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魏晋南北朝这段文学史来考察，时间虽不及四百年，但就社会思潮来说，儒、释、道俱全；就作家的创作思想来看，从禁锢走向解放；就文学作品的内容分析，由言志到抒情的脉络清晰可寻；就文体的发展而论，各类文体大体齐备。更不用说这时期文学观念之确立，产生了我国第一部总结性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文心雕龙》，出现了我国第一个包括各类文体的文学选本：《文选》。
　　从建国以来出版的几部文学史来看，对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的评价，都嫌过于简略，尤其是正始、太康，直至南北朝时期，只是草草带过。胡国瑞同志的这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出现，尽管还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正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
　　胡著的特点，首先就作到一个“详”字。比如过去不为一般文学史家们重视的赋及骈体文，本书就设有专章，加以详细的论述，这就填补了这段文学史的空白。在骈体文的一章里，从我国文字为独音体的特点，易于走向整齐对偶的形式，分析我国骈体文的形成过程。指出：“文章的骈化，开始于东汉而成熟于南北朝，我们可从‘四史’的传论察出明白的迹象。”作者接着举出《史记》的《酷吏列传》与《汉书》的《酷吏列传赞》来加以比较，说明“它们的差异只在辞句之间，即由原来长短参差的句子，变为比较整齐的句子。”后又举陈寿《三国志》的《诸葛亮传论》，范晔《后汉书》的《蔡邕传论》，说明后者“已标志着骈文形式之进入成熟阶段。”这样从作品出现先后的比较中，有力地显示了骈体文的发展历程。
　　胡著在作家作品的分析方面，不仅注意到著名的作家作品，还注意到过去不为人所知，而又各具特色的作家作品。如西晋的赋家束皙，举出他的《劝农赋》、《贫家赋》、《饼赋》，无论就讽刺意义上说，还是从艺术特色上看，都是上乘佳作。再有陆机，过去文学史上虽然提到他，但也只肯定其《文赋》的价值，胡著把陆机看作是由魏晋到南北朝，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来看待，具体地分析他的作品，使读者看清了他在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
　　这本断代文学史还注意到了论述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性。众所周知，我国中古文学史产生的时期是带有总结性、转折性的时期，这就要求文学史的写作，一方面要阐明文学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要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作者在评述这时期作家作品的传承关系与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如对建安时代曹氏父子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方面的论述；曹植《美女篇》与汉乐府《陌上桑》的传承关系；左思《咏史诗》对鲍照、李白、李商隐的影响；张协状物诗对杜甫的影响等，都可看出文学发展的递嬗之迹。作者在总结这时期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上，也作出了可喜的探索。如论述了七言诗的发展演变及律绝诗在梁、陈时期的酝酿过程，指出七言诗在句式、韵律由参差而逐步趋于整齐的过程。律绝诗的酝酿与齐永明的声律论之出现，谢眺、沈约、江总、庚信等诗人新体诗的实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中也可看出唐代律绝诗最后完成的必然趋势。作者分析了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四句话，指出这四句话，正好点出了南朝文风变化之契机。“遗言贵妍”与当时文坛上追求的繁缛辞藻的风尚有关，而“会意尚巧”更是当时在创作上新出现倾向，这种从创作倾向、表现手法等方面总结南朝文风演变的经验教训，是难能可贵的。
　　读了全书后，也感到有几点不足。首先是由于作者使用的材料较多，引述作品多而全，这就使作者精粹的观点被材料的海洋所淹没。影响读者对文学史整体的把握。我想这多少也是由于各个章节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前面应有的导言及最后的总结，都付阙如所致。另外，全书还存在着一些薄弱的章节。如最后两章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就显得稍差一些。对萧统的《文选》，竟无一语涉及，也可说是“千虑一失”吧！最后，如果对一部断代文学史更严格要求的话，那就要作到如刘勰所指出的“通变”，也就是既要有所继承，也要有所创新。就全书的体例、内容等方面来看，“通”则有余，“变”则不足。过去文学史，有以作家为主的，有以文体为主的，当然这两者都有利弊。解放后的文学史，不拘泥于一定的体例，大略以时代为纲，作家与作品，体裁与流派，按照其实际情况来标目，胡著就是按照这种体例编写的，但就断代文学史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上承两汉，下开三唐的关键时期，由于这个时期确立了文学观念，产生了不少风格各异、个性突出，具有各自不同审美需要的作家作品，也表现了流采纷呈、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如就反映不同时代的文学思潮说，建安时代的三曹七子不同于正始时代的嵇康、阮籍；就反映同一田园山水创作题材来看，陶渊明不同于谢灵运。为能突出表现这一时期创作上的独特贡献，在断代文学史的写法上也应该可以百花齐放，不受框框的束缚，对旧有的文学史形式实行变革。当然，这样要求也许有些求全责备了。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胡国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一版，0.9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