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先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的谭平是一位备受尊重的艺术教育推动者,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抽象艺术家之_。从国内到国外,从具象到抽象,绘画代表他“思想的跃动与心灵的震颤”。在个展“行”前夕,谭平向我们讲述了他三十年艺术生命的运动轨迹。
Beyond Time
少年的谭平本是更喜欢绘画的,但在80年代高考刚刚恢复之时,和很多人一样,谭平对于专业的选择往往是基于更为现实的考虑。“报考版画系可以说是权宜之计,在进入中央美院版画系后,大多数时间仍迷恋于绘画创作。”甚至他在专业上选择铜版画,都是看中其与素描在图像形式上的关联,那种痕迹与质感上的相似。从_开始,这种对于创作媒介无法抉择的模糊,为谭平于油画、木版画、铜版画等多种媒介中切换的创作埋下伏笔。
毕业创作对于80年代的美院学生而言意味深长,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无不是在毕业展上一战成名。对谭平而言,毕业创作《矿工》也是将其留在美院,甚至牵起之后近三十年关联的重要节点。那时,在美术界有一股西藏热。藏区的纯粹与信仰,藏民所带有的原始旺盛的生命力,满足了当时的创作者对生命热情的渴望。1984年,即将毕业的谭平却选择了一种与旺盛、热烈完全相反的方式,将关注点投射在矿工身上——那些深入地下,在黑暗中挖掘黑暗的人们。谭平在北京附近找到一个小煤矿,兴隆煤矿他与矿工们同吃同住,在井上画了很多速写,在井下只能依靠感受与记忆。“井下的矿工如同黑色的幽灵,看不到脸,只剩下头上的矿灯,却又是一个个生命,已然脱离了人的形态。”墨色涂满铜版,在擦拭中寻找光亮,以一种清洗的方式,完成对生命的描述,画面中没有情节,是一种浓重的色块化的方式,有着对于形体的出走和消解,完成对生命厚重的着色。这组《矿工》让谭平在毕业展览上获得好评,留校执教。谭平执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方力钧他们班。面对不听话甚至不愿学习版画的学生,谭平为绘画训练设置的游戏规则,每一次新的课程就是新的挑战,这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观念上从被动变主动。”如今,这个班上的很多人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艺术家,如方力钧、刘玮、洪浩,杨茂源等。
1989年,谭平拿到德国文化艺术交流奖学金,进入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自由绘画系留学。这段经历当他谈到其抽象绘画的来源时被反复提及。的确,德国人生来的严谨与理性,使其在抽象绘画的表达上成为重要一脉。但谭平对于抽象的讨论却早在留学之前便有着自主性。在国内,创作《视觉》时,由于偶然,铜版在遗忘中被动地延长了腐蚀的时间,最终得到的是破碎的铜版,但在原有图像的模糊之中,谭平寻找到边缘的残缺,这次意外所得的消解,在不经意间将谭平的创作从画面的内部导向边缘。回忆起留学德国对自己最大的影响,谭平反而不认为是抽象的直观,而是建立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对如何看待中国当时的艺术有着自省的深入,同时对本不亲密的技法有了重新的认识。装置《时间》及《书》作为谭平留学的谢幕作品,同时将其创作从平面的二维拉伸进空间之中,更是在其中加深了时间的贯彻。铜版画本就有着时间经历的媒介,在一种浸泡的腐蚀中,以切肤之痛留下痕迹。谭平将过程中的时间拉长,同时赋予创作需要之外的意义。十几条由铜版印制的长达八米的黑线完成对于建筑的占领。而《书》则将时间的准确分段以铜版的方式记录,完成一次最自然的对时间的记录。
1994年,谭平回国,担负起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的创办工作。设计专业以崭新的方式回归到学科框架中。从1994年到2001年,谭平—直在教学的第一线从事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的工作。完成设计学科从无到有的构建并非易事,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创作只能被冷落,成为缝隙中片刻的坚持。但谭平从未放弃,他将版画的创作与设计的内在进行关联,以20×20基本的瓷砖规格作为版画的基本尺寸,在拓印的过程中保持对差异的期待,在复制中记录情绪与状态的不同,将差异置于微弱之中。
2005年,父亲病重,对谭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亲人血脉相连,令他对这种生死的疼痛体会得更为深切,当他在上海的肿瘤医院观看手术时,冲击达到了极致。谭平选择拿起画笔,创作了《覆盖》系列,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表现细胞的扩散。从圆出发,在—种带有病毒性扩张的旺盛之中,却暗藏着对生命的吞噬,来自负面的细胞是对濒临死亡的生命的比喻。死亡从未如此靠近,画面也多被黑灰抑制着,恰是讲述本身,依旧是对生命力的强调。父亲康复,谭平却没有放弃圆这种图像,身体上的体会成为了讨论的原点,随着情绪的转换,圆也渐渐脱离对细胞微观忠实的描述,更为抽象恣意。画面的色彩也随着生的渴望而日渐明亮,红色和蓝色开始闯入画面,过去层叠的繁杂也渐渐清晰。对谭平而言,抽象是摆脱束缚寻找自由的过程,但非所有人都会使用自由。用谭平自己的话说,面对不同的创作媒介,他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在铜版、油画、木刻、炭笔等不同媒介之间的切换却不单单是出自一种创作的需求,更是与当下相关的自主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使用,总有不同的感悟。
2012年12月,谭平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1?”,这也是首个进入中国美术馆主展厅的抽象展览。在具有标志性的圆形展厅中展出,似乎是对谭平创作的一种呼应。面对这次展览,谭平是纠结的,他一次次地去看美术馆的展厅,以在现场的方式思考方案。“我最终选择不以非常隆重或者经典的方式去做,而是将现场的空间与社会性、象征性糅合起来,让作品画一道线就结束了。”谭平用《 40m》这种方式本身设置了一个命题,画一条线作为答案,同时也向观众提问。这次时隔多年,他选择了木刻版画的方式,六小时保持行进的篆刻,这更是一场对身体和创作的双重考验。线条延续40米,每一次颤抖、每一笔停顿都在这一线上。
从最初的闭合,到直线的蔓延,线成了谭平创作中的基本图像,他视其为一个打开的过程。从细胞的圆形开始,从最初对微观的真实记录,到被治愈时散点式的分布,最终在《 40m》中,圆的弧度被打开,是线,也是一个开放的圆,自此图像和情绪都完成了释然的解放。 2014年,谭平以“彳亍”为题,在798艺术区的偏锋新艺术空间举办个展,记录又一次的前行。在碎片化的时间中,谭平将创作本身顺应时间,选择在进入绘画训练之初所熟悉的材料——炭笔,完成圆的分解。看似松散的线的分布,有着内在关联,首尾衔接,有着身体上的相连,但又有不做停留的果断。
从“1划”中《 40m》的六小时,到“彳亍”中《素描》的两分钟,同样是基于时间,谭平却通过对规则的设定完成了截然不同的身体表达。这种颇具反差的相对本身,是看待时间的不同方式。《 40m》强调时间的延续,以视觉的长度完成对于时间的丈量,身体在之中遭受的阻力作为感受的基础而存在。而《素描》则以炭笔为媒介,本身就缩短了身体与图像之间的距离,当炭笔在纸上行进之时,留下痕迹也消磨自己,在有限的片段中,最初的笔痕和炭的碎片一同被快速抹去,留下背景般的灰度模糊,新的笔触覆盖其上,这无疑是关于消解和时间的逝去。
在谭平看来,视觉本身不单单存在于所谓作品完成的表层,更发生于空间之内。“我更愿意保持走动,在移动中为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寻找合适的定位。”在抽象图像之外,他更是在不同的空间设置了观看的规则。《-40m》将木刻的刻板置于高处,在一种不可辨的观看距离中建立—种庄严感。而《 40m》的环形动线则是平视的,在伴随式的行走中完成对创作身体轨迹的复写,加强了观者的感受。而在最新的展览中,谭平将作品置于一楼,以松散的方式陈列,观众只能通过二楼完成俯视,不在当局之迷,而是冷静地旁观。谭平希望以这种方式唤起自省。
2014年9月,谭平离开了花家地南街八号——五作、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就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这无疑同样是一次观看视角的切换。在年末行政事务的复杂之中,对话的过程被一次次到访打断,谭平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沿着制度的工作对他而言并非难事。“我还是喜欢教育,喜欢画画。”教育者与创作者的双重身份的附叠,已经无法从谭平身上剥离。“彳亍”忠实地记录了这种交错的复杂,情绪上的难解自然溢于绘画之上。工作环境的变化给了谭平更多的创作时间,也使得他希望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年底,谭平与苏格兰威士忌品牌ARRAN首度合作,选择了新展中的三件作品作为酒标。以黑白的线条方式对应酒的纯粹,尽管谭平并非嗜酒之人,但这样的合作作为创作之外的可能,同样令人愉悦。
至于创作,变化是必然的,面对下一步,谭平的回答是,“我还在等待。”
这是—种交给时间的方式,—如既往。
Beyond Time
少年的谭平本是更喜欢绘画的,但在80年代高考刚刚恢复之时,和很多人一样,谭平对于专业的选择往往是基于更为现实的考虑。“报考版画系可以说是权宜之计,在进入中央美院版画系后,大多数时间仍迷恋于绘画创作。”甚至他在专业上选择铜版画,都是看中其与素描在图像形式上的关联,那种痕迹与质感上的相似。从_开始,这种对于创作媒介无法抉择的模糊,为谭平于油画、木版画、铜版画等多种媒介中切换的创作埋下伏笔。
毕业创作对于80年代的美院学生而言意味深长,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无不是在毕业展上一战成名。对谭平而言,毕业创作《矿工》也是将其留在美院,甚至牵起之后近三十年关联的重要节点。那时,在美术界有一股西藏热。藏区的纯粹与信仰,藏民所带有的原始旺盛的生命力,满足了当时的创作者对生命热情的渴望。1984年,即将毕业的谭平却选择了一种与旺盛、热烈完全相反的方式,将关注点投射在矿工身上——那些深入地下,在黑暗中挖掘黑暗的人们。谭平在北京附近找到一个小煤矿,兴隆煤矿他与矿工们同吃同住,在井上画了很多速写,在井下只能依靠感受与记忆。“井下的矿工如同黑色的幽灵,看不到脸,只剩下头上的矿灯,却又是一个个生命,已然脱离了人的形态。”墨色涂满铜版,在擦拭中寻找光亮,以一种清洗的方式,完成对生命的描述,画面中没有情节,是一种浓重的色块化的方式,有着对于形体的出走和消解,完成对生命厚重的着色。这组《矿工》让谭平在毕业展览上获得好评,留校执教。谭平执教的第一个班,就是方力钧他们班。面对不听话甚至不愿学习版画的学生,谭平为绘画训练设置的游戏规则,每一次新的课程就是新的挑战,这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最重要的目的是让学生在观念上从被动变主动。”如今,这个班上的很多人成为了中国当代艺术中的重要艺术家,如方力钧、刘玮、洪浩,杨茂源等。
1989年,谭平拿到德国文化艺术交流奖学金,进入德国柏林艺术大学自由绘画系留学。这段经历当他谈到其抽象绘画的来源时被反复提及。的确,德国人生来的严谨与理性,使其在抽象绘画的表达上成为重要一脉。但谭平对于抽象的讨论却早在留学之前便有着自主性。在国内,创作《视觉》时,由于偶然,铜版在遗忘中被动地延长了腐蚀的时间,最终得到的是破碎的铜版,但在原有图像的模糊之中,谭平寻找到边缘的残缺,这次意外所得的消解,在不经意间将谭平的创作从画面的内部导向边缘。回忆起留学德国对自己最大的影响,谭平反而不认为是抽象的直观,而是建立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角度,对如何看待中国当时的艺术有着自省的深入,同时对本不亲密的技法有了重新的认识。装置《时间》及《书》作为谭平留学的谢幕作品,同时将其创作从平面的二维拉伸进空间之中,更是在其中加深了时间的贯彻。铜版画本就有着时间经历的媒介,在一种浸泡的腐蚀中,以切肤之痛留下痕迹。谭平将过程中的时间拉长,同时赋予创作需要之外的意义。十几条由铜版印制的长达八米的黑线完成对于建筑的占领。而《书》则将时间的准确分段以铜版的方式记录,完成一次最自然的对时间的记录。
1994年,谭平回国,担负起了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的创办工作。设计专业以崭新的方式回归到学科框架中。从1994年到2001年,谭平—直在教学的第一线从事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系的工作。完成设计学科从无到有的构建并非易事,在忙碌的教学工作中,创作只能被冷落,成为缝隙中片刻的坚持。但谭平从未放弃,他将版画的创作与设计的内在进行关联,以20×20基本的瓷砖规格作为版画的基本尺寸,在拓印的过程中保持对差异的期待,在复制中记录情绪与状态的不同,将差异置于微弱之中。
2005年,父亲病重,对谭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亲人血脉相连,令他对这种生死的疼痛体会得更为深切,当他在上海的肿瘤医院观看手术时,冲击达到了极致。谭平选择拿起画笔,创作了《覆盖》系列,以更为直接的方式表现细胞的扩散。从圆出发,在—种带有病毒性扩张的旺盛之中,却暗藏着对生命的吞噬,来自负面的细胞是对濒临死亡的生命的比喻。死亡从未如此靠近,画面也多被黑灰抑制着,恰是讲述本身,依旧是对生命力的强调。父亲康复,谭平却没有放弃圆这种图像,身体上的体会成为了讨论的原点,随着情绪的转换,圆也渐渐脱离对细胞微观忠实的描述,更为抽象恣意。画面的色彩也随着生的渴望而日渐明亮,红色和蓝色开始闯入画面,过去层叠的繁杂也渐渐清晰。对谭平而言,抽象是摆脱束缚寻找自由的过程,但非所有人都会使用自由。用谭平自己的话说,面对不同的创作媒介,他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在铜版、油画、木刻、炭笔等不同媒介之间的切换却不单单是出自一种创作的需求,更是与当下相关的自主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使用,总有不同的感悟。
2012年12月,谭平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展“1?”,这也是首个进入中国美术馆主展厅的抽象展览。在具有标志性的圆形展厅中展出,似乎是对谭平创作的一种呼应。面对这次展览,谭平是纠结的,他一次次地去看美术馆的展厅,以在现场的方式思考方案。“我最终选择不以非常隆重或者经典的方式去做,而是将现场的空间与社会性、象征性糅合起来,让作品画一道线就结束了。”谭平用《 40m》这种方式本身设置了一个命题,画一条线作为答案,同时也向观众提问。这次时隔多年,他选择了木刻版画的方式,六小时保持行进的篆刻,这更是一场对身体和创作的双重考验。线条延续40米,每一次颤抖、每一笔停顿都在这一线上。
从最初的闭合,到直线的蔓延,线成了谭平创作中的基本图像,他视其为一个打开的过程。从细胞的圆形开始,从最初对微观的真实记录,到被治愈时散点式的分布,最终在《 40m》中,圆的弧度被打开,是线,也是一个开放的圆,自此图像和情绪都完成了释然的解放。 2014年,谭平以“彳亍”为题,在798艺术区的偏锋新艺术空间举办个展,记录又一次的前行。在碎片化的时间中,谭平将创作本身顺应时间,选择在进入绘画训练之初所熟悉的材料——炭笔,完成圆的分解。看似松散的线的分布,有着内在关联,首尾衔接,有着身体上的相连,但又有不做停留的果断。
从“1划”中《 40m》的六小时,到“彳亍”中《素描》的两分钟,同样是基于时间,谭平却通过对规则的设定完成了截然不同的身体表达。这种颇具反差的相对本身,是看待时间的不同方式。《 40m》强调时间的延续,以视觉的长度完成对于时间的丈量,身体在之中遭受的阻力作为感受的基础而存在。而《素描》则以炭笔为媒介,本身就缩短了身体与图像之间的距离,当炭笔在纸上行进之时,留下痕迹也消磨自己,在有限的片段中,最初的笔痕和炭的碎片一同被快速抹去,留下背景般的灰度模糊,新的笔触覆盖其上,这无疑是关于消解和时间的逝去。
在谭平看来,视觉本身不单单存在于所谓作品完成的表层,更发生于空间之内。“我更愿意保持走动,在移动中为作品与空间的关系寻找合适的定位。”在抽象图像之外,他更是在不同的空间设置了观看的规则。《-40m》将木刻的刻板置于高处,在一种不可辨的观看距离中建立—种庄严感。而《 40m》的环形动线则是平视的,在伴随式的行走中完成对创作身体轨迹的复写,加强了观者的感受。而在最新的展览中,谭平将作品置于一楼,以松散的方式陈列,观众只能通过二楼完成俯视,不在当局之迷,而是冷静地旁观。谭平希望以这种方式唤起自省。
2014年9月,谭平离开了花家地南街八号——五作、生活了三十多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就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这无疑同样是一次观看视角的切换。在年末行政事务的复杂之中,对话的过程被一次次到访打断,谭平反而觉得轻松了许多,沿着制度的工作对他而言并非难事。“我还是喜欢教育,喜欢画画。”教育者与创作者的双重身份的附叠,已经无法从谭平身上剥离。“彳亍”忠实地记录了这种交错的复杂,情绪上的难解自然溢于绘画之上。工作环境的变化给了谭平更多的创作时间,也使得他希望尝试更多的可能性。年底,谭平与苏格兰威士忌品牌ARRAN首度合作,选择了新展中的三件作品作为酒标。以黑白的线条方式对应酒的纯粹,尽管谭平并非嗜酒之人,但这样的合作作为创作之外的可能,同样令人愉悦。
至于创作,变化是必然的,面对下一步,谭平的回答是,“我还在等待。”
这是—种交给时间的方式,—如既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