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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20世纪 70 年代以来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具有同样影响力的西方人文学科领域两大革命性的思想家之一，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人类学界引起了解释人类学的高潮。“深度描写”和“深层游戏”是格尔茨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概念，即透过文化表象而把握到其深层意义内涵，像文化持有者一样“言说事象的言说”，即“阐释别人的阐释”，在特定文化之中，从当地人的主位视角出发，以期理解文化现象的象征意义表达。
关键词：格尔茨；文化；深描；深层游戏
“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
一、“文化”的定义
理解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是了解他学术思想的基础，而对“文化”的阐释，也正是他思想的独特魅力。
格尔茨继承了韦伯的理解，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础。因此，他在《文化的解释》第一章中指出：“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与马克思·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2]
在对文化定义的探讨中，格尔茨作为人类学者，最持久的兴趣一直是对文化的重新定义。他认为泰勒著名的“最复杂的整体”的文化概念，不能否认其独创力，但必须用理论上更具力度的文化概念来代替它。把文化理解为“习得行为”的普遍观念等观点都已经太过时了。他联系“文化”一词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因其所指的多义性与研究的模糊性而受到指责，表明“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3]象征符号用来指作为观念载体的物、行为、事项、性质或关系—观念是象征的“意义”。[4]这些象征符号恰恰就是意义的载体，文化的分析就是对意义的推测，对这个推测进行评价，引出解释性的结论。
二、深度的描述
格尔茨从解释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深度的描述（深描）”。他认为，民族志的任务是对深描的追溯，现代一些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对事件本身的研究。格尔茨从开始就认同韦伯，谈文化的意义讲价值体系和意义体系，通过象征和意义来表达，他更加注重的是主位的研究，回到当地人的视角，而不是做形式和框架的东西。
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阐释的过程，而有效的阐释能够使我们看到阐释对象的本质，使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当地文化。只有本土人才能做第一层次的阐释，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他自己才能理解他自己的文化，作为外来者，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从他的角度理解文化，看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这就是主位的研究方法，在这里不断被强调。将人类学阐释同现实分开，就失去应用性，成为空无。[5]
人类学如何进行阐释的研究，就是要透过事件和文化现象，深入的阐释它背后的意义体系。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只能做阐释性研究，而不能做分析性研究，所有的分析性研究最终仍将回归阐释性研究。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从他的角度理解文化，看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而一直所强调的“阐释”，不是人类学者所给出的阐释，而是当地人给出的阐释，人类学者所要做的是对当地人给出的阐释再做一番阐释，Say something of something ，言说对事项的言说，核心是要理解别人是怎么理解世界的，阐释别人是如何阐释的。
三、深描的具体应用——深层游戏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最后一章《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可以作为他解释人类学的一个范例，也是他深描理论的具体应用。
1958年他在巴厘岛上一个大约500人的村庄做田野调查，那时斗鸡已被当地政府禁止，但人们仍然半秘密地进行。斗鸡是古代巴厘社会的重要活动，是巴厘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格尔茨指出，巴厘斗鸡活动使用的鸡是男性的象征，“雄鸡”一词比喻为英雄、勇士、政治候选人等，法庭审判、战争、政治争夺、遗产纠纷以至街头吵架都比作斗鸡。雄鸡是他们自己的象征性表达，在巴厘人眼中是人的地位的象征。斗鸡在一个50平方英尺的场子上进行，雄鸡的爪子被装上锋利的刀刃，雄鸡的训练者像教练员一样使雄鸡坚持到最后，拼死去争夺胜利。双方的雄鸡经过若干回合的战斗，直到一方的雄鸡不敌另一方，首先断气者为败。
格尔茨對斗鸡的解释学解释，主要着眼于围绕斗鸡发生的社会性行为，即对围观人群的两种赌博进行分析。一种是在赛场中央双方斗鸡者及其亲朋分别组成集团的大赌博即核心赌博；另一种是在赛场周围观众个人之间的小赌博。周围的赌博是工具理性，是为了赢钱而赌博；核心的赌博是加有人格和道德的，实际上是以价值取向为主的赌博。关于地位和金钱的关系，在核心赌博中，他的实际目的并不是赢钱，而是为赢得声望和地位，而周围的赌博纯粹是为了赢钱而去赌博，参与核心赌博的那些人也是最能理解游戏也是最能理解当地文化的人；而在周围为了金钱而去赌博的人，其实是被这个游戏所戏弄的一群人。
在关于深描的最后，也有人对格尔茨这种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会造成过度阐释的可能。人是赋予世界意义的人，所以要深描。过度阐释是没有依据的阐释，而格尔茨是建立在对文化的高度敏感、高度的理论建构和悟性基础上做出的阐释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可能实现。
注释：
[1]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5页
[3]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103页
[4]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394页，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5]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6页。
作者简介：
多吉党增（1996.12——），22岁，藏族，籍贯甘肃迭部，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比较研究。
关键词：格尔茨；文化；深描；深层游戏
“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1]
一、“文化”的定义
理解格尔茨对文化的定义，是了解他学术思想的基础，而对“文化”的阐释，也正是他思想的独特魅力。
格尔茨继承了韦伯的理解，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础。因此，他在《文化的解释》第一章中指出：“我所采纳的文化概念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文化概念，与马克思·韦伯一样，认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2]
在对文化定义的探讨中，格尔茨作为人类学者，最持久的兴趣一直是对文化的重新定义。他认为泰勒著名的“最复杂的整体”的文化概念，不能否认其独创力，但必须用理论上更具力度的文化概念来代替它。把文化理解为“习得行为”的普遍观念等观点都已经太过时了。他联系“文化”一词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因其所指的多义性与研究的模糊性而受到指责，表明“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所指的，也不是模棱两可的，而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象征符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3]象征符号用来指作为观念载体的物、行为、事项、性质或关系—观念是象征的“意义”。[4]这些象征符号恰恰就是意义的载体，文化的分析就是对意义的推测，对这个推测进行评价，引出解释性的结论。
二、深度的描述
格尔茨从解释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深度的描述（深描）”。他认为，民族志的任务是对深描的追溯，现代一些人类学家所做的民族志只是对现象的描述和对事件本身的研究。格尔茨从开始就认同韦伯，谈文化的意义讲价值体系和意义体系，通过象征和意义来表达，他更加注重的是主位的研究，回到当地人的视角，而不是做形式和框架的东西。
人类学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阐释的过程，而有效的阐释能够使我们看到阐释对象的本质，使我们更深层次的理解当地文化。只有本土人才能做第一层次的阐释，因为这是他们的文化，他自己才能理解他自己的文化，作为外来者，我们所要研究的是从他的角度理解文化，看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这就是主位的研究方法，在这里不断被强调。将人类学阐释同现实分开，就失去应用性，成为空无。[5]
人类学如何进行阐释的研究，就是要透过事件和文化现象，深入的阐释它背后的意义体系。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只能做阐释性研究，而不能做分析性研究，所有的分析性研究最终仍将回归阐释性研究。站在当地人的立场上，从他的角度理解文化，看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而一直所强调的“阐释”，不是人类学者所给出的阐释，而是当地人给出的阐释，人类学者所要做的是对当地人给出的阐释再做一番阐释，Say something of something ，言说对事项的言说，核心是要理解别人是怎么理解世界的，阐释别人是如何阐释的。
三、深描的具体应用——深层游戏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最后一章《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可以作为他解释人类学的一个范例，也是他深描理论的具体应用。
1958年他在巴厘岛上一个大约500人的村庄做田野调查，那时斗鸡已被当地政府禁止，但人们仍然半秘密地进行。斗鸡是古代巴厘社会的重要活动，是巴厘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格尔茨指出，巴厘斗鸡活动使用的鸡是男性的象征，“雄鸡”一词比喻为英雄、勇士、政治候选人等，法庭审判、战争、政治争夺、遗产纠纷以至街头吵架都比作斗鸡。雄鸡是他们自己的象征性表达，在巴厘人眼中是人的地位的象征。斗鸡在一个50平方英尺的场子上进行，雄鸡的爪子被装上锋利的刀刃，雄鸡的训练者像教练员一样使雄鸡坚持到最后，拼死去争夺胜利。双方的雄鸡经过若干回合的战斗，直到一方的雄鸡不敌另一方，首先断气者为败。
格尔茨對斗鸡的解释学解释，主要着眼于围绕斗鸡发生的社会性行为，即对围观人群的两种赌博进行分析。一种是在赛场中央双方斗鸡者及其亲朋分别组成集团的大赌博即核心赌博；另一种是在赛场周围观众个人之间的小赌博。周围的赌博是工具理性，是为了赢钱而赌博；核心的赌博是加有人格和道德的，实际上是以价值取向为主的赌博。关于地位和金钱的关系，在核心赌博中，他的实际目的并不是赢钱，而是为赢得声望和地位，而周围的赌博纯粹是为了赢钱而去赌博，参与核心赌博的那些人也是最能理解游戏也是最能理解当地文化的人；而在周围为了金钱而去赌博的人，其实是被这个游戏所戏弄的一群人。
在关于深描的最后，也有人对格尔茨这种方法提出质疑和批评，认为会造成过度阐释的可能。人是赋予世界意义的人，所以要深描。过度阐释是没有依据的阐释，而格尔茨是建立在对文化的高度敏感、高度的理论建构和悟性基础上做出的阐释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才可能实现。
注释：
[1]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5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2]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5页
[3]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103页
[4]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394页，广东，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
[5]C.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第6页。
作者简介：
多吉党增（1996.12——），22岁，藏族，籍贯甘肃迭部，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方向：跨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