怕只有回归观察权力变化的语境，进入关系的语境，才能增益我们对媒介未来世界的理解，而非仅仅生产关于媒介的意识形态和技术神话。
注释
[1]《崛起》：央视财经频道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对莱文森的访谈，2014年8月29日。
[2]莱文森：《数字麦克卢汉》，何道宽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3]同上，第178、179、185页。
[4]吴飞：“新媒体革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命？——公民新闻运动与专业新闻人的责任”，《新闻记者》2013年第3期。
[5]福柯：《不正常的人》，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6]同[2]，第186页。
[7]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2页。
[8]马歇尔·麦克卢汉：“1965视野论坛上的讲话”，《麦克卢汉精粹》，埃里克·麦克卢汉、弗兰克·秦格龙编，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9]同[5]，第40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 魏建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