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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凯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山西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30年党派他参加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担任新组建的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长。1931年2月，山西省委改组后，阴凯卿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同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与刘天章、任国祯等先后被捕，11月13日在太原英勇就义。
投身工人运动
阴凯卿，又名子明，1904年1月22日出生于山西夏县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进入私塾读书。1917年，阴凯卿的父亲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凯卿被迫辍学，外出打工，15岁时到夏县尉郭镇吉祥成花店当学徒。1923年他抱着到大城市闯闯看的想法，奔赴太原。恰逢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7年改称“太原兵工厂”）招收工人，阴凯卿到该厂当了学徒。
1924年9月，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兵工厂支部成立。1925年1月1日，山西工人联合会成立，太原兵工厂工人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7月，原省立一中进步青年崔绍文到太原兵工厂当了锅炉工，被省立一中党组织发展为共产党员。这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太原地方委员会成立，领导成员为崔锄人、王鸿钧、张堉麟。1926年4月王鸿钧到太原兵工厂开展党的工作，他介绍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阴凯卿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5人时，太原兵工厂成立了党支部。
当时，党组织在工厂的任务是，发动工人，团结群众，争取广大工人的切身利益，发展组织，扩大党的影响，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资本家的斗争。1926年5月1日，在党组织领导下，太原兵工厂工会在海子边召开成立大会，共产党员张斌被选为主席。阴凯卿的工作重点是从事赤色工会工作。1927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在汉口召开太平洋第一次劳动会议。此后，阴凯卿接受党组织委派，在太原兵工厂工人中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任党支部书记，在发动工人参加赤色工会斗争中成绩卓著。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阴凯卿和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并没有被反革命的任何恐怖所吓倒。他坚决地百折不挠地在工人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影响颇大。
1930年夏，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决定，8月份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6月，中共中央决定，委派刘少奇担任团长，组成由20多人参加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中共山西特委派阴凯卿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8月15日至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538人。刘少奇当选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执行委员。大会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阴凯卿认为多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是我们做好赤色工作的基础。同年10月阴凯卿回到太原。
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会后，中共北方中央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贺昌书记作《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的传达报告，决定立即停止一切组织暴动的计划。
这时，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阎锡山将山西军政交给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和晋绥警备司令徐永昌，自己逃往大连。他们指挥的残兵败将由山东、河南退回山西，大约有25万人之多，冯玉祥部驻汾阳，高桂滋部驻平定，宋哲元部驻运城，其粮秣军饷都是就地起捐，给山西人民带来沉重负担。这些军队中差不多都有我党地下组织，这些党员关系转来，大大充实了山西地区的革命力量。党中央分析了山西出现的新情况，认为发动武装暴动十分有利，把山西列为北方革命的重点，要求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北方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0月5日，给山西党组织发出指示，要山西特委加紧组织工人的罢工，农民的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及贫民骚动。同时决定改中共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11月15日，派刘天章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阴凯卿任组织部长。
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第四个年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山西特委和中共太原地方委员会先后七次遭到摧残和破坏，七位主要负责人或被敌抓捕壮烈牺牲，或被关入监牢。太原地区能联系的党员仅有30余人，河东有党团员50余人，组织涣散，群众工作基础薄弱。
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后决定重点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尽快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二是积极贯彻北方局的决定，创建工农红军。
为了有效开展工作，阴凯卿配合刘天章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有家属的同志尽量创造条件把家属带来；二是针对省委领导同志有几位是陕西人，省委请求陕北特委帮助，派高举同志到陕北去，调来李回春、李丽春两位女党员住省委机关；阴凯卿以身作则，从老家把妻子杜翠莲接来太原，租了房子，开个缝纫店，掩护他开展党的工作。
省委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在太原开办党员训练班，阴凯卿和其他省委负责同志都给训练班讲课。据参加党员训练班的党员高克亭回忆：“阴凯卿给我们讲职工运动课，讲得很好，他很实际地介绍了当时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以及如何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山西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到1931年4月，太原党员有105人，共青团员31人。全省共有党员368人，其中工人党员占23%；农民占28%；知识分子占49%。有地方党委5个，支部21个。
参与组建两支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报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窃踞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四中全会后，干部思想比较混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部分领导人成立“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反对王明担任中央书记。他们派代表吴化之来山西，宣传“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观点，送来许多支持他们观点的材料，寻求支持。山西省委不明情况，接待了吴化之。为此，北方局派贺昌来太原解决山西党组织反六届四中全会问题，以缩小组织为由，将山西省委改为山西特委。这次改组，名义上是立三路线时组织搞得过火，要缩小组织，实际上带有处分性质，将刘天章由特委书记降为特委组织部长，把阴凯卿由特委组织部长提任特委书记。刘天章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党性原则很强，虽由书记改任组织部长，阴凯卿对他依然非常尊重，全省党的领导工作重任实际上仍由刘天章和他共同负责。这个决定没有向基层党组织传达，因此，许多党员同志仍然认为刘天章是省委书记。
1931年4月24日，山西特委和太原市委在阴凯卿和刘天章领导下，举行联席会议，做出了拥护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山西党的中心任务。会后，在阴凯卿和刘天章的领导下，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工农武装和发动革命兵变方面。
当时，在晋西的吕梁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地主恶霸对老百姓的剥削压迫尤为残酷。当地又有几支往来于黄河两岸的“土客”武装可供改造利用。为此，特委从高桂滋部抽调杨重远、拓克宽、周维仁等党员到汾阳、离石、柳林一带调查研究，进行创建红军的准备工作。为了便于联系，特委筹集1600元，在太原南郊开办了一个“并州养蜂场”，派董金之、朱敏经营管理。从兵工厂弄到枪支、子弹也都从这里转送到晋西。 鉴于“土客”中陕北人和晋西当地人居多，需要熟悉陕北和晋西情况的干部参与，中共山西特委和陕北特委联系，派阎红彦、白锡林、张免芝、李发荣等党员干部到达晋西；阴凯卿从太原兵工厂选调原籍在孝义、汾阳的尹子安、安世仁、马佩勋、阎茂林等十多名骨干参加创建红军的工作。到1931年夏天，“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建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
晋西游击队建立后，在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村政权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引起了山西统治者的惊恐不安。他们纠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围剿”晋西游击队。游击队虽然对进犯之敌坚决进行了还击，终因力量悬殊太大，损失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中共山西特委指示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活动。后在南梁与刘子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支队会师，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部分。
在创建晋西游击队的同时，中共山西特委加强了对高桂滋部队的兵运工作。1931年5月，阴凯卿召开山西特委军事工作会议，研究兵暴计划。会议决定：把高桂滋部三个团拉出来，成立红军第二十四军，由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全权负责，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平定兵变于7月4日打响。参加起义的部队是高部第一团的八个连，约1000多人。起义部队急行军经正太铁路的白羊墅车站到达盂县的清城进行整编，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推举赫光为军长，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刘明德为参谋长。
7月18日，红二十四军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不久，中共阜平县委和红二十四军政治部联合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宣告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红二十四军的创立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的出现，使北方各省反动派大为震惊。天津《益世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说：“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可满万，使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之无不及也。”
后来由于红二十四军领导人轻信敌人诈降，而导致部队遭受巨大损失。政委谷雄一被俘后押到北京，英勇就义。军长赫光在与敌人拼搏中壮烈牺牲。
红二十四军失去主要领导之后，敌军1000多人围攻阜平县城，我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突出重围，撤出阜平县城。余部跨越晋北山区，渡过黄河，到陕北地区活动。
晋西游击队和红二十四军虽因敌人的“围剿”受到极大损失，但这两支红军队伍的诞生在我国北方、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逃到大连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这年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护送下回到山西。阎锡山成立的山西军法会审委员会加紧了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勾当。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杀害，阴凯卿既不害怕，也不离开工作岗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容应对。9月初的一天，阴凯卿去找一个同志时，恰逢该同志不在家，敌人将他抓捕关进拘留所。面对敌人的审问，他有问必答，总是一句话：“找老乡！”关了一周，敌人什么证据和口供也拿不到，只好将他放出。
这时，正是中共山西特委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刘天章到晋北追赶红二十四军去了，阴凯卿被敌人关押起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尽快加强山西特委的领导力量，中共河北省委（当时代行北方局职权）先后派出三个干部来山西工作：一是团山西省委书记郝敬民；二是负责整顿山西党组织的陈伯英；三是河北省委特派员任国桢（准备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
9月下旬的一天，郝敬民、陈伯英、任国桢和丁楚元（特委代理秘书长）在太原典膳所18号特委秘书处开会，敌人闯进来，把他们作为可疑分子全部抓走。被捕当天晚上，清共委员会分头审讯陈伯英、丁楚元时，审讯室摆着好多刑具，陈伯英、丁楚元当场自首，被敌人逮捕的特委军委书记孙斌，也当了可耻的叛徒，他们向敌人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并带着敌人抓捕党的负责人。
阴凯卿走出拘留所后，并不知晓特委秘书处已经出事，刚上台阶，还未敲门，敌人就抓住他。但他十分机警地说：“我是找朋友借钱的，连门牌还没看清楚，你们为什么抓我？”敌人无言对答，只好把他放了。
丁楚元、孙斌和陈伯英的叛变，给山西党组织造成极大损失。在太原和他们接触过的同志都被捕了。阴凯卿在北门外白杨树宋大娘家第三次被捕，刘天章在太原印花税局被捕。
阴凯卿在军法会审处被关押期间，看到许多党的领导同志被捕，心情非常沉重，对于幸免于难的党的干部依然极其担心和关怀。他对李仰南（中共河东特委委员）说：“嘉康杰同志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平易近人，这一次漏网脱险是大幸。他是阎匪和国民党的眼中钉，省委多次得到情报，阎匪和国民党想方设法要逮捕他。省委认为他在河东学生多，有威信，开展工作是有利条件，但处境危险，多次想调他到外地工作。”
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等在敌人的酷刑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直坚守气节。敌人让叛徒杨伯英、孙斌、丁楚元出庭作证，也遭到他们严词痛斥，始终未暴露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1931年11月中旬，山西省临时特种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判处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死刑，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四）在太原小东门外被枪杀。阴凯卿年仅27岁。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革命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非常重视。1956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举行公葬阴凯卿、刘天章等烈士大会。主祭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讲话说：他们是在1931年11月在太原英勇就义的。他们被捕以后，受尽了各种折磨，始终不屈不挠，使敌人不得不惊叹为“铁汉子”。他们临刑前，都慷慨从容，高呼革命口号，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为了褒扬烈士们的业绩，激励后代奋进，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修建了阴凯卿、刘天章等烈士墓，立碑纪念。
（责编曲星）
投身工人运动
阴凯卿，又名子明，1904年1月22日出生于山西夏县王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9岁进入私塾读书。1917年，阴凯卿的父亲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凯卿被迫辍学，外出打工，15岁时到夏县尉郭镇吉祥成花店当学徒。1923年他抱着到大城市闯闯看的想法，奔赴太原。恰逢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1927年改称“太原兵工厂”）招收工人，阴凯卿到该厂当了学徒。
1924年9月，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月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太原兵工厂支部成立。1925年1月1日，山西工人联合会成立，太原兵工厂工人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7月，原省立一中进步青年崔绍文到太原兵工厂当了锅炉工，被省立一中党组织发展为共产党员。这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太原地方委员会成立，领导成员为崔锄人、王鸿钧、张堉麟。1926年4月王鸿钧到太原兵工厂开展党的工作，他介绍工人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阴凯卿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到15人时，太原兵工厂成立了党支部。
当时，党组织在工厂的任务是，发动工人，团结群众，争取广大工人的切身利益，发展组织，扩大党的影响，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对资本家的斗争。1926年5月1日，在党组织领导下，太原兵工厂工会在海子边召开成立大会，共产党员张斌被选为主席。阴凯卿的工作重点是从事赤色工会工作。1927年5月，赤色职工国际在汉口召开太平洋第一次劳动会议。此后，阴凯卿接受党组织委派，在太原兵工厂工人中领导开展工人运动，任党支部书记，在发动工人参加赤色工会斗争中成绩卓著。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后，阴凯卿和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一样，并没有被反革命的任何恐怖所吓倒。他坚决地百折不挠地在工人群众中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在工人群众中影响颇大。
1930年夏，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决定，8月份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6月，中共中央决定，委派刘少奇担任团长，组成由20多人参加的中国工会代表团，中共山西特委派阴凯卿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8月15日至27日在莫斯科举行，出席会议的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538人。刘少奇当选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执行委员。大会在如何对待黄色工会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阴凯卿认为多做争取工人群众的工作是我们做好赤色工作的基础。同年10月阴凯卿回到太原。
1930年9月，党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左倾错误领导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会后，中共北方中央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贺昌书记作《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的传达报告，决定立即停止一切组织暴动的计划。
这时，阎锡山、冯玉祥倒蒋失败，阎锡山将山西军政交给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和晋绥警备司令徐永昌，自己逃往大连。他们指挥的残兵败将由山东、河南退回山西，大约有25万人之多，冯玉祥部驻汾阳，高桂滋部驻平定，宋哲元部驻运城，其粮秣军饷都是就地起捐，给山西人民带来沉重负担。这些军队中差不多都有我党地下组织，这些党员关系转来，大大充实了山西地区的革命力量。党中央分析了山西出现的新情况，认为发动武装暴动十分有利，把山西列为北方革命的重点，要求尽快组织红军，创建苏区。北方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0月5日，给山西党组织发出指示，要山西特委加紧组织工人的罢工，农民的地方暴动，士兵暴动及贫民骚动。同时决定改中共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11月15日，派刘天章担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阴凯卿任组织部长。
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的第四个年头，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山西特委和中共太原地方委员会先后七次遭到摧残和破坏，七位主要负责人或被敌抓捕壮烈牺牲，或被关入监牢。太原地区能联系的党员仅有30余人，河东有党团员50余人，组织涣散，群众工作基础薄弱。
中共山西省委成立后决定重点抓好两项工作：一是尽快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二是积极贯彻北方局的决定，创建工农红军。
为了有效开展工作，阴凯卿配合刘天章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有家属的同志尽量创造条件把家属带来；二是针对省委领导同志有几位是陕西人，省委请求陕北特委帮助，派高举同志到陕北去，调来李回春、李丽春两位女党员住省委机关；阴凯卿以身作则，从老家把妻子杜翠莲接来太原，租了房子，开个缝纫店，掩护他开展党的工作。
省委为了提高党员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在太原开办党员训练班，阴凯卿和其他省委负责同志都给训练班讲课。据参加党员训练班的党员高克亭回忆：“阴凯卿给我们讲职工运动课，讲得很好，他很实际地介绍了当时工人的劳动生活情况，以及如何组织工人同资本家进行斗争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山西党组织得到较快发展。到1931年4月，太原党员有105人，共青团员31人。全省共有党员368人，其中工人党员占23%；农民占28%；知识分子占49%。有地方党委5个，支部21个。
参与组建两支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全会批准了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报告，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窃踞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四中全会后，干部思想比较混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部分领导人成立“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反对王明担任中央书记。他们派代表吴化之来山西，宣传“紧急会议筹备处”的观点，送来许多支持他们观点的材料，寻求支持。山西省委不明情况，接待了吴化之。为此，北方局派贺昌来太原解决山西党组织反六届四中全会问题，以缩小组织为由，将山西省委改为山西特委。这次改组，名义上是立三路线时组织搞得过火，要缩小组织，实际上带有处分性质，将刘天章由特委书记降为特委组织部长，把阴凯卿由特委组织部长提任特委书记。刘天章革命斗争经验丰富，党性原则很强，虽由书记改任组织部长，阴凯卿对他依然非常尊重，全省党的领导工作重任实际上仍由刘天章和他共同负责。这个决定没有向基层党组织传达，因此，许多党员同志仍然认为刘天章是省委书记。
1931年4月24日，山西特委和太原市委在阴凯卿和刘天章领导下，举行联席会议，做出了拥护中央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提出了山西党的中心任务。会后，在阴凯卿和刘天章的领导下，党组织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工农武装和发动革命兵变方面。
当时，在晋西的吕梁山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地主恶霸对老百姓的剥削压迫尤为残酷。当地又有几支往来于黄河两岸的“土客”武装可供改造利用。为此，特委从高桂滋部抽调杨重远、拓克宽、周维仁等党员到汾阳、离石、柳林一带调查研究，进行创建红军的准备工作。为了便于联系，特委筹集1600元，在太原南郊开办了一个“并州养蜂场”，派董金之、朱敏经营管理。从兵工厂弄到枪支、子弹也都从这里转送到晋西。 鉴于“土客”中陕北人和晋西当地人居多，需要熟悉陕北和晋西情况的干部参与，中共山西特委和陕北特委联系，派阎红彦、白锡林、张免芝、李发荣等党员干部到达晋西；阴凯卿从太原兵工厂选调原籍在孝义、汾阳的尹子安、安世仁、马佩勋、阎茂林等十多名骨干参加创建红军的工作。到1931年夏天，“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建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
晋西游击队建立后，在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村政权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引起了山西统治者的惊恐不安。他们纠集起强大的军事力量“围剿”晋西游击队。游击队虽然对进犯之敌坚决进行了还击，终因力量悬殊太大，损失严重。为了保存实力，以利再战，中共山西特委指示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活动。后在南梁与刘子丹领导的陕甘游击队支队会师，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部分。
在创建晋西游击队的同时，中共山西特委加强了对高桂滋部队的兵运工作。1931年5月，阴凯卿召开山西特委军事工作会议，研究兵暴计划。会议决定：把高桂滋部三个团拉出来，成立红军第二十四军，由特委军委书记谷雄一全权负责，并向党中央写了报告。平定兵变于7月4日打响。参加起义的部队是高部第一团的八个连，约1000多人。起义部队急行军经正太铁路的白羊墅车站到达盂县的清城进行整编，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正式成立，推举赫光为军长，窦宗融为副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刘明德为参谋长。
7月18日，红二十四军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不久，中共阜平县委和红二十四军政治部联合召开全县人民代表大会，宣告阜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
红二十四军的创立和阜平县苏维埃政府的出现，使北方各省反动派大为震惊。天津《益世报》曾为此发表社论说：“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可满万，使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之无不及也。”
后来由于红二十四军领导人轻信敌人诈降，而导致部队遭受巨大损失。政委谷雄一被俘后押到北京，英勇就义。军长赫光在与敌人拼搏中壮烈牺牲。
红二十四军失去主要领导之后，敌军1000多人围攻阜平县城，我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后突出重围，撤出阜平县城。余部跨越晋北山区，渡过黄河，到陕北地区活动。
晋西游击队和红二十四军虽因敌人的“围剿”受到极大损失，但这两支红军队伍的诞生在我国北方、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意义是重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反革命“围剿”。逃到大连的山西统治者阎锡山认为时机已到，这年8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护送下回到山西。阎锡山成立的山西军法会审委员会加紧了搜捕残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勾当。面对敌人的疯狂搜捕和杀害，阴凯卿既不害怕，也不离开工作岗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容应对。9月初的一天，阴凯卿去找一个同志时，恰逢该同志不在家，敌人将他抓捕关进拘留所。面对敌人的审问，他有问必答，总是一句话：“找老乡！”关了一周，敌人什么证据和口供也拿不到，只好将他放出。
这时，正是中共山西特委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刘天章到晋北追赶红二十四军去了，阴凯卿被敌人关押起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为了尽快加强山西特委的领导力量，中共河北省委（当时代行北方局职权）先后派出三个干部来山西工作：一是团山西省委书记郝敬民；二是负责整顿山西党组织的陈伯英；三是河北省委特派员任国桢（准备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
9月下旬的一天，郝敬民、陈伯英、任国桢和丁楚元（特委代理秘书长）在太原典膳所18号特委秘书处开会，敌人闯进来，把他们作为可疑分子全部抓走。被捕当天晚上，清共委员会分头审讯陈伯英、丁楚元时，审讯室摆着好多刑具，陈伯英、丁楚元当场自首，被敌人逮捕的特委军委书记孙斌，也当了可耻的叛徒，他们向敌人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并带着敌人抓捕党的负责人。
阴凯卿走出拘留所后，并不知晓特委秘书处已经出事，刚上台阶，还未敲门，敌人就抓住他。但他十分机警地说：“我是找朋友借钱的，连门牌还没看清楚，你们为什么抓我？”敌人无言对答，只好把他放了。
丁楚元、孙斌和陈伯英的叛变，给山西党组织造成极大损失。在太原和他们接触过的同志都被捕了。阴凯卿在北门外白杨树宋大娘家第三次被捕，刘天章在太原印花税局被捕。
阴凯卿在军法会审处被关押期间，看到许多党的领导同志被捕，心情非常沉重，对于幸免于难的党的干部依然极其担心和关怀。他对李仰南（中共河东特委委员）说：“嘉康杰同志忠心耿耿，艰苦奋斗，平易近人，这一次漏网脱险是大幸。他是阎匪和国民党的眼中钉，省委多次得到情报，阎匪和国民党想方设法要逮捕他。省委认为他在河东学生多，有威信，开展工作是有利条件，但处境危险，多次想调他到外地工作。”
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等在敌人的酷刑下，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一直坚守气节。敌人让叛徒杨伯英、孙斌、丁楚元出庭作证，也遭到他们严词痛斥，始终未暴露党的机密，表现了共产党员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1931年11月中旬，山西省临时特种军事法庭开庭审判，判处阴凯卿、刘天章、任国桢死刑，11月13日（农历十月初四）在太原小东门外被枪杀。阴凯卿年仅27岁。
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对革命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非常重视。1956年4月5日，中共山西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举行公葬阴凯卿、刘天章等烈士大会。主祭人、中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讲话说：他们是在1931年11月在太原英勇就义的。他们被捕以后，受尽了各种折磨，始终不屈不挠，使敌人不得不惊叹为“铁汉子”。他们临刑前，都慷慨从容，高呼革命口号，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气概。为了褒扬烈士们的业绩，激励后代奋进，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在太原双塔烈士陵园修建了阴凯卿、刘天章等烈士墓，立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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