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893年，洋务运动的余晖汉阳铁厂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亲自挂帅下建成投产。
铁厂定址汉阳，铁矿则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汉阳附近没有炼铁所用的焦煤，只能从河北的开平煤矿买，加上运输费，每吨要花去17两白银，成本高昂。并且，张之洞坚持把厂建在大别山麓。由于地势低洼，必须垫高地基才能开工。仅此一项，便耗银30多万两，填了一丈多高的土。
盖好了厂要采购机器，张之洞着急开工，不顾专家建议，下令“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从英国买来的炼铁大炉完全不适用，产出的钢铁极易脆裂，无法用于锻造。
1895年，钢铁上市，以每吨低于进口钢铁10两的价格出售（彼时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是30多两），依旧无人问津。据统计，汉阳铁厂开炉不过4年便耗费官银500万两，亏损累累，乏善可陈，无怪《清史稿》评价张之洞时语带讥诮地说：“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为刺激商品经济，管仲就给出了“唯官山海而已”的方案，即政府只抓盐铁专营，而把其它非支柱性产业全部对民间开放，始有齐国盛极一时，称霸群雄。
然而，春秋以降，除汉初天下凋敝已极，不得不施行黄老无为之治，管仲“放活微观，藏富于民”的思想几不可见，国进民退却日甚一日。到了北宋，举凡茶、盐、酒、醋、香料、象牙，无不国有专营，范围之广、资本之大，不仅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还造成权贵资本的泛滥。
没有什么比庞大而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以及它对市场的干预更令人感到恐惧。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权力滥用所导致的屡禁不止的腐败，二是对民营经济和市场秩序的扰乱。
当然，眼下看来，即将包举宇内、席卷天下的似乎是无往不利的互联网，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在反驳经济学家张维迎时就不无委屈道：“运营商不是垄断，微信才是！”
然而，大量事实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根本不存在垄断，也无法垄断。
1887年，美国铝业公司每磅铝的售价是5美金，50年后，它面临反垄断诉讼，此时的价格是每磅22美分；1880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占据了美国煤油市场的95%，但就在此后的10年间，其煤油价格从每加仑1美金降到了每加仑10美分。
按照以往的教育，资本家欲壑难填，从来就不是善男信女。为什么在“垄断”一个行业后拼了命地降价？
因为作为领跑者，巨头的本能冲动是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让后来者难以进入。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无限推高性价比，比如英特尔创始人提出的“摩尔定律”（芯片的运算速度每18个月增加一倍，价格却越来越便宜）。
事实上，经过一个世纪的探讨与反思，垄断在美国学界和司法领域已蜕变为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比如，格林斯潘就曾说：“反垄断的思维在19世纪是人们的愚昧和恐惧带来的一种结果，那时还可以理解，情有可原，但现在美国的所有关于反垄断的法规，就是一堆无知的大杂烩。”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终于明白：界定“垄断”的主要依据是“市场份额”，但市场份额的大小几乎全凭市场范围来认定，可宽可窄，给人为操作留下了巨大的裁量空间。比如，以“操作系统”来裁定，微软无疑具有垄断地位。但以“软件”来衡量，则不过是沧海一粟。
从这个角度看沸反盈天的互联网金融之争，不难发现，余额宝绝不是钮文新所说的“金融寄生虫”，而是普惠社会的理财工具。
在天弘基金的运作下，虽然余额宝的资金大部分最终仍流入银行，但其回报率却是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活期存款利率的行政管制，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于是，历史即将重演：信用卡诞生前，只有企业才能依靠信用来透支。信用卡诞生后，个人也拥有了信用体系，享受了和企业一样的权利。
而现在，每个人都能通过电子钱包享受更多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由此可见，垄断有且只有一种，那便是行政垄断。因为它可以自由定价，不受监督；予取予求，损公肥私。
对银行而言，当务之急也许不是攻讦余额宝，而是重新反思金融的本质。
1914年，以“天下票号之首”的日升昌宣布破产为标志，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古城迁至上海。
半年后，上海银行在宁波路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张，资本7万银元，职工仅8人，总经理是34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陈光甫。
他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
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1000元还是100元，我们都要热情接待。”
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上海银行不是第一家民资银行，却是首家同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陈光甫一反将揽储对象定位于政府、企业和有钱人的惯例，把目光对准了普通市民，破天荒地推出“1元账户”，即只要有一元钱，便可开户，上海银行因此被同行讥笑为“1元银行”。
然而，正是这种平民理念让陈光甫别开天地，20年间迅速拓展了80多家分行，甚至在美国和英国都设有分支机构，成为享誉全球的银行家。
亚当·斯密的名著《The Wealth of Nations》被翻译为《国富论》，而更准确的译法是王亚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民贫国衰，民富国强，这个更看重自己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思想家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国民的财富。
当年，《大公报》在报道日升昌倒闭的新闻时写道：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作者为《互联网周刊》主笔、硅谷动力首席企业文化师）
铁厂定址汉阳，铁矿则在120公里外的大冶；汉阳附近没有炼铁所用的焦煤，只能从河北的开平煤矿买，加上运输费，每吨要花去17两白银，成本高昂。并且，张之洞坚持把厂建在大别山麓。由于地势低洼，必须垫高地基才能开工。仅此一项，便耗银30多万两，填了一丈多高的土。
盖好了厂要采购机器，张之洞着急开工，不顾专家建议，下令“什么炉子方便就制造什么，我们中国什么矿都有”。结果从英国买来的炼铁大炉完全不适用，产出的钢铁极易脆裂，无法用于锻造。
1895年，钢铁上市，以每吨低于进口钢铁10两的价格出售（彼时进口铁在上海的售价是30多两），依旧无人问津。据统计，汉阳铁厂开炉不过4年便耗费官银500万两，亏损累累，乏善可陈，无怪《清史稿》评价张之洞时语带讥诮地说：“莅官所至，必有共作，务宏大，不问费多寡。”
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为刺激商品经济，管仲就给出了“唯官山海而已”的方案，即政府只抓盐铁专营，而把其它非支柱性产业全部对民间开放，始有齐国盛极一时，称霸群雄。
然而，春秋以降，除汉初天下凋敝已极，不得不施行黄老无为之治，管仲“放活微观，藏富于民”的思想几不可见，国进民退却日甚一日。到了北宋，举凡茶、盐、酒、醋、香料、象牙，无不国有专营，范围之广、资本之大，不仅严重挤压了民间经济，还造成权贵资本的泛滥。
没有什么比庞大而不受制约的公权力以及它对市场的干预更令人感到恐惧。其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权力滥用所导致的屡禁不止的腐败，二是对民营经济和市场秩序的扰乱。
当然，眼下看来，即将包举宇内、席卷天下的似乎是无往不利的互联网，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在反驳经济学家张维迎时就不无委屈道：“运营商不是垄断，微信才是！”
然而，大量事实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根本不存在垄断，也无法垄断。
1887年，美国铝业公司每磅铝的售价是5美金，50年后，它面临反垄断诉讼，此时的价格是每磅22美分；1880年，洛克菲勒标准石油公司占据了美国煤油市场的95%，但就在此后的10年间，其煤油价格从每加仑1美金降到了每加仑10美分。
按照以往的教育，资本家欲壑难填，从来就不是善男信女。为什么在“垄断”一个行业后拼了命地降价？
因为作为领跑者，巨头的本能冲动是提高行业的准入门槛，让后来者难以进入。最直接的方法便是无限推高性价比，比如英特尔创始人提出的“摩尔定律”（芯片的运算速度每18个月增加一倍，价格却越来越便宜）。
事实上，经过一个世纪的探讨与反思，垄断在美国学界和司法领域已蜕变为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比如，格林斯潘就曾说：“反垄断的思维在19世纪是人们的愚昧和恐惧带来的一种结果，那时还可以理解，情有可原，但现在美国的所有关于反垄断的法规，就是一堆无知的大杂烩。”
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经过一个世纪的反思，终于明白：界定“垄断”的主要依据是“市场份额”，但市场份额的大小几乎全凭市场范围来认定，可宽可窄，给人为操作留下了巨大的裁量空间。比如，以“操作系统”来裁定，微软无疑具有垄断地位。但以“软件”来衡量，则不过是沧海一粟。
从这个角度看沸反盈天的互联网金融之争，不难发现，余额宝绝不是钮文新所说的“金融寄生虫”，而是普惠社会的理财工具。
在天弘基金的运作下，虽然余额宝的资金大部分最终仍流入银行，但其回报率却是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打破了长期以来对活期存款利率的行政管制，银行躺着赚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于是，历史即将重演：信用卡诞生前，只有企业才能依靠信用来透支。信用卡诞生后，个人也拥有了信用体系，享受了和企业一样的权利。
而现在，每个人都能通过电子钱包享受更多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由此可见，垄断有且只有一种，那便是行政垄断。因为它可以自由定价，不受监督；予取予求，损公肥私。
对银行而言，当务之急也许不是攻讦余额宝，而是重新反思金融的本质。
1914年，以“天下票号之首”的日升昌宣布破产为标志，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古城迁至上海。
半年后，上海银行在宁波路的一个石库门房子里开张，资本7万银元，职工仅8人，总经理是34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的陈光甫。
他问员工：“我们该怎么服务于顾客？”
员工答：“不论顾客办理业务的数额是多少，1000元还是100元，我们都要热情接待。”
陈光甫道：“你们只答对了一半。他就是一分钱不办，我们还是要热情接待。”
上海银行不是第一家民资银行，却是首家同国际金融惯例全面接轨的银行。陈光甫一反将揽储对象定位于政府、企业和有钱人的惯例，把目光对准了普通市民，破天荒地推出“1元账户”，即只要有一元钱，便可开户，上海银行因此被同行讥笑为“1元银行”。
然而，正是这种平民理念让陈光甫别开天地，20年间迅速拓展了80多家分行，甚至在美国和英国都设有分支机构，成为享誉全球的银行家。
亚当·斯密的名著《The Wealth of Nations》被翻译为《国富论》，而更准确的译法是王亚南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民贫国衰，民富国强，这个更看重自己另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的思想家念兹在兹的其实是国民的财富。
当年，《大公报》在报道日升昌倒闭的新闻时写道：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矣。
（作者为《互联网周刊》主笔、硅谷动力首席企业文化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