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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文亮因最早向外界发出防护预警被称作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的“吹哨人”，然而在他发布信息后不久却先被辖区派出所定性为“造谣者”而受到训诫，原因是他在三个医学交流群发布“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的信息并非事实，但这种信息又并非完全虚假。对于全媒体时代数量繁多的类似处于事实与谣言间的信息，本文以李文亮事件为线索，通过对传播过程的梳理，探寻正确的应对方式。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传播;主流媒体
对于李文亮事件，最高人民法院官博发文评价：“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也就是说，李文亮发布的信息并非事实，广泛传播的话存在不良影响，但信息也并非纯粹的谣言，对于疫情防控拥有积极价值，属于事实与谣言之间的信息。全媒体时代，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同时任何人又可以再传递信息，因此信息的传播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又因为自媒体的大量出现，在网络等媒介中传播信息的门槛降低，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呈现良莠不齐的特征，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混杂，处于事实与谣言间的信息则更多。面对这种情况，拥有政治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有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
1 专业意见的及时传声筒
一个突发事件出现后，由于信息量的匮乏，根据已有信息做出的各种推断会得到广泛传播，比如李文亮发现患者所携带病毒与SARS有相似之处，因为对这种新型病毒了解尚浅，所以做出推断“SARS病毒重新出现”，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同行以期加强防护。然而，这样的推断信息会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再加工，于是就出现了“某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某医院确诊SARS病例是从某洲回来确诊的”等基于李文亮推断讯息进行的再推断，实际上这种推断毫无事实依据，即信息传播到这一阶段时变成了“以讹传讹”的局面。执法部门对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发现病毒和SARS病毒不一样，考虑到社会影响，做出了“按谣言处理”的判断。
可见，如果真实信息无法得到数量和时效上保证的话，那么推断和基于推断的推断甚至于别有用心的造谣这样产生的虚假信息将会充斥整个舆论环境。那么，如何获取真实信息呢？针对突发事件的最真实信息来源莫过于接触突发事件的相关专业人士。就新冠肺炎事件而言，最真实信息来源便是接治最初两名病例的肺科医生和后续参与病毒研究的专家。决策部门和执法部门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跟踪咨询这些专业人士，而自媒体虽然数量众多，却难有渠道接触这些专业人士，并且专业人士也无法在研究新型病毒的过程中拨出过多时间应对自媒体。因此，拥有人力、时间并且有渠道接触相关专业人士的主流媒体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承担起及时获取并传递专业声音的职责。对于新型病毒这种带有未知的危险性且被大众所关注的存在，主流媒体有必要投入相应的人力进行较长时间的跟踪采访，在对病毒研究取得进展的第一时间将真实信息发布出来，同时将专家对于事态未来可能发展趋势的判断及理据和大众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应对方法也一并进行传递，避免舆论环境被虚假信息和不必要的恐慌所充斥。
2 大众舆论的正确导向标
现在的媒体环境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非典”时期，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基本只有官方媒体一种，自媒体连概念都没有诞生，虽然也会有虚假信息传播的现象，但是因为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的约束，虚假信息很难对舆论环境造成较大影响。但现在进入全媒体时代，商业媒体发展迅速，社交媒体种类丰富，信息来源和信息产生方式多元化，传播速度达到空前程度，任何信息都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千万人知晓的热点。这是中国社会愈发开放的一种反映，却因信息传播门槛降低让虚假信息更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新冠肺炎事件可以说是进入全媒体时代以来中国首次遭遇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有关它的信息一时间覆盖整个舆论环境，无法接触真实信息来源的自媒体会结合已有的真实与虚假交织的信息融入自己推断，进行再传递，让处于真实与虚假间的信息往虚假方向更进一步，多次传递之后，虚假信息淹没真实信息的态势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主流媒体有必要时刻把控舆论环境，其所拥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任何自媒体所不具备的。在舆论环境因突发事件而变得复杂时，主流媒体要做的是更多地发声，将信息中真实元素和虚假元素剥离。民众拥有自己的判断力，单纯地信息发布是无法让大众信服的，因此理据是将真实与虚假剥离的关键，将所发布信息注明来源，民众意识到这个信息源自深入接触事件的专业人士时，才会知道这是最为真实的来源，才会愿意去相信真实信息。同时，对虚假信息的及时驳斥是对舆论环境正确导向所必须做的，将已有一定传播范围和热度的谣言明确指出，指明其中虚假之处，民众不断将真实来源公布的信息和谣言相对比，久而久之会成为传播真实信息的群众基础。
3 执法部门的决策参考
不同个体因为认知视角的不同，对同一事物，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决策和执法部门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多余的人力和时间可用于投入信息的大量采集，因此会在信息量限制的情况下得出日后看来存在偏颇之处的结论。比如李文亮事件，执法部门获取了李文亮发布内容并不真实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信息，对其做出处罚决定，具有正当性，但是没有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和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也没有采集后续研究信息，决策部门同样将其作为谣言处理，因此没能在疫情出现初期采取更为果断和有效的防控措施。对于这样的信息和认知视角的漏洞，最适合填补的角色是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能够最早接触事件本身，获取第一信息，同时能够跟踪采访获取后续发展的信息，其拥有的信息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过决策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同时因为媒体只需要着眼于事件本身，它可以不考虑其他因素只提出基于事件本身的建议。执法部门在处罚完李文亮之后，其在这一事件中的职能已经使用完成，对于执法部门来说该事件已经结束，不会去采集后续信息，而主流媒体获取新型病毒和SARS存在相似之处和李文亮所言并非空穴来风之后，应及时发声向执法部门反馈，同时根据对病毒研究后续采集的信息，在发现有成為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时及时反馈供决策部门参考，会对疫情初期的防控产生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唐兴华.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这篇文章说清楚了！[M].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2020.
作者简介：谭天（1996—），男，江苏南京人，对外汉语硕士，研究方向：汉语本体、对外汉语教学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传播;主流媒体
对于李文亮事件，最高人民法院官博发文评价：“鉴于新型肺炎不是SARS，说武汉出现了SARS，属于编造不实信息……给予其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处罚，有其正当性……但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也就是说，李文亮发布的信息并非事实，广泛传播的话存在不良影响，但信息也并非纯粹的谣言，对于疫情防控拥有积极价值，属于事实与谣言之间的信息。全媒体时代，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以任何终端获得任何想要的信息，同时任何人又可以再传递信息，因此信息的传播达到了空前的速度。又因为自媒体的大量出现，在网络等媒介中传播信息的门槛降低，传播的信息内容也呈现良莠不齐的特征，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混杂，处于事实与谣言间的信息则更多。面对这种情况，拥有政治性、权威性和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有必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职责。
1 专业意见的及时传声筒
一个突发事件出现后，由于信息量的匮乏，根据已有信息做出的各种推断会得到广泛传播，比如李文亮发现患者所携带病毒与SARS有相似之处，因为对这种新型病毒了解尚浅，所以做出推断“SARS病毒重新出现”，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同行以期加强防护。然而，这样的推断信息会在传播过程中逐渐被再加工，于是就出现了“某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某医院确诊SARS病例是从某洲回来确诊的”等基于李文亮推断讯息进行的再推断，实际上这种推断毫无事实依据，即信息传播到这一阶段时变成了“以讹传讹”的局面。执法部门对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发现病毒和SARS病毒不一样，考虑到社会影响，做出了“按谣言处理”的判断。
可见，如果真实信息无法得到数量和时效上保证的话，那么推断和基于推断的推断甚至于别有用心的造谣这样产生的虚假信息将会充斥整个舆论环境。那么，如何获取真实信息呢？针对突发事件的最真实信息来源莫过于接触突发事件的相关专业人士。就新冠肺炎事件而言，最真实信息来源便是接治最初两名病例的肺科医生和后续参与病毒研究的专家。决策部门和执法部门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跟踪咨询这些专业人士，而自媒体虽然数量众多，却难有渠道接触这些专业人士，并且专业人士也无法在研究新型病毒的过程中拨出过多时间应对自媒体。因此，拥有人力、时间并且有渠道接触相关专业人士的主流媒体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承担起及时获取并传递专业声音的职责。对于新型病毒这种带有未知的危险性且被大众所关注的存在，主流媒体有必要投入相应的人力进行较长时间的跟踪采访，在对病毒研究取得进展的第一时间将真实信息发布出来，同时将专家对于事态未来可能发展趋势的判断及理据和大众面对这种情况正确的应对方法也一并进行传递，避免舆论环境被虚假信息和不必要的恐慌所充斥。
2 大众舆论的正确导向标
现在的媒体环境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非典”时期，大家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基本只有官方媒体一种，自媒体连概念都没有诞生，虽然也会有虚假信息传播的现象，但是因为传播方式和传播速度的约束，虚假信息很难对舆论环境造成较大影响。但现在进入全媒体时代，商业媒体发展迅速，社交媒体种类丰富，信息来源和信息产生方式多元化，传播速度达到空前程度，任何信息都有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千万人知晓的热点。这是中国社会愈发开放的一种反映，却因信息传播门槛降低让虚假信息更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新冠肺炎事件可以说是进入全媒体时代以来中国首次遭遇大规模公共卫生事件，有关它的信息一时间覆盖整个舆论环境，无法接触真实信息来源的自媒体会结合已有的真实与虚假交织的信息融入自己推断，进行再传递，让处于真实与虚假间的信息往虚假方向更进一步，多次传递之后，虚假信息淹没真实信息的态势是可以预见的。
因此，主流媒体有必要时刻把控舆论环境，其所拥有的权威性和影响力是任何自媒体所不具备的。在舆论环境因突发事件而变得复杂时，主流媒体要做的是更多地发声，将信息中真实元素和虚假元素剥离。民众拥有自己的判断力，单纯地信息发布是无法让大众信服的，因此理据是将真实与虚假剥离的关键，将所发布信息注明来源，民众意识到这个信息源自深入接触事件的专业人士时，才会知道这是最为真实的来源，才会愿意去相信真实信息。同时，对虚假信息的及时驳斥是对舆论环境正确导向所必须做的，将已有一定传播范围和热度的谣言明确指出，指明其中虚假之处，民众不断将真实来源公布的信息和谣言相对比，久而久之会成为传播真实信息的群众基础。
3 执法部门的决策参考
不同个体因为认知视角的不同，对同一事物，会做出不同的判断，决策和执法部门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多余的人力和时间可用于投入信息的大量采集，因此会在信息量限制的情况下得出日后看来存在偏颇之处的结论。比如李文亮事件，执法部门获取了李文亮发布内容并不真实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信息，对其做出处罚决定，具有正当性，但是没有充分考虑信息发布者在主观上的恶性程度和其对事物的认知能力，也没有采集后续研究信息，决策部门同样将其作为谣言处理，因此没能在疫情出现初期采取更为果断和有效的防控措施。对于这样的信息和认知视角的漏洞，最适合填补的角色是主流媒体。
主流媒体能够最早接触事件本身，获取第一信息，同时能够跟踪采访获取后续发展的信息，其拥有的信息量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过决策部门和执法部门的。同时因为媒体只需要着眼于事件本身，它可以不考虑其他因素只提出基于事件本身的建议。执法部门在处罚完李文亮之后，其在这一事件中的职能已经使用完成，对于执法部门来说该事件已经结束，不会去采集后续信息，而主流媒体获取新型病毒和SARS存在相似之处和李文亮所言并非空穴来风之后，应及时发声向执法部门反馈，同时根据对病毒研究后续采集的信息，在发现有成為公共卫生事件的可能时及时反馈供决策部门参考，会对疫情初期的防控产生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唐兴华.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这篇文章说清楚了！[M].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2020.
作者简介：谭天（1996—），男，江苏南京人，对外汉语硕士，研究方向：汉语本体、对外汉语教学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