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上将之子商先生
　　
　　瑞士小镇图尔基。盛夏一天的清晨，刚下过一场细雨的空气中弥漫着植物散发出的清香，沁人心脾。
　　我在公寓宽大的阳台上舒展着筋骨。忽然，一位提公文包的老者，蹒跚地走在潮湿的草坪间的小路上。他孤独一人，小心翼翼地向300米外的图尔基火车站走去。我望着他的背影，一直到车站建筑物挡住了我的视线，心潮却在起伏着。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国军”上将商震之子商瑞林先生。
　　他，1946年到美国留学，数年苦读获电机工程学博士学位，遂留居美国工作。几经辗转，在年近花甲时来到瑞士苏黎士，受聘于一家国际电气工程集团，退休后定居于此。
　　我们在图尔基研习时，他应原所在公司邀请，为我们做了三天的翻译。工作之余，通过闲谈我了解到，古稀之年的商先生仍不时要孤独地往返于图尔基与苏黎士之间，完全是为了改善一些自己的境遇。
　　他说，在海外漂泊50多年，也只是一名电机工程师，一生难得多少积蓄。在瑞士的退休老人，要想生活好一些，必须靠三点支撑:除国家给的养老金，企业发的退休金外，就是尽其所能靠为社会服务挣钱来改善自己的境遇。我问他，这么多年，没有回国看看吗？他说，20世纪80年代中应邀去了趟广东，但那是国家花的钱。自己要携老伴回国观光，谈何容易。
　　谈到50多年来的海外生活，他颇有感慨：“我们这些第一代的移民者，无论如何也难以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就连我的小儿子，他也是工程师，但感触与我大体相似，大约只有我的第三代才能融入。可是融入以后又怎么样呢？他会忘了祖宗，忘了祖国，这就是融入的代价!”听到这里，我不禁有些伤感。
　　谈到第二代、第三代海外华人，他说，他们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但亲情却在一天天被侵蚀。他说：“我的儿子在美国工作，几年也碰不上面，只是过生日或圣诞节时来个越洋电话，问候一下而已。”其实，他只是这样说，丝毫没有责备或埋怨晚辈的意思，因为，这是中外文化对子女影响不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此时，开往苏黎士的火车已经起动，商瑞林先生可能在闭目养神，也可能在琢磨着下一次的翻译任务何时来临——
　　
　　◆ 中德混血儿汤先生
　　
　　十五年前，我第一次出访，是去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采访。出访前，一位外贸杂志的主编老杨对我说：“如果德方给我们派的翻译是老汤就好了。”老汤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待我问起来，老杨却笑而不答，卖起关子来了：“反正，到柏林你就知道了。”
　　从北京起飞，经过大约八小时的飞行，我们在柏林落地了。刚出机场，一声“老汤”，一声“老杨”，他俩便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看得出来，这里不但有友情，还有亲情。
　　老汤，四十上下，一米八十的个头，膀大腰圆。一头深棕色的头发，高耸的眉骨和颧骨，好像要把蓝灰色的眼睛藏起来一样。要不是满口的京腔，你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是生在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多年的人。
　　从这天起，老汤陪我们访问了莱比锡、德累斯顿、哈勒，最后又回到了柏林。十天的行程，每天都是早7时，他准时在宾馆餐厅等候我们，工作一天后到晚上八九点钟，在征求了我们对采访工作的意见，进一步落实了第二天的日程后，他才回房间休息。
　　几天在一起工作，我们建立了感情，他向我简单地介绍自己。他说，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德国人。他是解放前生于北京的，高中毕业后到一家街道小厂当了一名钳工。“文革”时，父亲被迫害致死，母亲申请移居德国获准。20世纪80年代初，他婚后以与亲属团聚的名义申请移居德国获准。
　　谈到在德国七八年的经历，他感叹地说：“只有到了这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我才真正弄懂了什么叫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为了生计，他初到柏林什么都干，端过盘子，做过清洁工——但他体会最深的，最用功的要算学德语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经常要拿出一个小本子，不时地向我们问上几句，然后在小本子上记录些什么。要说他这个翻译，可不是普通的口语翻译，他要懂外贸、机械、电子等诸多门类的专业中文、德文，否则，他无法胜任工作，也无法捧翻译这个饭碗。我们在博览会机床馆采访数控机床、柔性生产线，他得心应手，张口就来。但有一天采访完电站辅机馆后，他却连声向我道“对不起”，并向我请教“泵”怎么写，“静电除尘”是怎么回事等。那天晚上，他为了能掌握一些不熟悉的知识，甚至像一个不懂事的娃娃，问个没完。我虽然工作了一天，累得很，但看到他那不时闪出稚气的求知眼神，就心动了。
　　老汤在德国的日子过得不错，但他花了多少心血、下了多少苦功夫呀!老汤说得好：“我的救世主，就是我自己!”
　　
　　◆ 海德堡端盘子的硕士
　　
　　海德堡是德国的旅游胜地，以一座古城堡而闻名。而海德堡大学，更是莘莘学子向往的象牙之塔，她以建校800年的历史而声名远播。
　　在一个仲夏的假日，我们游览了海德堡的古堡之后，被请到当地颇有名气的留学生餐馆就餐。说是留学生餐馆，主要的服务对象却是游客，而服务员却多是勤工俭学的留学生。
　　据说这座餐馆也有一百多年历史了，餐厅似显昏暗，墙壁上贴满了发黄了的黑白照片，其中不乏名人照片。再看餐桌，真是特色十足，大约有一寸半厚的桌面，木筋油光瓦亮地暴露着，上面还杂乱无章地刻着不少的文字，这大概也可以算是经营的一大特色。
　　我们在桌后的长条椅上坐定后，一位黄脸黑发的东方小姐飘然而至，她给我们递上菜单，用英语为我们服务。当我和上海一位电厂的厂长商量点菜时，那位服务小姐忽然以款款吴语问到：“侬上海人呀？”那两位上海厂长也以吴语答：“阿拉上海人，侬亦上海人？”异国遇故知，大家一扫半日游览的疲惫，顿时兴奋起来。
　　那位上海小姐一边为我们服务，一边不时地和我们聊上几句。她说，她离开上海已七年了，上海有她的父母、亲戚、同学。她说，她是在海德堡大学学高能物理的，三年苦读，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她说，她想在德国就业，可总没机会。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已才在学生餐馆打工。当那位电厂厂长问她，想不想家，想不想回上海看看时，她眼圈红了，泪水不由得滴落下来。她说，她已在当地和一位德国小伙子结了婚，并不好意思地说：“他是个工人。”言外之意，她对婚姻并不满意。说到回上海，她好像要掏尽一腔苦水向我们倾诉：“回上海？怎么回？出国留学的债还没还完哟。可我父母又死要面子，说我是修完了硕士工作太忙，总也脱不开身。说起来我也真难，我和丈夫的收入，也只够维持我俩的生计，哪还有回国探亲的钱，我也不敢回去，亲朋好友去看我，我拿什么送礼呀？”
　　那一顿饭，我们都是默默地吃下去的。我在想，国内的一个硕士，一般情况下，会看上一名工人并与之婚配吗？在国内，往往人们提到某某的子女在国外获得硕士并定居，就认为该人一定挣了大钱，发了大财。哪有那回事呀？不过，我还是要称赞这位小姐，她虽心气儿很高，但是敢于面对现实，创造未来，这总要比那些整天只会抱怨而什么也不愿干的人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