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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与民国时期是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慈善事业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不仅慈善组织种类与数量繁多，而且慈善人物辈出，各地相继出现了多个慈善家群体。这时期，晚清与民国政府也开始制定相关的慈善法律法规或制度，规范和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关于慈善发展的法律条款之多令人钦佩。近代慈善事业在中国慈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直接作用于近代，而且辐射影响至现当代。周秋光教授主编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全3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 以专题研究的范式，分绪论、慈善思想、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区域慈善七个编次，着重考察了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演变、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门别类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究，力求全面梳理整个中国近代慈善的基本要素，展现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与历史变迁，是迄今为止全景式反映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一部著作。该著作共分七篇三十八章，计150余万字，凝聚了周秋光教授领衔的作者团队在中国慈善史领域的心血与智慧。
该著作是周秋光教授主持承担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项目批准号：07AZS001）的最终成果。起初，项目申报的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但让人颇感意外和惊喜的是，在最终的立项书上，学科评审组建议把项目提升为重点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足以窥见此项目在该领域的学术功底与研究地位。项目主持者周秋光教授于2007年6月15日收到立项书后，立即召集项目组全体成员，对原有研究思路进行了全新的策划与设计，在研究体例和内容上大胆地追求创新，以期为此后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做好准备。但是这样大刀阔斧地去谋篇布局，使得研究项目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既宽且广，难度也随之加大，较之宏观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更为精深。于是，该项目在这种立意的背景下，与项目组全体成员耗时整整三年，克时攻坚，征服了时间紧迫、资料零散等重重困难，终于在2010年12月如期向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提交项目成果并申请结项。“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项目以文思缜密、作学谦虚而著称，周秋光先生在项目成果稿后期的修缮中深感“作为专题研究，项目成果稿注重于‘专’而‘深’，体例结构尚存在‘通’的缺陷，应当有一个翔实、全面的绪论，作为纵向的‘通论’，从而以‘通’统‘专’，方能臻至完美”。恰逢2011年8月初，项目收到了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来函及鉴定专家所提修改意见，于是又立即召开项目组全体成员会议，针对专家提出的鉴定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几经曲折，最终于2011年9月20日将项目修改稿提交，2011年9月30日由国家社科规划办颁发结项证书（证书号：20111025），鉴定等级为良好。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近代所发生、发展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在问题意识、资料占有、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尝试代表了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和方向。
在研究范式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格外关注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研究范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史研究“眼光向下”的学术志趣，而是以“综合史”的视野来关照慈善事业，立意新颖、视野宽阔，体现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研究发展的新探索和新路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与民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为研究背景，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采取专题研究的范式，使其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各专题又相互连贯，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较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通过多层面、多学科的相互融合，探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内容特征、社会影响及相关问题，在学术上具有填补薄弱环节的作用，且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特别是慈善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该著也是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结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面貌的认识与了解，发掘、总结其蕴涵的丰富慈善文化，既可为今日慈善实务界提供翔实、丰厚的文化之源，也可为政府部门慈善政策的制定、慈善法律法规的出台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此外，作者运用多学科知识，对近代慈善人物行善动机、对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对区域慈善事业发展以及政府创制慈善法制等方面的分析论述，对于当今社会消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解决弱势群体生存发展问题、推动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社会史（慈善史）是建立在反映社会历史实际的事实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大量地占有资料、爬梳整理，并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人们才能无限接近社会历史真相，并加深对相关历史事实的了解和把握。“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②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既吸收借鉴以往研究的成果，又更加注重对第一手数据和材料的发掘、爬梳与运用。从著作所引用史料来看，涉及报刊、档案、书信、回忆录等，书中涵括了大量关于近代慈善发展的数据、表格，这无疑增强了文本的直观性、易读性。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摆脱传统史学陈旧观念的制约，从孤立、封闭的研究转向综合、开放、跨学科的研究，以一种包容的态度来吸收和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项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并运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如对慈善事业进行区域研究，以历史时期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密切且自然地理环境相同或相近的为一大区域，从而改变以往研究以一省一地为研究对象的状况，这样更有利于揭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同时，该项目还尝试运用灾害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进行创新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单一运用历史学科的史料分析法。 在国内外慈善研究的知名学者、中国慈善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周秋光教授看来，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对象，应是社会慈善整体发展的全进程，即以近代所发生、发展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因此，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慈善思想、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区域慈善等诸多方面。具体到每一编次，又根据当时社会慈善的情况着重考察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是说，每一卷都围绕着“慈善”来展开，但每一卷所论及的“慈善问题”又不尽相同。同时也不是单纯描述和反映慈善现象和慈善问题，而是对原有研究的进一步归纳和深入分析。例如在对“慈善思想”这一命题进行阐述时，分两个层次讨论了近代慈善思想形成的历史起因：从近因上看，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俗东传及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导致了清末民初慈善观念的极大变化；从远因上看，传统慈善思想是近代慈善公益观发生嬗变的土壤与养分，故而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作了鸟瞰式概述，从宏观上把握儒家、墨家、道家（教）、法家慈善思想以及西汉传入中土的佛教慈善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演进历程，一方面是传统慈善思想在近代社会的继续流布，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慈善思想多轨传入，使中国传统慈善思想渐渐开始向近代转型与变迁。该著并认为在此期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若干新型慈善公益观念，它所包含的内容体现了当时国人对慈善性质、慈善动机、慈善社会定位和功能、慈善主体等问题的思考，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社会舆论环境，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在对近代中国慈善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前述七大编次进行研究基础上，最后得出五大结论：其一，近代慈善事业是中西慈善文化融合的结果，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慈善事业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部分。其二，近代慈善事业空前繁荣与突出，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是同步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社会的维系离不开慈善，亟须慈善救助。其三，近代慈善事业充分发挥了其社会救助的功能，一是慈善救济，二是慈善教育，前者是救人之“身”，后者是救人之“心”，而与传统慈善相比较，近代慈善更注重教养兼施，慈善教育功能作用更大，影响更广。其四，近代慈善事业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移风易俗，维系了社会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和谐、良性发展。其五，近代慈善事业充分显示了近代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国内贫弱人群的同时，也开始跨出国门、走向国外，去救助发生国难的国家，反映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民族性。
任何事物、事件或社会现象都具有两面性，在成绩斐然的光彩渲染下，《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也不乏一些欠缺与不足：其一，在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分为八个区域进行讨论时，忽略了各区域之间的历史、社会、经济差异，比较研究尚不够充实，对各大区域慈善事业发展的自身特色与影响的揭示也不明显。其二，项目涉及了诸多慈善家，但欠缺从慈善家群体的角度去深入探讨其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相关的一些问题，且这些慈善家都为国人，对近代外籍慈善人物尚未作个案的深入剖析。其三，对于慈善组织（慈善事业）与清政府与民国政府的关系还探讨得不够深入，有待深化。其四，本项目成果征引多为地方志、报刊、征信录（报告书），中外文档案的征引亦尚不够广泛，特别是研究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原始的外文文献有所欠缺。
当然，上述的种种不足与欠缺，或是资料欠缺，或是已有现有成果而不能创新突破者，希望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加强。正如项目主持者周秋光教授在前言里所说：“现有思路与研究都是为今后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做好准备。”因而对于该部著作存在的缺漏瑕疵，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些问题会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慈善通史》（11
该著作是周秋光教授主持承担的200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项目批准号：07AZS001）的最终成果。起初，项目申报的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但让人颇感意外和惊喜的是，在最终的立项书上，学科评审组建议把项目提升为重点项目。在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中，这种情形并不多见，足以窥见此项目在该领域的学术功底与研究地位。项目主持者周秋光教授于2007年6月15日收到立项书后，立即召集项目组全体成员，对原有研究思路进行了全新的策划与设计，在研究体例和内容上大胆地追求创新，以期为此后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做好准备。但是这样大刀阔斧地去谋篇布局，使得研究项目所涉及的研究内容既宽且广，难度也随之加大，较之宏观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更为精深。于是，该项目在这种立意的背景下，与项目组全体成员耗时整整三年，克时攻坚，征服了时间紧迫、资料零散等重重困难，终于在2010年12月如期向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提交项目成果并申请结项。“劳谦虚己，则附之者众”，项目以文思缜密、作学谦虚而著称，周秋光先生在项目成果稿后期的修缮中深感“作为专题研究，项目成果稿注重于‘专’而‘深’，体例结构尚存在‘通’的缺陷，应当有一个翔实、全面的绪论，作为纵向的‘通论’，从而以‘通’统‘专’，方能臻至完美”。恰逢2011年8月初，项目收到了全国哲学社科规划办来函及鉴定专家所提修改意见，于是又立即召开项目组全体成员会议，针对专家提出的鉴定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几经曲折，最终于2011年9月20日将项目修改稿提交，2011年9月30日由国家社科规划办颁发结项证书（证书号：20111025），鉴定等级为良好。
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①《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近代所发生、发展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在问题意识、资料占有、方法创新等方面的尝试代表了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和方向。
在研究范式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格外关注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研究范式，也不同于传统社会史研究“眼光向下”的学术志趣，而是以“综合史”的视野来关照慈善事业，立意新颖、视野宽阔，体现了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研究发展的新探索和新路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以晚清与民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为研究背景，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近代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采取专题研究的范式，使其更深入、更全面、更系统。各专题又相互连贯，融为一体，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较好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通过多层面、多学科的相互融合，探讨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兴起与发展的历程、内容特征、社会影响及相关问题，在学术上具有填补薄弱环节的作用，且有一定的创新性，有助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特别是慈善史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该著也是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结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面貌的认识与了解，发掘、总结其蕴涵的丰富慈善文化，既可为今日慈善实务界提供翔实、丰厚的文化之源，也可为政府部门慈善政策的制定、慈善法律法规的出台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此外，作者运用多学科知识，对近代慈善人物行善动机、对慈善组织的管理运作、对区域慈善事业发展以及政府创制慈善法制等方面的分析论述，对于当今社会消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解决弱势群体生存发展问题、推动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社会史（慈善史）是建立在反映社会历史实际的事实资料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大量地占有资料、爬梳整理，并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人们才能无限接近社会历史真相，并加深对相关历史事实的了解和把握。“治科学者，无论其为自然科学，为社会科学，罔不恃客观所能得之资料以为其研究对象。而其资料愈简单、愈固定者则其科学之成立也愈易，愈反是则愈难。”②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既吸收借鉴以往研究的成果，又更加注重对第一手数据和材料的发掘、爬梳与运用。从著作所引用史料来看，涉及报刊、档案、书信、回忆录等，书中涵括了大量关于近代慈善发展的数据、表格，这无疑增强了文本的直观性、易读性。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力图摆脱传统史学陈旧观念的制约，从孤立、封闭的研究转向综合、开放、跨学科的研究，以一种包容的态度来吸收和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项目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并运用了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如对慈善事业进行区域研究，以历史时期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联系密切且自然地理环境相同或相近的为一大区域，从而改变以往研究以一省一地为研究对象的状况，这样更有利于揭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差异。同时，该项目还尝试运用灾害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进行创新性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以往单一运用历史学科的史料分析法。 在国内外慈善研究的知名学者、中国慈善研究领域的重要开拓者和领军人物周秋光教授看来，中国慈善史的研究对象，应是社会慈善整体发展的全进程，即以近代所发生、发展的慈善事业为研究对象。因此，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包括慈善思想、慈善人物、慈善组织、慈善法制、宗教慈善、区域慈善等诸多方面。具体到每一编次，又根据当时社会慈善的情况着重考察慈善事业在近代社会的演变与发展及其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也就是说，每一卷都围绕着“慈善”来展开，但每一卷所论及的“慈善问题”又不尽相同。同时也不是单纯描述和反映慈善现象和慈善问题，而是对原有研究的进一步归纳和深入分析。例如在对“慈善思想”这一命题进行阐述时，分两个层次讨论了近代慈善思想形成的历史起因：从近因上看，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俗东传及近百年来的社会变迁，导致了清末民初慈善观念的极大变化；从远因上看，传统慈善思想是近代慈善公益观发生嬗变的土壤与养分，故而首先对中国传统的慈善思想作了鸟瞰式概述，从宏观上把握儒家、墨家、道家（教）、法家慈善思想以及西汉传入中土的佛教慈善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中国近代慈善思想的演进历程，一方面是传统慈善思想在近代社会的继续流布，另一方面则是西方慈善思想多轨传入，使中国传统慈善思想渐渐开始向近代转型与变迁。该著并认为在此期间，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若干新型慈善公益观念，它所包含的内容体现了当时国人对慈善性质、慈善动机、慈善社会定位和功能、慈善主体等问题的思考，为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提供了社会舆论环境，发挥了理论先导作用。
《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在对近代中国慈善研究的基本问题以及前述七大编次进行研究基础上，最后得出五大结论：其一，近代慈善事业是中西慈善文化融合的结果，它体现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慈善事业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部分。其二，近代慈善事业空前繁荣与突出，与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是同步的。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社会的维系离不开慈善，亟须慈善救助。其三，近代慈善事业充分发挥了其社会救助的功能，一是慈善救济，二是慈善教育，前者是救人之“身”，后者是救人之“心”，而与传统慈善相比较，近代慈善更注重教养兼施，慈善教育功能作用更大，影响更广。其四，近代慈善事业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移风易俗，维系了社会稳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和谐、良性发展。其五，近代慈善事业充分显示了近代民族精神，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近代慈善事业在救济国内贫弱人群的同时，也开始跨出国门、走向国外，去救助发生国难的国家，反映了近代慈善事业的民族性。
任何事物、事件或社会现象都具有两面性，在成绩斐然的光彩渲染下，《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也不乏一些欠缺与不足：其一，在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分为八个区域进行讨论时，忽略了各区域之间的历史、社会、经济差异，比较研究尚不够充实，对各大区域慈善事业发展的自身特色与影响的揭示也不明显。其二，项目涉及了诸多慈善家，但欠缺从慈善家群体的角度去深入探讨其与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相关的一些问题，且这些慈善家都为国人，对近代外籍慈善人物尚未作个案的深入剖析。其三，对于慈善组织（慈善事业）与清政府与民国政府的关系还探讨得不够深入，有待深化。其四，本项目成果征引多为地方志、报刊、征信录（报告书），中外文档案的征引亦尚不够广泛，特别是研究基督教在华慈善事业，原始的外文文献有所欠缺。
当然，上述的种种不足与欠缺，或是资料欠缺，或是已有现有成果而不能创新突破者，希望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深入和加强。正如项目主持者周秋光教授在前言里所说：“现有思路与研究都是为今后全面系统地进行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做好准备。”因而对于该部著作存在的缺漏瑕疵，我们有理由坚信这些问题会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慈善通史》（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