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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拜伦诺曼武士的家族传统加之他生活的社会时代背景，造就了其公子哥和革命者的双重性格，使他成为一个矛盾统一体。本文试图从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所塑造的两个人物形象，探究拜伦人格中孤独忧郁的公子哥气质和积极入世的革命战斗者的双面性。
【关键词】：拜伦;人物形象;人格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19世纪初期英国诗坛上最伟大的诗人，被称为浪漫主义诗派的“宗主”（鲁迅语）。他诺曼武士的家族血统加之当时的时代背景（诗人身为贵族却被贵族排挤;欧洲反动势力嚣张，但要求自由的愿望却十分强烈），造就了他的双重人格（既孤独忧郁又积极入世）。这种人格张力在其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得以充分的显示。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一部题材新颖，思想深刻的浪漫主义长诗。它的创作历时8年之久，是诗人两次亲游欧洲各国的见闻录。长诗一、二两章为拿破仑战争时期作者第一次漫游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见闻;三、四两章则是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诗人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的感想。长诗真实的反映了19世纪初期欧洲的社会风貌。在叙事与抒情的交叉叙述中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拜伦个体。
长诗除了异域自然风光，各地风土人情的叙述之外，还向我们塑造了两个绝妙的人物形象：恰尔德?哈洛尔德和“我”。两个形象各代表了诗人人格中的一面，相辅相成，构成了拜伦这个矛盾统一体。
作者在第一、二章的序言里就阐明了塑造恰尔德?哈洛尔德该人物形象的用意：“为了让这部作品多少有点连贯性，就放进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哈洛尔德只是个幻想的产儿。”[1] 但哈洛尔德的形象确实有诗人的影子，他是拜伦首次塑造的一个所谓“拜伦式英雄”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贵族青年的精神面貌（想要有所作为却又找不到出路，同情被奴役的人民却又不愿与人民为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恰尔德?哈洛尔德是个孤独的漂泊者。他出生于英国破落的贵族家庭，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白天过着放浪的生活，十分荒唐，夜晚也总是笑乐欢狂，闹个通宵达旦。”[2]
但在“还没有过完他一生的三分之一”时，“便陷入了酒醉饭饱后的苦闷境地”。他感到了这种生活的空虚，厌烦了荒唐的放浪生活，“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他的祖国”，去流浪海外，寻求另一种生活以排除内心深处的忧思与哀怨。他在感伤的“晚安曲”中远离了国土，驶向了异乡。他企图通过去国远游来医治心灵的创伤，结果反而使心都碎了。随着游迹的远行，他对欧洲现实的认识也日益深刻，人生的虚伪、世态的炎凉伤透了哈洛尔德的心。但面对此种场景，哈洛尔德想到的不是身先士卒，加入到反压迫、反奴役的队伍中去，而是发出了“要离去，永远离去”的呼喊，他只愿做个旁观者，而不愿付诸行动。但哈洛尔德的性格还是在发展着的，因为此时的他已不会再找女色和酒杯去摆脱那忧郁的情绪了，而是快得像飞一样的骑马赶他的旅程，急不可耐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去浏览各式各样的风景。随着时光的离去，哈洛尔德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孤独与忧郁：
“而那忘不掉往事的心何独不然，破碎的活着;它冰冷、憔悴而孤独，在漫漫长夜里悲痛得不能成眠，躯壳不死，它的愁苦总难以消除，那种苦痛深藏不露，因为是言语无法倾诉。”[3]
由此，作者赋予了哈洛尔德这个形象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是拿破仑战争时期西方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由于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无法与人民群众一起投入斗争，因此找不到救世的出路，从而陷入无限的悲观绝望中。或许正是体悟到了哈洛尔德作为贵族公子哥的代表，只能放逸自留，无法找到人生航程中的正确的航行目的地，于是作者又在长诗叙事中插入了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我”。这个形象及时弥补了哈洛尔德性格中的不足。叙述与抒情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诗人思想感情的整体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积极入世的一面。
抒情主人公“我”，是一个积极干预生活的战士。他热情洋溢、目光犀利、热爱生活、追求自由、敢于揭露、长于讽刺，对旅途中的见闻及时果敢的作出评论。这种干涉在第一、二章中或许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在三、四章中却极为普遍，尤其在第四章中，几乎全部是“我”与读者的直接对话。他是反专制暴政的坚强斗士和进步思想的代表：“虽然乌云遮住阳光，白天还是白天，人也需怀着破碎的心活下去，直到度完残年。”[4] 他谴责英国的强盗行为，把拿破仑比作狮子，把神圣同盟比作豺狼。他坚信自由和正义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但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招展着，就像雷雨似的迎接狂风;你的 号角虽然中断，余音渐渐低沉，依然是暴风雨后的最嘹亮的声音。”[ 5 ]
这一切都表现出诗人作为积极进步的革命家的壮烈情怀。
长诗在叙事结构（抒情主人公“我”贯穿全诗）上的这种巧妙安排，给了作者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诗人根据自己游历的见闻天马行空地抒发着自己的见解，充分自由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抒情评论成为了长诗的主体，这种结构安排正好迎合了诗人不受约束、爱自由的天性。
将哈洛尔德和抒情主人公“我”两者相比，一个忧郁、悲观，逃离现实，一个积极入世，亲自参加民主革命斗争，这两个性质相反的形象都带有诗人自传的成分。哈洛爾德是诗人贵族公子哥气质的外显，抒情主人公“我”则是时代背景下诗人革命战士情结的外露。哈洛尔德增添了诗人忧郁的气质，而抒情主人公“我”则弥补了诗人个人主义特征的不足，两者相辅相成，便构成了拜伦的伟大。很显然，两者之间是后者占了上风，这使得诗人遭到当时贵族阶级的排挤，但也正是诗人身上的这种革命战士气质，才凸显出拜伦的进步与伟大！
参考文献：
[1]【英】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M].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潘耀瑔.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J].武汉大学学报，1918年第4期。
[3]王化学.时代的最强音——拜伦之《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4卷第6期。
[4]陈文.《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浪漫情怀[Z]. 诗苑品鉴 芒种 总第437期。
【关键词】：拜伦;人物形象;人格
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19世纪初期英国诗坛上最伟大的诗人，被称为浪漫主义诗派的“宗主”（鲁迅语）。他诺曼武士的家族血统加之当时的时代背景（诗人身为贵族却被贵族排挤;欧洲反动势力嚣张，但要求自由的愿望却十分强烈），造就了他的双重人格（既孤独忧郁又积极入世）。这种人格张力在其长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得以充分的显示。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是一部题材新颖，思想深刻的浪漫主义长诗。它的创作历时8年之久，是诗人两次亲游欧洲各国的见闻录。长诗一、二两章为拿破仑战争时期作者第一次漫游葡萄牙、西班牙、希腊、阿尔巴尼亚等国的见闻;三、四两章则是拿破仑滑铁卢战败后，诗人在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地的感想。长诗真实的反映了19世纪初期欧洲的社会风貌。在叙事与抒情的交叉叙述中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拜伦个体。
长诗除了异域自然风光，各地风土人情的叙述之外，还向我们塑造了两个绝妙的人物形象：恰尔德?哈洛尔德和“我”。两个形象各代表了诗人人格中的一面，相辅相成，构成了拜伦这个矛盾统一体。
作者在第一、二章的序言里就阐明了塑造恰尔德?哈洛尔德该人物形象的用意：“为了让这部作品多少有点连贯性，就放进了一个虚构的人物;……哈洛尔德只是个幻想的产儿。”[1] 但哈洛尔德的形象确实有诗人的影子，他是拜伦首次塑造的一个所谓“拜伦式英雄”的形象，代表了当时社会上一部分贵族青年的精神面貌（想要有所作为却又找不到出路，同情被奴役的人民却又不愿与人民为伍），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恰尔德?哈洛尔德是个孤独的漂泊者。他出生于英国破落的贵族家庭，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
“他白天过着放浪的生活，十分荒唐，夜晚也总是笑乐欢狂，闹个通宵达旦。”[2]
但在“还没有过完他一生的三分之一”时，“便陷入了酒醉饭饱后的苦闷境地”。他感到了这种生活的空虚，厌烦了荒唐的放浪生活，“终于下定决心要离开他的祖国”，去流浪海外，寻求另一种生活以排除内心深处的忧思与哀怨。他在感伤的“晚安曲”中远离了国土，驶向了异乡。他企图通过去国远游来医治心灵的创伤，结果反而使心都碎了。随着游迹的远行，他对欧洲现实的认识也日益深刻，人生的虚伪、世态的炎凉伤透了哈洛尔德的心。但面对此种场景，哈洛尔德想到的不是身先士卒，加入到反压迫、反奴役的队伍中去，而是发出了“要离去，永远离去”的呼喊，他只愿做个旁观者，而不愿付诸行动。但哈洛尔德的性格还是在发展着的，因为此时的他已不会再找女色和酒杯去摆脱那忧郁的情绪了，而是快得像飞一样的骑马赶他的旅程，急不可耐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去浏览各式各样的风景。随着时光的离去，哈洛尔德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孤独与忧郁：
“而那忘不掉往事的心何独不然，破碎的活着;它冰冷、憔悴而孤独，在漫漫长夜里悲痛得不能成眠，躯壳不死，它的愁苦总难以消除，那种苦痛深藏不露，因为是言语无法倾诉。”[3]
由此，作者赋予了哈洛尔德这个形象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是拿破仑战争时期西方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们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由于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无法与人民群众一起投入斗争，因此找不到救世的出路，从而陷入无限的悲观绝望中。或许正是体悟到了哈洛尔德作为贵族公子哥的代表，只能放逸自留，无法找到人生航程中的正确的航行目的地，于是作者又在长诗叙事中插入了一个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我”。这个形象及时弥补了哈洛尔德性格中的不足。叙述与抒情的完美结合，体现了诗人思想感情的整体性，也让我们看到了作者积极入世的一面。
抒情主人公“我”，是一个积极干预生活的战士。他热情洋溢、目光犀利、热爱生活、追求自由、敢于揭露、长于讽刺，对旅途中的见闻及时果敢的作出评论。这种干涉在第一、二章中或许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在三、四章中却极为普遍，尤其在第四章中，几乎全部是“我”与读者的直接对话。他是反专制暴政的坚强斗士和进步思想的代表：“虽然乌云遮住阳光，白天还是白天，人也需怀着破碎的心活下去，直到度完残年。”[4] 他谴责英国的强盗行为，把拿破仑比作狮子，把神圣同盟比作豺狼。他坚信自由和正义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但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而仍飘扬天空，招展着，就像雷雨似的迎接狂风;你的 号角虽然中断，余音渐渐低沉，依然是暴风雨后的最嘹亮的声音。”[ 5 ]
这一切都表现出诗人作为积极进步的革命家的壮烈情怀。
长诗在叙事结构（抒情主人公“我”贯穿全诗）上的这种巧妙安排，给了作者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诗人根据自己游历的见闻天马行空地抒发着自己的见解，充分自由的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使抒情评论成为了长诗的主体，这种结构安排正好迎合了诗人不受约束、爱自由的天性。
将哈洛尔德和抒情主人公“我”两者相比，一个忧郁、悲观，逃离现实，一个积极入世，亲自参加民主革命斗争，这两个性质相反的形象都带有诗人自传的成分。哈洛爾德是诗人贵族公子哥气质的外显，抒情主人公“我”则是时代背景下诗人革命战士情结的外露。哈洛尔德增添了诗人忧郁的气质，而抒情主人公“我”则弥补了诗人个人主义特征的不足，两者相辅相成，便构成了拜伦的伟大。很显然，两者之间是后者占了上风，这使得诗人遭到当时贵族阶级的排挤，但也正是诗人身上的这种革命战士气质，才凸显出拜伦的进步与伟大！
参考文献：
[1]【英】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M].杨熙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2]潘耀瑔.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J].武汉大学学报，1918年第4期。
[3]王化学.时代的最强音——拜伦之《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4卷第6期。
[4]陈文.《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浪漫情怀[Z]. 诗苑品鉴 芒种 总第4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