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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上出租车，仍然是身材略胖、肤色微暗的印巴裔司机，仍然是颇考听力的英语：“小姐你要去哪里？”“安乐山公墓（mount pleasant cemetery）。”“你从哪儿来呀？”“中国。”他有点困惑，“中国人为什么要去公墓呢？你有亲友葬在那里？”“不，我去找一个钢琴家的墓，他叫格伦·古尔德，你知道吗？”“不知道。”“哦，没关系。”
沉默了几秒，他又开始了一连串的问号：“你在多伦多呆多久啊？都去了什么地方？电视塔上去了吗？皇家博物馆呢？还有多伦多大学，比这座城市的历史还久呢，市议会都是租他们家的地方……对了，你从哪个城市来呀，北京？上海？”
我在多伦多碰到的出租司机，话痨程度都堪比北京的哥。不同的是，北京的哥热衷于和你讨论天下大势，而这里的的哥呢，则喜欢问长问短，家长里短。
这也难怪，在这个世界上族裔最丰富的城市，有近一半的居民都不是在这儿出生的。这个城市的新鲜面孔，就像花瓣一样，每天都在阳光下不断冒出来。也许你只在街角等个红灯，身边就走过一支联合国队伍。“你从哪儿来”，就像英国人的“今天天气真好”一样，是在多伦多屡试不爽的搭讪方式。
寻古尔德差点不遇
在出租车司机的碎碎念中，公墓到了。
安乐山公墓在多伦多北边，距离繁华的BLOOR大街，也就几个地铁站。这里地势空旷、风景优美，旁边是一溜的富人别墅区，园内有一条著名的骑行道。和巴黎的拉雪兹和蒙帕纳斯一样，安乐山也是多伦多的一个历史文化景点，在如荫的树影下，安躺着众多加拿大的名人。当然，名气最大的一位，就是我要找的古尔德。
对于古尔德，人们最常用的词就是“传奇”，他23岁以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名震天下，迅即跻身最顶尖的钢琴家之列。他演奏的巴赫干净、透明、睿智，充满重生的狂喜。但他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性格乖僻，我行我素，大热天戴着围巾手套，表演时动作夸张，还喜欢跟着哼唱……当然，在粉丝眼里，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有社交恐惧症，为此不惜在31岁的盛年就退出舞台——他不但没被遗忘，反而声名日上。到五十岁去世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迷，恐怕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加拿大全国的人口总和。而从逝世到现在的四十年间，他的魅力丝毫不减，他的专辑仍在大卖，传记出了一本又一本，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因为某篇文章或个事件，重新成为古典乐迷的中心话题。
我并不是他的死忠粉，只是恰好带了一本他的传记上路，恰好知道他葬在这里，恰好离市区又这么近。而一旦一个念头在天蝎座的脑子里扎了根，那是再厉害的老虎钳也拔不掉的。
按照网上的攻略，在公墓，只要报上古尔德的大名，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会准确无误地把你带到他的墓前，并免费奉上一大堆逸闻趣事。于是我特地挑了这个太阳快落山的下午，连地图都没带，就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一进墓园，我就发现自己乐观过头了，何止是过头，简直是“没头脑”，而且很快变得“不高兴”。首先，它实在是太太太大了，按门口的指示图，整整有54个区。即便我能准确地找到古尔德先生，脚程估计也要半小时以上。更悲催的是，传说中的工作人员根本不见踪影，因为人家五点就下班了，而我光顾着自己凉快，六点过才上山。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第二天就是国庆节了，这意味着在我逗留的这几天里，都不太可能找得到带路人。
在悔恨和绝望之间，一个在亲人墓地上拔草的老奶奶及时递上了锦囊：找保安吧，就算是假期，他们也开着车四下巡逻的。只要看到印着“security”的车，你就赶紧招手。
看着越来越稀薄的阳光，我的脑子里迅速天人交战了几个回合，立马把购物的时间从行程表上划掉。
这下不敢大意，离开的时候，赶紧拍下公墓的地图，回到酒店，查到具体的地址：38区1050，在地图上圈好。为了不浪费银子，同时避免可能的更大的失望，第二天我选择了坐地铁。一进墓园就打开手机上的指南针，一边对一边找。
饶是这样，我还是迷路了，而且就在38区。我绕着整个区转了一圈又一圈，珍妮·迈克王氏先考陈氏先妣都快背熟了，就是找不到古尔德。我仿佛都能听到他嘲弄的笑声：看哪，你们这些无聊的人……
好吧，彻底被打败了。我心灰意冷地往回走，传说中的保安突然从天而降，“哈，格伦·古尔德啊，上车，我带你去。”
就是这块墓碑啊！我敢肯定，就在刚才，已无数次经过它。可是，它实在是太平凡了，我都没有认真看那上面的字。一块普通的白色大理石，写着古尔德一家的名字——原来，终身未婚的他，和父母葬在一起。墓碑正前方丝绒般的绿草地上，躺着一块小小的深色花岗岩石——这才是让乐迷心跳加速的所在，石头勾勒出一架钢琴的形状，上面简单地刻着“Glenn gould 1932-1982”，但它最特别，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是名字下面的一行高音谱表，那是《哥德堡变奏曲》的开头前几个小节。
乐谱右侧，摆着一束快枯萎的小白菊。看来，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来过了。而我包里只有用作午餐的一个苹果和两只香蕉，我掂量了一下，把苹果献出去了。
自由的歌谣
返城的地铁，就像霍格沃茨的火车，突然间塞满了人，耳旁尽是不同语言的喳喳声。不用问，他们的目的地跟我一样，央街和教堂路交叉口，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正在进行。
多伦多的同性恋大游行，号称规模世界第二，仅次于巴黎，已经举办29届了。而且，时间正好在国庆前后，今年更是在国庆日当天。对于一个从小看阅兵典礼和歌舞表演长大的中国孩子来说，以这种方式庆祝国庆，真是刺激又新鲜。
我到的时候，几条街道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满街的后脑勺组成一个个奥运五环。而我的身后，人潮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转眼之间，我就发现自己身陷于世界人民的汪洋大海。
怎么办？幸好，在国内挤火车的经验发挥了巨大作用。欧美人的身材前凸后凹，左棱右角，占用空间很多，对于东方小女子来说，总有空当可钻。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踮着脚尖、高举双手，就能从拉得最近的相机镜头里看到游行队伍的有利位置。——虽然前排的亚裔姑娘不断回头对我翻白眼，但我选择忽视她。因为，我的眼睛已经不够用了。
现场完全是一个流动的调色板，所有的装饰，都是以同性恋的旗帜——彩虹旗作为底色，而彩虹旗的颜色，正是浓得化不开的的红和橙、黄和绿、蓝和紫。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面包车，还有全场最拉风的重型卡车，全都披着彩虹的外衣。而在彩虹之上或之下，是装扮同样浓烈的“广同”们（广同：英文LGBT,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他们和着强劲的音乐，尽情地释放着身体。有的抄着一把水枪，朝人群一通扫射，人们咯咯地笑着，假装害怕地躲着，很配合地玩着攻受的游戏。
而地面部分，则是角色扮演的海洋，白雪王子青蛙公主，甜心先生威猛小姐，这头舞上一段，那头跳上一曲，这边一个媚眼，那边一个飞吻，男女不分雌雄莫辨——也不需要辨，因为在此刻，性别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
但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群静默的人，他们有情侣、有父母、有婴孩，手上大都拿着牌子，上面写着各种标语：“我爱我的gay（lesbian)孩子”、“我爱我的怪爹妈”、“停止恨的教育”、“我的身体我做主”、“爱是最大的骄傲”、“爱、爱、爱”……他们举着牌，脸上挂着平静的笑，情侣手拉着手，父母抱着孩子，老伴互相扶持。偶有活泼的人跑到观众这边，伸出手掌，“give me five”（给我一个鼓励），无数的手伸出去，清脆的掌声回荡在风中，像是一首自由的歌谣。
两个钟头后，高潮退去，人群也慢慢散去。我才突然想起自己还背着一个包，我的钱包，我的护照啊！赶紧挪到前面一看……每个拉链都在原来的位置。我不禁哑然失笑，到底是中国屌丝啊。
回酒店的路上，我突然无厘头地想到古尔德：要是他活到现在，他会怎么看同性恋游行？是以清教徒的立场批评它，还是用自由的灵魂赞美它？
沉默了几秒，他又开始了一连串的问号：“你在多伦多呆多久啊？都去了什么地方？电视塔上去了吗？皇家博物馆呢？还有多伦多大学，比这座城市的历史还久呢，市议会都是租他们家的地方……对了，你从哪个城市来呀，北京？上海？”
我在多伦多碰到的出租司机，话痨程度都堪比北京的哥。不同的是，北京的哥热衷于和你讨论天下大势，而这里的的哥呢，则喜欢问长问短，家长里短。
这也难怪，在这个世界上族裔最丰富的城市，有近一半的居民都不是在这儿出生的。这个城市的新鲜面孔，就像花瓣一样，每天都在阳光下不断冒出来。也许你只在街角等个红灯，身边就走过一支联合国队伍。“你从哪儿来”，就像英国人的“今天天气真好”一样，是在多伦多屡试不爽的搭讪方式。
寻古尔德差点不遇
在出租车司机的碎碎念中，公墓到了。
安乐山公墓在多伦多北边，距离繁华的BLOOR大街，也就几个地铁站。这里地势空旷、风景优美，旁边是一溜的富人别墅区，园内有一条著名的骑行道。和巴黎的拉雪兹和蒙帕纳斯一样，安乐山也是多伦多的一个历史文化景点，在如荫的树影下，安躺着众多加拿大的名人。当然，名气最大的一位，就是我要找的古尔德。
对于古尔德，人们最常用的词就是“传奇”，他23岁以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名震天下，迅即跻身最顶尖的钢琴家之列。他演奏的巴赫干净、透明、睿智，充满重生的狂喜。但他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性格乖僻，我行我素，大热天戴着围巾手套，表演时动作夸张，还喜欢跟着哼唱……当然，在粉丝眼里，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他有社交恐惧症，为此不惜在31岁的盛年就退出舞台——他不但没被遗忘，反而声名日上。到五十岁去世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乐迷，恐怕已经大大超过了当时加拿大全国的人口总和。而从逝世到现在的四十年间，他的魅力丝毫不减，他的专辑仍在大卖，传记出了一本又一本，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因为某篇文章或个事件，重新成为古典乐迷的中心话题。
我并不是他的死忠粉，只是恰好带了一本他的传记上路，恰好知道他葬在这里，恰好离市区又这么近。而一旦一个念头在天蝎座的脑子里扎了根，那是再厉害的老虎钳也拔不掉的。
按照网上的攻略，在公墓，只要报上古尔德的大名，任何一个工作人员都会准确无误地把你带到他的墓前，并免费奉上一大堆逸闻趣事。于是我特地挑了这个太阳快落山的下午，连地图都没带，就信心满满地出发了。
一进墓园，我就发现自己乐观过头了，何止是过头，简直是“没头脑”，而且很快变得“不高兴”。首先，它实在是太太太大了，按门口的指示图，整整有54个区。即便我能准确地找到古尔德先生，脚程估计也要半小时以上。更悲催的是，传说中的工作人员根本不见踪影，因为人家五点就下班了，而我光顾着自己凉快，六点过才上山。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第二天就是国庆节了，这意味着在我逗留的这几天里，都不太可能找得到带路人。
在悔恨和绝望之间，一个在亲人墓地上拔草的老奶奶及时递上了锦囊：找保安吧，就算是假期，他们也开着车四下巡逻的。只要看到印着“security”的车，你就赶紧招手。
看着越来越稀薄的阳光，我的脑子里迅速天人交战了几个回合，立马把购物的时间从行程表上划掉。
这下不敢大意，离开的时候，赶紧拍下公墓的地图，回到酒店，查到具体的地址：38区1050，在地图上圈好。为了不浪费银子，同时避免可能的更大的失望，第二天我选择了坐地铁。一进墓园就打开手机上的指南针，一边对一边找。
饶是这样，我还是迷路了，而且就在38区。我绕着整个区转了一圈又一圈，珍妮·迈克王氏先考陈氏先妣都快背熟了，就是找不到古尔德。我仿佛都能听到他嘲弄的笑声：看哪，你们这些无聊的人……
好吧，彻底被打败了。我心灰意冷地往回走，传说中的保安突然从天而降，“哈，格伦·古尔德啊，上车，我带你去。”
就是这块墓碑啊！我敢肯定，就在刚才，已无数次经过它。可是，它实在是太平凡了，我都没有认真看那上面的字。一块普通的白色大理石，写着古尔德一家的名字——原来，终身未婚的他，和父母葬在一起。墓碑正前方丝绒般的绿草地上，躺着一块小小的深色花岗岩石——这才是让乐迷心跳加速的所在，石头勾勒出一架钢琴的形状，上面简单地刻着“Glenn gould 1932-1982”，但它最特别，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地方，是名字下面的一行高音谱表，那是《哥德堡变奏曲》的开头前几个小节。
乐谱右侧，摆着一束快枯萎的小白菊。看来，在我之前，已经有人来过了。而我包里只有用作午餐的一个苹果和两只香蕉，我掂量了一下，把苹果献出去了。
自由的歌谣
返城的地铁，就像霍格沃茨的火车，突然间塞满了人，耳旁尽是不同语言的喳喳声。不用问，他们的目的地跟我一样，央街和教堂路交叉口，一年一度的同性恋大游行正在进行。
多伦多的同性恋大游行，号称规模世界第二，仅次于巴黎，已经举办29届了。而且，时间正好在国庆前后，今年更是在国庆日当天。对于一个从小看阅兵典礼和歌舞表演长大的中国孩子来说，以这种方式庆祝国庆，真是刺激又新鲜。
我到的时候，几条街道已经挤得水泄不通，满街的后脑勺组成一个个奥运五环。而我的身后，人潮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转眼之间，我就发现自己身陷于世界人民的汪洋大海。
怎么办？幸好，在国内挤火车的经验发挥了巨大作用。欧美人的身材前凸后凹，左棱右角，占用空间很多，对于东方小女子来说，总有空当可钻。很快，我就找到了一个踮着脚尖、高举双手，就能从拉得最近的相机镜头里看到游行队伍的有利位置。——虽然前排的亚裔姑娘不断回头对我翻白眼，但我选择忽视她。因为，我的眼睛已经不够用了。
现场完全是一个流动的调色板，所有的装饰，都是以同性恋的旗帜——彩虹旗作为底色，而彩虹旗的颜色，正是浓得化不开的的红和橙、黄和绿、蓝和紫。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面包车，还有全场最拉风的重型卡车，全都披着彩虹的外衣。而在彩虹之上或之下，是装扮同样浓烈的“广同”们（广同：英文LGBT,指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他们和着强劲的音乐，尽情地释放着身体。有的抄着一把水枪，朝人群一通扫射，人们咯咯地笑着，假装害怕地躲着，很配合地玩着攻受的游戏。
而地面部分，则是角色扮演的海洋，白雪王子青蛙公主，甜心先生威猛小姐，这头舞上一段，那头跳上一曲，这边一个媚眼，那边一个飞吻，男女不分雌雄莫辨——也不需要辨，因为在此刻，性别完全失去了它的意义。
但最让我感动的，是一群静默的人，他们有情侣、有父母、有婴孩，手上大都拿着牌子，上面写着各种标语：“我爱我的gay（lesbian)孩子”、“我爱我的怪爹妈”、“停止恨的教育”、“我的身体我做主”、“爱是最大的骄傲”、“爱、爱、爱”……他们举着牌，脸上挂着平静的笑，情侣手拉着手，父母抱着孩子，老伴互相扶持。偶有活泼的人跑到观众这边，伸出手掌，“give me five”（给我一个鼓励），无数的手伸出去，清脆的掌声回荡在风中，像是一首自由的歌谣。
两个钟头后，高潮退去，人群也慢慢散去。我才突然想起自己还背着一个包，我的钱包，我的护照啊！赶紧挪到前面一看……每个拉链都在原来的位置。我不禁哑然失笑，到底是中国屌丝啊。
回酒店的路上，我突然无厘头地想到古尔德：要是他活到现在，他会怎么看同性恋游行？是以清教徒的立场批评它，还是用自由的灵魂赞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