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古代绘画的传承与革新，一方面来源于对自身传统的实践与总结，另一方面则来自外来文化艺术的影响。在明清时期，东西方文明开始产生交流，外来艺术的冲击致使中国传统绘画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画风，风靡一时。但交流是相互的，中国传统绘画在接受外来技法的同时，也将其特色传递给了世界，影响着世界艺术。本文旨在从接受与传播的角度，通过时代特点、传播方式、形成影响去分析在明清时期，西洋绘画如何影响中国传统绘画以及中国传统绘画对世界美术的影响。
关键词：明清绘画;西风东渐;中西美术交流;艺术传播
中国的古代绘画经历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多种多样且具备时代特点的。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中间人物品藻大为盛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时人物品藻已不再像东汉那样着重人物的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行，而是着重于人物的风姿、风采、风韵”，于是在人物画的创作中便出现了“传神写照”的审美追求;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画科分类逐渐清晰与丰富，人物故事画取材不仅涉及宗教且较前朝更加贴近生活，山水画方面也出现了青绿或水墨的表现形式;宋朝时期，花鸟画笔墨技巧的日趋完善、意境营造的匠心独运以及画家对自然万物的体会观察，使得宋人花鸟的创作在中国花鸟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章;到了元朝时期，以赵孟頫及“元四家”为代表，他们在宋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笔墨趣味，将文人画的发展推向了高潮;而在明清时期，画派纷繁，风格各异，除了自身传统的继承与流变，由于东西方交流的大环境变革，“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注重科学数理的各种绘画作品和技法也陆陆续续地传到中国，以其精确的写实性，对于传统绘画侧重于意境、笔墨的观念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与审美趣味。
一、明清时期“西画东渐”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
1.明清时期“西画东渐”的时代条件
明初，中國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开始出现契机。明成祖朱棣时期，三保太监郑和奉命出使西洋。史有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齎金币。”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共计出海七次。“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包括国内外商品的供应、生产和加工等，例如陶瓷和钱币的生产，生活用品及高档奢侈品的需求等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学、艺术、歌舞、戏曲等精神文化层面”。而放眼当时世界整体的交流环境，此举不仅扩大了中国海外贸易及文化交往，连接了东西方文明，还为之后的文明交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纵观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期间朝廷虽然实施过“海禁”，但总的来说似乎从未完全停止过交易，从明朝中后期的“隆庆开关”再到清朝前期“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可见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固执己见，绝对地“闭关锁国”，将外来的种种拒之于门外。甚至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殖民地化进程的推进，受到《马克·波罗游记》一书的影响，一批西方人尝试以全新的方式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在明代中后期相继来到东方，并以社会团体或国家的名义，尝试与中国交往，汇聚成一股中西交流的浪潮”，正是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开始产生交汇，从而推动了西洋绘画在明清时期的传播。
2.西洋绘画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方式
明清时期，除了海外贸易，西洋绘画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不仅带来了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并且在文化艺术方面，开阔了时人的视野，其中就包括美术作品、图像资料以及西洋绘画的理论与技巧。根据相关记载，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洋绘画的传教士为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教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物。’”此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带来的欧洲油画、铜版画展示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明暗对比以及透视效果，在宫廷内外都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由于美术作品在视觉功能上所具有的独特优越性，除了利玛窦以外，几乎所有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都不曾忽视充分利用这种工具来发挥它的媒介效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洋绘画传入中国的进程。与利玛窦相近时期在中国的传教士还有龙华民、汤若望等人，均对西画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清朝入关后，原先为明朝服务的天主教传教士纷纷转投清朝”，甚至在往后的时期，清朝外来的传教士当中有很多人本身就具备绘制西洋绘画的能力，在画院参与宫廷绘画的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绘画风格与审美取向。这批传教士包括南怀仁、马国贤、朗世宁、王致诚等人，其中以供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郎世宁的影响最大。郎世宁是意大利米兰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圣名若瑟，“1707年加入耶稣会，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受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派遣到北京，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他“擅长画人物、肖像、走兽、花鸟，重视明暗、透视，用中国画工具、按西画方法作画，形成精细逼真的艺术效果”。在清廷服务期间，郎世宁留下了一大批画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流传至今，如《聚瑞图》《嵩献英芝图》《乾隆皇帝大阅图》《百骏图》《乾隆帝后妃嫔图卷》等。在这些作品中，他结合了中西方绘画不同的画法，展现出了一种折衷主义的画风。进行创作的同时，他还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灵活运用中西方绘画技法的宫廷画家。从清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可以找到西方传教士画家向中国画家传授西画技法的记载。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郎世宁奉命带徒弟学画，“将画油画人佛延、柏唐阿全保、富拉他、三达里等四人，留在养心殿当差;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王介、葛曙、永泰等六人，仍归郎世宁处学画;查什巴、傅弘、王文志等三人革退”。由此可见，相较此前利玛窦、艾儒略等明朝的来华传教士，郎世宁等人则在传播西洋绘画图像资料的基础上，直接将西洋绘画的技法带到了中国，并结合中西方不同的绘画技法，产生出了一些实验性的绘画风格，从而促进了东西方艺术上的交流。 3.西洋绘画影响下的明清中国传统画科
西洋绘画及其理论技巧在明清时期的传入，对我国传统绘画的风格塑造与表现形式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并逐渐渗透到了各个画科。人物画方面，明末的曾鲸开风气之先。其晚年之时，在中国传统的肖像画技法中吸收了17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写实技术。曾鲸融中西绘画于一身，折中运用而作肖像。其法妙得神情，别开生面，遂形成了画风独到的“波臣派”。在他所绘制的《葛一龙像》《王时敏像》《张卿子像》等作品中人物面部“写真效果”的呈现不难看出，除了对传统技法的继承之外，“不用粉彩渲染，而用淡墨烘染出阴影凹凸，然后敷彩，虽烘染不重，但有体积感”又体现出了对西法的采用。学者陈师曾就认为“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新机杼，其法浓墨重骨而后傅彩，加以晕染，其受西画之影响可知”。到了清朝，在西方传教士画师的指导下，宫廷画师丁观鹏、姚文瀚等人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西方技法在人物画当中的运用。在山水画方面，来自西洋绘画的空间维度与焦点透视效果之表现技巧亦出现在明清画家的创作之中。明代张宏的园林山水画《止园图》便使用了西方写实主义的技法，采用鸟瞰图的视角描绘了明代苏州止园的场景。并且，他在实景作品中“增加了对景物细节的描写，从高处俯视远景时也较能首尾一致地把握高点透视原则，画面具有一种全新的空间辽阔感和空旷感，并有许多明暗和光影的暗示，这些特点都表明他可能曾受到某些欧洲绘画的启示”，以此使观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在他的另一幅山水作品《夜登华竹山》中，苏立文先生认为其中的表现手法透露出了西方特色，“画上有一条顺着斜坡盘山而上通畅的长路，山顶山站立着三个人，这种画法明显来自纳达尔神父所作《福音书故事画》”。除此之外，还有清代冷枚的《避暑山庄图》，画中空间深度的效果“来自于画家对山庄各处景物依其远近而作比例缩小的精致安排，以及全景由前往后，由宽变窄，变成一正三角形几何形状的特别构图安置。他显然是采用了来自西方的透视法技巧来处理画中山庄的位置问题”。以上多幅明清时期的山水画作品均体现出了对西方绘画技巧的借鉴。此外，明清时期花鸟画的部分创作在色彩组合上的创新性同样与西洋绘画的影响不无关系。可见外来技法之传入致使各传统画科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了多种艺术风格交融的新局面。
二、明清时期中国绘画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与陶染
明清时期，中国绘画除了受到来自西洋绘画的影响从而产生新的表现形式之外，由于东西方海外贸易的展开以及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中国绘画逐渐通过以上的方式传播到了荷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并且引发了“中国美术热潮”。例如在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从17世纪60年代起对东亚艺术的兴趣迅速膨胀。这些人大半是宫廷内身份很高的贵族。有人描述他们收藏东亚美术品的屋子说：‘这些房间充满了珍奇装饰……其中有不少优美的中国瓷器，也有瓷人和中国绘画’”。不仅法国宫廷的贵族们对来自东方的艺术品有着浓厚的兴趣，艺术家们同样如此，画家布歇“在他的画室里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绘画、陶瓷、家具以及佛像、武器之类的古玩”，甚至还将他从中国艺术品中获知的东方元素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创作如《躺在沙发上的女人》《早晨的喝咖啡时间》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作为明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他们一边将西方的绘画与理论技法带入中国，另一边又将中国的绘画西传至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广州外销画。“18世纪，清代外贸持续增长，出口商品除丝绸、陶瓷、漆木家具等外，还有绘画作品。有充分的记载和实物证明，18世纪，在广州，出口商品作坊已经相当活跃，其产品远销欧洲和美国”，虽然在题材与材料媒介等方面，东西方艺术风格糅合的广州外销画并不属于常规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绘画，甚至在绘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西洋画家的参与;但它却通过此种形式，将画中的“中国风情”传递到了西方，向欧洲展示着神秘东方古国的魅力。然而，明清时期中国绘画更具渗透性的影响力却是在隔岸的日本所体现出来的。明朝时期“堪合贸易”的条例实施使得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艺术间的交流亦包括在内。室町时代的著名画僧雪舟等杨便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学习交流的期间，雪舟等杨结识了不少画家、阅览了不少名家墨迹，从中受到了浙派绘画风格的影响。回到日本后的雪舟又将其在中国习得的技法风格融合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引领了室町时代水墨画的发展。不仅如此，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浮世绘”同样与中国绘画有着渊源。浮世绘“作为描写民间日常生活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尤其在印刷术方面的发展，乃是日本艺术生活的一个新面貌，并且为其特色有三个世纪之久”，甚至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然而究其风格来源，浮世绘“是学习中国画的一种画风，这种画法来自中国最发达的盛唐文化以及明代的陈洪绶。陈洪绶的画当时受到了日本上层社会的追捧和喜爱，争相模仿。日本人也承认浮世绘这一来源”。可见，明清时期中国绘画在接受来自西方绘画之影响的同时，亦通过多种渠道将中国的绘画风格传播至海外，影响着世界美术。
基于上文的分析，在中国的明清时期，由于世界交流环境的变化，中国传统绘画受到了通过海外贸易、西方传教士来华等方式傳入的西洋绘画的影响，在其中吸收了关于明暗对比、空间透视的写实性表现技法，从而产生了中西技法融合的画风且涵盖了人物、山水、花鸟等各个画科，可谓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此外，通过以上的交流方式，中国的美术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并在一段时期内引发了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美术品的收藏热潮，中国传统绘画作为之中较为直观的视觉表现媒介，向欧洲各国展示着古老东方大国的艺术特色，甚至将东方元素的绘画符号引入了一些西方绘画的创作之中。不仅如此，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播与交流还影响了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对室町时代的水墨画创作以及江户时代的浮世绘风格起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绘画对西洋绘画技法的接纳以及它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共同为世界美术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作者简介：孙启，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绘画史、中日美术交流）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徐建融《中国绘画》[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九册》[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4.彭勇《明史》[M]，人民出版社，2019。
5.倪玉平《清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6.王镛《中外美术交流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7.杨仁恺《中国书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邓锋《中国人物画通鉴8：秋风纨扇》[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10.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不朽的林泉》[M]，三联书店，2012。
11.M·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M]，陈瑞林译，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12.石守谦《山鸣谷应》[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13.秋山光和《日本绘画史》[M]，常任侠、袁音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14.陈传席《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N]，《湖北日报》，2020-12-31。
15.华彬《中国宫廷绘画史》[M]，辽宁美术出版社，2015。
16.范胜利《中国人物画通鉴9：砚田百亩》[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关键词：明清绘画;西风东渐;中西美术交流;艺术传播
中国的古代绘画经历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是多种多样且具备时代特点的。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中间人物品藻大为盛行，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时人物品藻已不再像东汉那样着重人物的经学造诣和道德品行，而是着重于人物的风姿、风采、风韵”，于是在人物画的创作中便出现了“传神写照”的审美追求;到了隋唐五代时期，画科分类逐渐清晰与丰富，人物故事画取材不仅涉及宗教且较前朝更加贴近生活，山水画方面也出现了青绿或水墨的表现形式;宋朝时期，花鸟画笔墨技巧的日趋完善、意境营造的匠心独运以及画家对自然万物的体会观察，使得宋人花鸟的创作在中国花鸟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章;到了元朝时期，以赵孟頫及“元四家”为代表，他们在宋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笔墨趣味，将文人画的发展推向了高潮;而在明清时期，画派纷繁，风格各异，除了自身传统的继承与流变，由于东西方交流的大环境变革，“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西方注重科学数理的各种绘画作品和技法也陆陆续续地传到中国，以其精确的写实性，对于传统绘画侧重于意境、笔墨的观念形态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影响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与审美趣味。
一、明清时期“西画东渐”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影响
1.明清时期“西画东渐”的时代条件
明初，中國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开始出现契机。明成祖朱棣时期，三保太监郑和奉命出使西洋。史有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齎金币。”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共计出海七次。“对当时及此后的中国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包括国内外商品的供应、生产和加工等，例如陶瓷和钱币的生产，生活用品及高档奢侈品的需求等物质层面，也包括文学、艺术、歌舞、戏曲等精神文化层面”。而放眼当时世界整体的交流环境，此举不仅扩大了中国海外贸易及文化交往，连接了东西方文明，还为之后的文明交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纵观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期间朝廷虽然实施过“海禁”，但总的来说似乎从未完全停止过交易，从明朝中后期的“隆庆开关”再到清朝前期“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放海禁”，可见明清时期的中国并没有固执己见，绝对地“闭关锁国”，将外来的种种拒之于门外。甚至在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殖民地化进程的推进，受到《马克·波罗游记》一书的影响，一批西方人尝试以全新的方式叩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在明代中后期相继来到东方，并以社会团体或国家的名义，尝试与中国交往，汇聚成一股中西交流的浪潮”，正是在如此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与西方的文明开始产生交汇，从而推动了西洋绘画在明清时期的传播。
2.西洋绘画在明清时期的传播方式
明清时期，除了海外贸易，西洋绘画进入中国的主要方式就是通过传教士。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不仅带来了当时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并且在文化艺术方面，开阔了时人的视野，其中就包括美术作品、图像资料以及西洋绘画的理论与技巧。根据相关记载，最早在中国传播西洋绘画的传教士为明末来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阅一千五百八十一年至万历九年，利玛窦始泛海九万里，抵广州之香山澳，其教遂沾染中土。至二十九年入京师，中官马堂以其方物进献，自称大西洋人。礼部言：‘《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其真伪不可知。又寄居二十年方行进贡，则与远方慕义特来献琛者不同。且其所贡《天主》及《天主教母图》，既属不经，而所携又有神仙骨诸物。’”此后，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带来的欧洲油画、铜版画展示出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的明暗对比以及透视效果，在宫廷内外都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由于美术作品在视觉功能上所具有的独特优越性，除了利玛窦以外，几乎所有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都不曾忽视充分利用这种工具来发挥它的媒介效用”，宣传宗教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洋绘画传入中国的进程。与利玛窦相近时期在中国的传教士还有龙华民、汤若望等人，均对西画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清朝入关后，原先为明朝服务的天主教传教士纷纷转投清朝”，甚至在往后的时期，清朝外来的传教士当中有很多人本身就具备绘制西洋绘画的能力，在画院参与宫廷绘画的创作，影响着当时的绘画风格与审美取向。这批传教士包括南怀仁、马国贤、朗世宁、王致诚等人，其中以供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郎世宁的影响最大。郎世宁是意大利米兰人，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圣名若瑟，“1707年加入耶稣会，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受耶稣会葡萄牙传道部派遣到北京，由此开始了他在中国长达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他“擅长画人物、肖像、走兽、花鸟，重视明暗、透视，用中国画工具、按西画方法作画，形成精细逼真的艺术效果”。在清廷服务期间，郎世宁留下了一大批画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流传至今，如《聚瑞图》《嵩献英芝图》《乾隆皇帝大阅图》《百骏图》《乾隆帝后妃嫔图卷》等。在这些作品中，他结合了中西方绘画不同的画法，展现出了一种折衷主义的画风。进行创作的同时，他还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灵活运用中西方绘画技法的宫廷画家。从清内务府造办处的档案中可以找到西方传教士画家向中国画家传授西画技法的记载。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郎世宁奉命带徒弟学画，“将画油画人佛延、柏唐阿全保、富拉他、三达里等四人，留在养心殿当差;班达里沙、八十、孙威风、王介、葛曙、永泰等六人，仍归郎世宁处学画;查什巴、傅弘、王文志等三人革退”。由此可见，相较此前利玛窦、艾儒略等明朝的来华传教士，郎世宁等人则在传播西洋绘画图像资料的基础上，直接将西洋绘画的技法带到了中国，并结合中西方不同的绘画技法，产生出了一些实验性的绘画风格，从而促进了东西方艺术上的交流。 3.西洋绘画影响下的明清中国传统画科
西洋绘画及其理论技巧在明清时期的传入，对我国传统绘画的风格塑造与表现形式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并逐渐渗透到了各个画科。人物画方面，明末的曾鲸开风气之先。其晚年之时，在中国传统的肖像画技法中吸收了17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洋写实技术。曾鲸融中西绘画于一身，折中运用而作肖像。其法妙得神情，别开生面，遂形成了画风独到的“波臣派”。在他所绘制的《葛一龙像》《王时敏像》《张卿子像》等作品中人物面部“写真效果”的呈现不难看出，除了对传统技法的继承之外，“不用粉彩渲染，而用淡墨烘染出阴影凹凸，然后敷彩，虽烘染不重，但有体积感”又体现出了对西法的采用。学者陈师曾就认为“传神一派，至波臣乃出新机杼，其法浓墨重骨而后傅彩，加以晕染，其受西画之影响可知”。到了清朝，在西方传教士画师的指导下，宫廷画师丁观鹏、姚文瀚等人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西方技法在人物画当中的运用。在山水画方面，来自西洋绘画的空间维度与焦点透视效果之表现技巧亦出现在明清画家的创作之中。明代张宏的园林山水画《止园图》便使用了西方写实主义的技法，采用鸟瞰图的视角描绘了明代苏州止园的场景。并且，他在实景作品中“增加了对景物细节的描写，从高处俯视远景时也较能首尾一致地把握高点透视原则，画面具有一种全新的空间辽阔感和空旷感，并有许多明暗和光影的暗示，这些特点都表明他可能曾受到某些欧洲绘画的启示”，以此使观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在他的另一幅山水作品《夜登华竹山》中，苏立文先生认为其中的表现手法透露出了西方特色，“画上有一条顺着斜坡盘山而上通畅的长路，山顶山站立着三个人，这种画法明显来自纳达尔神父所作《福音书故事画》”。除此之外，还有清代冷枚的《避暑山庄图》，画中空间深度的效果“来自于画家对山庄各处景物依其远近而作比例缩小的精致安排，以及全景由前往后，由宽变窄，变成一正三角形几何形状的特别构图安置。他显然是采用了来自西方的透视法技巧来处理画中山庄的位置问题”。以上多幅明清时期的山水画作品均体现出了对西方绘画技巧的借鉴。此外，明清时期花鸟画的部分创作在色彩组合上的创新性同样与西洋绘画的影响不无关系。可见外来技法之传入致使各传统画科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了多种艺术风格交融的新局面。
二、明清时期中国绘画在世界范围内的流传与陶染
明清时期，中国绘画除了受到来自西洋绘画的影响从而产生新的表现形式之外，由于东西方海外贸易的展开以及宗教文化上的交流，中国绘画逐渐通过以上的方式传播到了荷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并且引发了“中国美术热潮”。例如在法国，“路易十四的宫廷从17世纪60年代起对东亚艺术的兴趣迅速膨胀。这些人大半是宫廷内身份很高的贵族。有人描述他们收藏东亚美术品的屋子说：‘这些房间充满了珍奇装饰……其中有不少优美的中国瓷器，也有瓷人和中国绘画’”。不仅法国宫廷的贵族们对来自东方的艺术品有着浓厚的兴趣，艺术家们同样如此，画家布歇“在他的画室里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绘画、陶瓷、家具以及佛像、武器之类的古玩”，甚至还将他从中国艺术品中获知的东方元素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创作如《躺在沙发上的女人》《早晨的喝咖啡时间》当中。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作为明清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中重要的一环，他们一边将西方的绘画与理论技法带入中国，另一边又将中国的绘画西传至欧洲，促进了世界文化艺术的碰撞与交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中期开始出现的广州外销画。“18世纪，清代外贸持续增长，出口商品除丝绸、陶瓷、漆木家具等外，还有绘画作品。有充分的记载和实物证明，18世纪，在广州，出口商品作坊已经相当活跃，其产品远销欧洲和美国”，虽然在题材与材料媒介等方面，东西方艺术风格糅合的广州外销画并不属于常规意义上的中国传统绘画，甚至在绘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西洋画家的参与;但它却通过此种形式，将画中的“中国风情”传递到了西方，向欧洲展示着神秘东方古国的魅力。然而，明清时期中国绘画更具渗透性的影响力却是在隔岸的日本所体现出来的。明朝时期“堪合贸易”的条例实施使得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艺术间的交流亦包括在内。室町时代的著名画僧雪舟等杨便是在这一时期来到了中国，在中国学习交流的期间，雪舟等杨结识了不少画家、阅览了不少名家墨迹，从中受到了浙派绘画风格的影响。回到日本后的雪舟又将其在中国习得的技法风格融合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引领了室町时代水墨画的发展。不仅如此，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浮世绘”同样与中国绘画有着渊源。浮世绘“作为描写民间日常生活的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尤其在印刷术方面的发展，乃是日本艺术生活的一个新面貌，并且为其特色有三个世纪之久”，甚至影响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然而究其风格来源，浮世绘“是学习中国画的一种画风，这种画法来自中国最发达的盛唐文化以及明代的陈洪绶。陈洪绶的画当时受到了日本上层社会的追捧和喜爱，争相模仿。日本人也承认浮世绘这一来源”。可见，明清时期中国绘画在接受来自西方绘画之影响的同时，亦通过多种渠道将中国的绘画风格传播至海外，影响着世界美术。
基于上文的分析，在中国的明清时期，由于世界交流环境的变化，中国传统绘画受到了通过海外贸易、西方传教士来华等方式傳入的西洋绘画的影响，在其中吸收了关于明暗对比、空间透视的写实性表现技法，从而产生了中西技法融合的画风且涵盖了人物、山水、花鸟等各个画科，可谓丰富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表现形式。此外，通过以上的交流方式，中国的美术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传播并在一段时期内引发了欧洲国家对于中国美术品的收藏热潮，中国传统绘画作为之中较为直观的视觉表现媒介，向欧洲各国展示着古老东方大国的艺术特色，甚至将东方元素的绘画符号引入了一些西方绘画的创作之中。不仅如此，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绘画的传播与交流还影响了与我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对室町时代的水墨画创作以及江户时代的浮世绘风格起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明清时期中国传统绘画对西洋绘画技法的接纳以及它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共同为世界美术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
（作者简介：孙启，上海戏剧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绘画史、中日美术交流）
参考文献
1.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2.徐建融《中国绘画》[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许嘉璐《二十四史全译明史—第九册》[M]，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4.彭勇《明史》[M]，人民出版社，2019。
5.倪玉平《清史》[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6.王镛《中外美术交流史》[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7.杨仁恺《中国书画》[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9.邓锋《中国人物画通鉴8：秋风纨扇》[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10.高居翰、黄晓、刘珊珊《中国古代园林绘画：不朽的林泉》[M]，三联书店，2012。
11.M·苏立文《东西方美术的交流》[M]，陈瑞林译，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
12.石守谦《山鸣谷应》[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
13.秋山光和《日本绘画史》[M]，常任侠、袁音译，人民美术出版社，1978。
14.陈传席《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N]，《湖北日报》，2020-12-31。
15.华彬《中国宫廷绘画史》[M]，辽宁美术出版社，2015。
16.范胜利《中国人物画通鉴9：砚田百亩》[M]，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