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许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可能不会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河北省领导机构（包括新闻、文学等）由保定迁至天津，直至六十年代前期“文革”前才又迁至新的省会石家庄。在天津的几年中，就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清楚记得那是一个“大跃进”之后的调节恢复阶段，在文学艺术上由比较“紧”转向相对宽松的氛围。至少我个人感觉是：天津市与河北省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盛花期”。当时间过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回忆并梳理一下当时的一些片断，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河北省的创作队伍汇入天津之后，显现出一番更为兴盛的局面。在能够发表文学作品的阵地方面，除了天津作协的《新港》文学月刊，《天津日报》《天津晚报》（《今晚报》的前身）的副刊，又增加了《河北文学》（一度曾称为《蜜蜂》）和《河北日报》“布谷”副刊等等（且不论能够出书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这便使专业作家和广大业余作家有了较广阔的施展平台。
　　毫无疑问，文学创作的兴盛和水平，必须由创作者的实力加以体现。那时天津作协和《新港》月刊在新华路223号，河北省文联和《河北文学》在营口道58号，再加上《河北日报》在赤峰道劝业场附近，《天津日报》和《天津晚报》在鞍山道，彼此相距都不很远，这几个“点”组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不大不小的“盛花期”比较完整的网络。当时我在《新港》文学月刊工作，对这个文学之“网”的运行态势印象极深。
　　然而，毕竟文学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大的形势的制约，在这一时间段的前期，“大批判”的声波仍时有冲击。例如对个别小说和杂文的批判还是有一定声势的。但与后来的“文革”不同的是：只限于“文批”，而没有“武斗”，对作者本人尚未进行什么组织处理。而且随着六十年代初“广州会议”（即广州戏剧座谈会，陈毅等权威人士发表了讲话）的召开，气候渐行平和，文艺创作的空间相对宽松，类似上边的批判也自然沉寂下去。
　　所以这个不大不小的“盛花期”正是在此种正常的气氛中出现的，而且可贵地持续了一段时间。
　　另外，与此相关的就是河北省和天津市的有关领导部门也有一些具体举措同时跟进，1962年春节过后在河北宾馆（今天津宾馆）召开的全省诗歌座谈会就是突出的一例。这次座谈会是由省委宣传部举办，有省市诗人，较有实力的业余作者，报刊的诗歌编辑以及诗歌研究者约三四十人参加，持续数日。著名诗人田间自始至终在场。我记得中心议题是诗歌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如何与人民的呼声和愿望紧密相连；诗歌艺术包括形式如何使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如何做到多样化。但有一个原则，那就还是要尽量使大多数人看懂，听懂，而完全看不懂听不懂的诗肯定是没有前途的。这些观点和意见在当时都得到与会者大多数人的认同。过了若干年后我一直在想：任何的看法和观点当然都有一定的时代性，但一些基本的东西却具有颠扑不破的合理因素，应该是不受某个时间节段的这样或那样影响而根本改变其思想内核。当然，其外部形式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某种改变，这就是合情合理的与时俱进。
　　这次诗歌座谈会开得比较活，还举行了诗人的新作朗诵会，田间也在会上朗诵了他的新作政治诗，约五六十行，完全是他平时说话时的安徽无为口音。记得其中有一句是“弱者也完全能够打败强者”。语尾的“者”字近似普通话的“宰”音，但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自成一种韵律。
　　由于是属于“省会”的角度，此会也包括河北省各地市和驻军的基本作者。当时正处于活跃期的部队（石家庄驻军）诗人峭石在会上发言热烈，他的诗富于激情，军旅意味浓郁，句式短促明快，当时遍及国内多家报刊。还有当时才只二十多岁的部队诗人新秀王石祥，其《兵之歌》写得也很有特点。他也参加了座谈会，并谈了他部队生活的体验。
　　天津市作家协会党组也采取了一些助推文学创作的实际措施：强调深入生活，在坚持生活的基础上写出好作品。《新港》的常务副主编万力同志支持编辑同志的业余创作，而且主动为深入生活创造条件。我本人就深有体验，当时每年夏、冬两度借回胶东故乡探亲多住些时日，体验农村生活，编辑部领导都是准假的。生活果然是文学创作之母。我的乡土诗《支书家的新嫂子》（发表于《诗刊》1963年5月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的，在当时盛行的首都诗歌朗诵会上，演员以山东方言朗诵效果更佳。稍后一些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等来天津市作家协会组稿，也是在作协党组副书记孙振（雪克）等同志的支持下，我才得以去天津东亚毛纺厂体验生活达一个月，回来写出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篇小说《文明地狱》。当时的老作家杨润身虽然身体不好，但创作生命也很旺盛。其实老杨那时才不过四十岁左右，却表现出党员作家的长者风，他不但深入农村生活做出了楷模，还为后生作者稍有成绩而喜悦，我清楚记得他在作协的一次党员会上发言，为《文明地狱》的出版进行鼓励，长者同行的激励使我终生受益，也使我深深感到同行未必都“相轻”，而决定的因素是人的品格和境界。
　　我清楚记得：在那一时期，无论是河北省还是天津市的老中青作家均甚活跃。如颇具实力的作家李满天、张庆田等均有力作问世。原属河北后在天津市作家协会《新港》任编辑的青年作家韩映山，以他那意味浓郁的短篇小说和散文体现了“荷花淀”派风格的独特风韵。而梁斌的长篇新著《播火记》和孙犁重新增修的《风云初记》都在《新港》文学月刊连载，成为《新港》的“压刊”之作。
　　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深入生活，都离不开适宜的社会环境，离不开领导的必要支持，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但绝不意味着可以孤立地存在。在这个不大不小的“盛花期”中，同辈间的协作与相互切磋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事例。还是在我大学未毕业时，“五四”运动四十周年应天津人民出版社之约，与另一同学合写《五四运动话天津》一书。《河北日报》文艺部听到此讯息，便由韦野同志来到南开大学中文系，他用了大半天时间浏览了十几万字的书稿，初步意见是在他们报纸上连载，后来虽因情况有变改为选载了其中几章，但从此与老韦结缘，他经常约我为他们的“布谷”副刊写稿，不是诗歌，就是散文，频繁的阶段几乎每月都有作品见报。对一个写作经验不多的在校大学生业余作者，能够如此加意扶持，实在是难得之至，也令我内心感动之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毕业工作之后。而这种友情始于我在文学事业的初创时期，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其实那时这样的编辑何止一二，总的说来已经形成为一种良好风气，据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时所见，《天津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就常去采风。我的第一首诗《小马枪》就是他们在中文系墙报上发现后无声地抄录回去发表在副刊上。难怪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后，一时竟诧异莫名。
　　那时在同行作者之间，虽然没有现在这样的“沙龙”的形式，但平时偶有接触，交流切磋作品也非常习惯。就诗歌领域而言，那时在天津，韦野同志也起到一定的组织作用。他本身就是诗人，再加上一种责任感和热情，与一些比较活跃较有实力的诗人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系。诸如闵人、白金、柴德森等，因为相距都不远，见面是比较经常的。见了面极少扯别的闲话，真的就是诗歌的话题。陶渊明当年是“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而我们是“相见无杂言，互道写诗忙”。那时在市里召开的广场大会上，如声援古巴人民的反帝斗争，诗人们几乎无不参与，激情朗诵自己的诗作。菲德尔·卡斯特罗成为诗中频频出现的名字。
　　那时河北大学也在天津，他们中有一个班级，就出了好几位诗作者的尖子，有浪波、堯山壁、聪聪等。他们的诗文创作在初萌阶段即呈现出不俗的水准，令人可喜。我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大型诗歌（或诗词）研讨会上与他们晤面，亲切、热诚地相互切磋，印象极深。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河北省领导机构即将离津而迁至新的省会石家庄，我的文友韦野同志当然也要随报社迁移。记得是一个下午，我应约去他在接近南郊的一栋新楼上的三居室。他刚分得房子又要走了，难免有点怅惘。而我为他送行，总觉得此番别后很可能长时间难再相见。预感有时还是很准的，果不其然，后来的十一二年间彼此失去了联系。
　　但就是上述节段，便使我终生难忘：它，难说是完美，重要的是具有一定的激情与正气，使人感到一定的适宜度和温润，也有与那个时代相适应的作为与成就，所以我称之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盛花期”。
　　编辑：耿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