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语言背后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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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姆斯基和他的语言理论
  
  坐落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康桥镇的麻省理工学院,一向以其造型独特、结构新颖的建筑与同在一地却古色古香的哈佛校园相映成趣。然而,就在众多美仑美奂的楼宇之间,却有一栋油漆剥落、形象破败的二层木楼,编号二十楼。每当春暖花开,校园姹紫嫣红一片,或金风送爽,枫叶如丹,黄叶满庭之际,这二十楼就仿佛是闯入一群盛装的淑女中的衣衫褴褛的乞丐,显得格外突兀。
  学校行政当局一直惴惴不安——让一群蜚声世界的学术泰斗们在这破楼里构思他们的鸿篇巨著,未免有愧于心,何况怎么说,这总是有碍观瞻!
  然而每当校方小心翼翼地恭请楼内诸公乔迁,计划将二十楼推倒重建时,楼内哲学及语言学系诸公莫不一致反对!
  这倒不是教授们安心让他们的办公室与他们自己风格一致,要以不修边幅来显示与众不同,来表示他们对表面上温文有礼的资产阶级习俗的鄙视。他们对这栋楼感情太深了。就在这栋楼里,以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为首的语言学家们,在五六十年代创立了语言学上的生成学派,掀起了语言学上的“乔姆斯基革命”;乔姆斯基对人类自然语言独辟蹊径的艰苦探索,是继索绪尔、雅各布逊之后,语言学对当代人类思想发展所做的又一贡献。三十多年来,生成学派生于斯,长于斯。如今,二十号楼已经成了生成学派的一个符号,以致前年(一九九三年)肯尼思·哈尔(Kenneth Hale)教授等编的一本文集,竟然就叫《二十楼如是观》(Te View from Building 20:Essays in Languistics of Sylrain Broomberger.MIT Press,1993)!真够得上是“爱乌及屋”。
  国内学术界得知乔姆斯基和生成语法,已经是“乔姆斯基革命”二十多年后,七卜年代末期了。当时,邢公宛教授等翻译了乔姆斯基的。成名之作《句法结构》。以后,复旦大学徐烈炯教授亲赴康桥,就教于乔姆斯基门下,归国后写了一系列介绍生成语法的文章和书籍。八十年代黑龙江大学还举办过两次国际生成语法讨论会。一时,生成语法也曾是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
  然而,中国语言学界毕竟和国际语言学界隔绝了二三十年。待打开门来一看,不仅在研究方向、方法上已经和人家大不一样,双方连“话语”也已经不同了;各说各话,自然话不投机。要命的是,就连读懂原著也要煞费苦心。乔姆斯基及其弟子文笔晦涩,生成语法的论文又常常是满纸数理逻辑公式,读起来诘屈聱牙。于是,争论不时发生在误解的拥护者与误解的反对者之间。此外,多数研究者,无论是拥“乔”的还是反“乔”,多认为值得讨论的主要是生成语法的技术方面,即生成语法的具体原则、规则在汉语中用得上还是用不上,而生成语法哲学、心理学意义不值得重视,偶尔还有人出于多年积习,随便给贴上个什么“主义”就算“批倒”了乔姆斯基。然而,不仅对思想界来说,生成语法的贡献并不是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公式、规则,而是其对人类语言机制新的解释,即使是专业语言学家,如果撇开生成语法那些公式、规则背后的哲学心理学基础,也会觉得同语法本身格格不入。
  因此,才使得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提旧事。
  乔姆斯基一九二八年生于美国费城,父亲是一位希伯莱语学者,从俄国来的犹太移民。作为犹太人,从小受到白人清教徒主流社会的歧视,自不待言。一九四五年,乔姆斯基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系学习,师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哈里斯(Zellig Harris),一边学习语言学,一边研究数学。哈里斯当时正在写他的名著《结构语言学的方法》。乔姆斯基读了这本书的手稿,感到老师提出用“转换”来分析语言结构的方法,有很大启发。在宾大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乔姆斯基曾短期在哈佛大学作研究,后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系执教,那是一九五五年。
  当时,美国语言学的主流是结构主义,心理学的主流是行为主义,而两者的哲学基础都是经验主义哲学。刚刚进入学术界的乔姆斯基对语言的结构主义一行为主义解释深为不满。他在一九五七年出版《句法结构》一书,用数学方法来解释语言现象,并采用了哈里斯的“转换”,立刻震动了学术界。然后,一九五九年在《语言》杂志上发表《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一文,批判行为主义心理学。一九六二年出版《句法理论面面观》,正式形成“生成语法”理论,一举打破了行为主义-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向经验哲学提出挑战。乔姆斯基由此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学院教授——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教授总共才有十名,终身制,退休一名才能补一名,而且如果一个学科有诺贝尔奖的话,学院教授必是诺贝尔奖得主。
  而乔姆斯基本人,一方面深入进行生成语法的研究,一方面将几乎一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美国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从此成了美国政治和资本主义社会直言不讳的批判者,美国左翼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三十年来,始终不懈。笔者据手头资料粗略统计一下,在他出版的近四十本书中,政治著作竟占了二十本。
  一九八六年,乔姆斯基出版了《语言的性质、起源和使用》(Knowledge of Language:It’s Nature, Orgin and Use. Praege,1986)一书,全面的阐述了他的语言观,尤其是生成语法的哲学、心理学基础。至今,这本书仍然是非语言专业读者研究乔姆斯基理论的首选之作——虽说是为非专业人员所作,其晦涩的文笔和技术性部份,仍然要让读者头疼不已。
  开宗明义,本书序言的第一句话,乔姆斯基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他说:“多少年来,对有关人类知识的两个问题,我一直兴趣盎然。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解释,有时我们只有极为有限的事实根据,却如何能因此而所知极多。第二个问题,我们也要解释,有时我们有大量的事实根据,为什么却所知有限。”第一个问题,乔姆斯基称为“柏拉图问题”,第二个问题,他称为“奥威尔问题”。(《语言的性质、起源和作用》,第I页)第二个问题主要与政治有关,这里略过不表。“柏拉图问题”,正如乔姆斯基所说,本质上就是罗素在《人类知识的范围和限制》一书序言中所提出的问题,所以也可以称为“罗素问题”。罗素说:“人类和世界的接触,短暂又有限,且各人各样。然而,人类又怎样能因此而懂得这么多?”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将为回答“柏拉图问题”作出贡献。
  按照行为主义的解释,人类的言语行为无非刺激-反应,本质上和动物的其他行为并无根本的区别,人类理性在言语行为中并无作用。咱们学话说话,和鹦鹉学舌相比也高明不到哪儿去。当初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钠就是用小白鼠受到电击之后的反应,强化等等来解释语言的。这对我们自认为是“天地间独一份儿”的人类来说,真是绝大讽刺。
  难怪作为人文主义者的乔姆斯基要对行为主义大张挞伐了。
  乔姆斯基认为言语行为与动物的其他行为截然不同。他反复强调,迄今为止的证据表明,只有人类有语言,而其他动物至多只能使用一些初级信号系统。虽然六十年代以来,有人宣称,灵长类动物如黑猩猩能学会简单的手势语;然而,无论怎样聪明的动物,受过一段训练,顶多能用固定的几个单词,或简单的短句。要想教黑猩猩们像人说话那样,把这些单词自个儿重新组合起新句子,那就徒劳无功。因此,乔姆斯基称语言为人类“真正的物种特征”(同上书,第ⅩⅩⅥ页),也就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这是语言第一个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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