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入5月份，我国部分宏观经济指标开始显现回稳迹象，能否依此判断二季度经济已筑底，如何加快释放前期出台政策的刺激效应，如何尽快尽早出台更有力度的“稳增长”政策。围绕以上三个重大论题，6月29日，国家发改委宏观院常务副院长宏观院陈东琪主持召开专家座谈会。
陈东琪认为，5月份经济数据有所改观，但企稳基础仍不牢固。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要按照“稳中求进”总基调要求，“稳”字当头，实施“政策措施增效力、改革措施添活力、结构措施强动力”的宏观指导方针，总量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者都要加码，为下半年“稳增长”从而实现全年“7%左右”增长目标再添一把火、再加一把力，筑牢企稳回升的基础，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经济走势：筑底回升，还是继续下行？
5月份，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PMI、房地产市场、货币供应量、货运量、用电量部分指标比前4个月要好一些，可否以此判断二季度经济总体形势筑底回升？
陈东琪认为，随着2014年以来各项经济政策刺激效应的进一步发挥，特别是6月27日央行“双降”政策的施行，向市场释放出积极信号，经济短期企稳可期。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研究员认为，从目前投资、工业发展的情况看，二季度经济将进入谷底，三、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回升，全年可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社会所常兴华研究员认为，5月份，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重要指标保持了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而外来非农户籍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出现较大降幅，显示了就业形势的积极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形势趋于好转。
与会专家基本认同二季度经济止跌这一判断，但是否就此转向，看法有所不同。
宏观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关键是总需求明显不足。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依然不景气，依靠公共投资拉动投资增长有“小马拉大车”之嫌，政府有力市场无力；消费增长缓慢，扩大消费“有口号没实施”，政府消费需求用力不足。总体上看，投资增长的氛围正在形成，工业企业也呈筑底迹象，但判断经济总体向好为时尚早。
经济所副所长臧跃茹也认为，从各项指标看，制造业企业可谓喜忧参半，显现企稳迹象，但由于市场需求不振、行业产能过剩、盈利能力不佳、资金后传困难等方面的影响，发展态势还有待观察。关于消费增长，总体趋势是稳中有升，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增强。
外经所毕吉耀所长认为，5月份，出口有所回升，进口继续下滑。相对于一季度，1—5月出口增幅明显放缓，进口降幅略有收窄，进出口总值降幅扩大，稳定外贸增长的难度依然较大。下半年我国出口难有明显改观，总体上可能略好于上半年，但是外贸促进经济回升仍需时日。
投资所所长张长春判断，在无较大内外部冲击的条件下，全年投资增速稳定在11%左右的概率较大，支撑经济回升有一定困难。
产业所副所长余东明认为，我国制造业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探底过程仍未完成，“去产能”、PPI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回升持谨慎态度。
运输所副所长汪鸣认为，上半年运输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但未根本扭转下滑趋势。下半年，由于国际市场不振和国内需求减弱，以及经济结构带来的运输强度的下降的长期趋势性影响，下半年货运量增速总体放缓趋势短期难以扭转。
能源所所长韩文科从能源供需角度考察经济运行，认为能源供需依然处在非常宽松的状态，电力消费处于超低增长时期，煤炭消费持续负增长，天然气消费增速回落较大；供应侧的电力过剩进一步加剧，煤炭产能过剩加剧。据此判断，能源消费尚难支持下半年经济持续回升。
回稳基础：显现向好迹象，
负向问题颇多
关于回稳基础，与会专家观点基本一致。5月份数据明显好于1—5月份平均数据，表明经济运行中向好发展的因素在增多，这与前期的经济刺激政策有直接关系。难以回避的是，向好基础仍不牢固，负向问题颇多。
陈东琪认为，生产领域的需求和库存仍不乐观，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更为突出，进出口特别是进口形势依然严峻，制造业投资维持小幅增长，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复苏缓慢，工业企业利润仍呈下降状态，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不灵敏，全年“稳增长”目标的实现仍需做出更大努力。
马晓河认为，依靠政府扩大公共投资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将对结构调整造成巨大隐患。健康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应有之义，依靠快上“高大上”项目拉动投资将可能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不如将资金用于扩大消费上。消费平稳增长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牢固基础。
臧跃茹认为，从企业经营情况看，回稳向好的基础并未筑牢：私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明显缓解、“新三角债”迫使企业再陷困境，企业转型升级缓慢、生产企业对宏观政策刺激反应失灵。扩大消费的基础更为显性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布局不合理、政策缺乏配套，社会投资本投资消费设施面临规划、前置审批、企业性质界定的隐形约束。
毕吉耀认为， 1—5月份，我国对欧元区、日本、巴西、俄罗斯等进出口贸易额均下滑，对欧盟和美国贸易微弱增长。考虑到主要经济体复苏步伐不一致，外需环境依然疲弱。
张长春认为，除市场因素外目前制约投资明显回升的因素有三：一是部分省级发改和财政两家协调共同审批切块下达资金，延缓项目实施进度；二是市县项目严格招投标后，建设进度有所放缓；三是地方公共工程争取银行贷款遭遇更加严格的审查，融资受阻。
余东明认为，服务业进入管制改革进展缓慢，制造产品包括高技术产品创新能力弱，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产业结构分化更为突出，总体回升基础仍需筑牢。
肖金成认为，一定要重视地区经济分化的新情况，东北地区、山西和内蒙资源性地区下行压力较大，与东部地区的平稳发展、西部地区的较快增长形成明显对比，亟需研究和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常兴华认为，因为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压力一直存在，甚至愈趋明显，如从业人员指数持续收缩、就业的行业性地区性矛盾不断加剧等。下半年要更加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汪鸣认为，运输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具有先导性的指示作用，前些年未予足够重视导致运输创新不足，制约了运输对经济增长时效、质量方面的作用力。
韩文科判断，下半年煤炭消费会持续负增长，电力消费继续维持超低增长态势，石油消费变化不会太大，天然气消费增长进一步放缓，“弃风弃光”现象依然严重，决定了下半年能源经济难以大幅回升。
政策取向：转变调控思维，
释放政策效力
关于下一步调控思路和政策出台，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亟待创新调控思维，落实好已出台政策，适时适度推出新政策，新政策仍要坚持“稳”字当头。
陈东琪认为，当前要对微观经济主体缺乏对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的灵敏反应这一问题，予以重视。当前的经济政策取向，要继续促“稳”。如果政策得力，“稳增长”取得积极进展，全年经济增长7%—7.2%，“十二五”增长可达7.85%左右，将为“十三五”奠定较好的基础。下一步，我们要着力在政策措施、改革措施、结构措施三方面做好前瞻性研究，为促进经济回稳向好做好政策储备。
马晓河认为，上一轮通缩时期，政府反应过度，加大投资。本次经济下行，政府反应过慢，错过了去年的好时机，今年则用力过大、过度，渐进性特征不明显，需要改变如此调控思维。中长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建议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①尽快调整投资结构，减少高排放投资项目，增加对消费有刺激作用的公共投资，如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市场设施、饮水净化等；②再次增加基本养老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大病统筹补贴，提高报销比例，同时相应提高城乡贫困人口救助标准，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③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5000元，降低部分消费品（比如化妆品、箱包、手表等）消费税税率，适当下调增值税税率；④积极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
宏观院副院长吴晓华认为，与前两次经济下行发生时的国内外经贸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相比，当前的形势更为严峻，必须要创新治理思路，调整治理手段和政策工具，要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三大关系，为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增长增强动力。一是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复杂，面临的形势前所未有，经济虚拟化程度大幅提高，传统调控思维已难以适应当前形势，要求要尽快调整调控思路，防止经济政策为虚拟经济所绑架，要尽快将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的着力点调整到实体经济上来。二是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面对当前地方政府普遍缺乏政策请诉权和政策探索权，没有合理的政策空间的现实，要探索建立新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抑制当前反腐倡廉高压下地方政府“怕干事、怕有事、怕出事”的负面情绪，激发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处理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改变传统上鼓励和支持国内低端产能“走出去”的一贯思路，建立新型对外经贸关系，全面推进高端装备、战略性新兴产能、现代服务产能尽快尽早“走出去”，依靠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培育高端产业。
张汉亚认为，任何经济政策发挥效应都需要一定的时滞，不要操之过急。建议：①为“稳增长”确需上项目，但要重视投资效益、后续运行和环境评估，要做好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研究；②资金面可以再宽松一些，建议存款准备金率再下调1—2个百分点；③完善有力的产权保护机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快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政策，促进产业创新。
臧跃茹建议，面对当前形势，要更加重视企业的微观作用。要增强政策有效性和普惠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建议：对已出台的政策要及时跟踪实施效果，促进落地；及时出台普惠性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扶小助微”支持力度；调整完善政府促消费的思路和方式，加大政府投入，尽快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的短板。
毕吉耀建议，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促进出口增长，稳定我国在全球主要市场的份额。一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合作，积极运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工具支持我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的出口。二是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实施关检合作，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三是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外贸企业融资门槛，推动出口信用保险机构适度降低保费，并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四是加快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张长春建议，稳投资要区分近期和长期重点。近期重点是：做好债贷组合，做好企业债PPP组合，管好市场预期。长期重点是：解决地方债务融资能力问题，解决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压力机制问题。房地产今年的重点任务是：创新金融政策、保障房政策、公共租赁政策等消化库存。
余东明建议，不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过于悲观，反应过度。下一步政策制定要从关注增长速度转向更多地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诉求；要构建有利于“去产能”、提质增效的政策环境；要抓紧落实国务院已经出台文件的配套措施。
肖金成建议，地区经济分化的幅度不同，而原因相同，就是需求不足，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实际利率远高于名义利率或法定利率。要加强宏观调控，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适度规模前提下积极调整投资结构。政府投资领域重点放在交通和城镇基础设施、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公益性民生和重大国际性工程项目等领域。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要促进扩大健康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家政服务、旅游休闲、智能生活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有力拓展和释放有效需求。
常兴华建议，提高就业率要作为政府追求的重要经济目标之一。今后的就业战略的导向要从扩大数量向提质增效转变；要力求保证就业的总体稳定，采取措施解决困难行业和地区的就业问题；要从教育供给的角度和产业需求的角度，“双管齐下”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汪鸣建议，当前应抓住运输能力缓解的机遇，加快运输结构调整和组织优化步伐，提高传统物资运输的服务质量与效率；针对国际铁路集装箱运输、快递快运、电商物流等上升势头好、发展潜力大、附加价值高的运输服务创新领域，加大综合性运输枢纽等设施的建设，改善汽车、大宗农产品冷链、电子商务、快递快运等区域性分拨条件；优化运输服务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开展多式联运等试点示范，加快运输服务的综合化、一体化发展。
韩文科建议，“稳增长”要多措并举，从能源方面看，要加大推进能源行业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力度，化解企业经营困难，保持企业创新和研发能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体管所所长银温泉提出，下半年改革应抓紧实施既能化解当前矛盾、又立于长远发展的改革，抓好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为市场主体放权、让权、赋能、松绑，激发创业与投资的动力、活力、潜力，为更好转化发展动力提供条件支撑和保障，不断提升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建议：①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国家层面认定的地方政府审批事项等，以“指尖上的服务”打造精干政府；②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再推进一批PPP项目落地；③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正逐步消除的有利时机，加快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④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要求，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措并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⑤进一步扩大“营改增”产业范围，加快研究出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方案。
陈东琪认为，5月份经济数据有所改观，但企稳基础仍不牢固。下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期，要按照“稳中求进”总基调要求，“稳”字当头，实施“政策措施增效力、改革措施添活力、结构措施强动力”的宏观指导方针，总量性政策、结构性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三者都要加码，为下半年“稳增长”从而实现全年“7%左右”增长目标再添一把火、再加一把力，筑牢企稳回升的基础，推动经济持续平稳增长。
经济走势：筑底回升，还是继续下行？
5月份，工业增加值、工业企业利润、PMI、房地产市场、货币供应量、货运量、用电量部分指标比前4个月要好一些，可否以此判断二季度经济总体形势筑底回升？
陈东琪认为，随着2014年以来各项经济政策刺激效应的进一步发挥，特别是6月27日央行“双降”政策的施行，向市场释放出积极信号，经济短期企稳可期。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研究员认为，从目前投资、工业发展的情况看，二季度经济将进入谷底，三、四季度经济增长将回升，全年可实现“7%左右”的增长目标。社会所常兴华研究员认为，5月份，城镇新增就业、城镇调查失业率重要指标保持了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而外来非农户籍失业率和青年失业率出现较大降幅，显示了就业形势的积极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形势趋于好转。
与会专家基本认同二季度经济止跌这一判断，但是否就此转向，看法有所不同。
宏观院副院长马晓河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是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关键是总需求明显不足。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依然不景气，依靠公共投资拉动投资增长有“小马拉大车”之嫌，政府有力市场无力；消费增长缓慢，扩大消费“有口号没实施”，政府消费需求用力不足。总体上看，投资增长的氛围正在形成，工业企业也呈筑底迹象，但判断经济总体向好为时尚早。
经济所副所长臧跃茹也认为，从各项指标看，制造业企业可谓喜忧参半，显现企稳迹象，但由于市场需求不振、行业产能过剩、盈利能力不佳、资金后传困难等方面的影响，发展态势还有待观察。关于消费增长，总体趋势是稳中有升，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有所增强。
外经所毕吉耀所长认为，5月份，出口有所回升，进口继续下滑。相对于一季度，1—5月出口增幅明显放缓，进口降幅略有收窄，进出口总值降幅扩大，稳定外贸增长的难度依然较大。下半年我国出口难有明显改观，总体上可能略好于上半年，但是外贸促进经济回升仍需时日。
投资所所长张长春判断，在无较大内外部冲击的条件下，全年投资增速稳定在11%左右的概率较大，支撑经济回升有一定困难。
产业所副所长余东明认为，我国制造业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探底过程仍未完成，“去产能”、PPI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回升持谨慎态度。
运输所副所长汪鸣认为，上半年运输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因素，但未根本扭转下滑趋势。下半年，由于国际市场不振和国内需求减弱，以及经济结构带来的运输强度的下降的长期趋势性影响，下半年货运量增速总体放缓趋势短期难以扭转。
能源所所长韩文科从能源供需角度考察经济运行，认为能源供需依然处在非常宽松的状态，电力消费处于超低增长时期，煤炭消费持续负增长，天然气消费增速回落较大；供应侧的电力过剩进一步加剧，煤炭产能过剩加剧。据此判断，能源消费尚难支持下半年经济持续回升。
回稳基础：显现向好迹象，
负向问题颇多
关于回稳基础，与会专家观点基本一致。5月份数据明显好于1—5月份平均数据，表明经济运行中向好发展的因素在增多，这与前期的经济刺激政策有直接关系。难以回避的是，向好基础仍不牢固，负向问题颇多。
陈东琪认为，生产领域的需求和库存仍不乐观，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更为突出，进出口特别是进口形势依然严峻，制造业投资维持小幅增长，二三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复苏缓慢，工业企业利润仍呈下降状态，微观经济基础对宏观经济政策反应不灵敏，全年“稳增长”目标的实现仍需做出更大努力。
马晓河认为，依靠政府扩大公共投资而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将对结构调整造成巨大隐患。健康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应有之义，依靠快上“高大上”项目拉动投资将可能造成资源极大浪费，不如将资金用于扩大消费上。消费平稳增长是经济健康运行的牢固基础。
臧跃茹认为，从企业经营情况看，回稳向好的基础并未筑牢：私营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未明显缓解、“新三角债”迫使企业再陷困境，企业转型升级缓慢、生产企业对宏观政策刺激反应失灵。扩大消费的基础更为显性化：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布局不合理、政策缺乏配套，社会投资本投资消费设施面临规划、前置审批、企业性质界定的隐形约束。
毕吉耀认为， 1—5月份，我国对欧元区、日本、巴西、俄罗斯等进出口贸易额均下滑，对欧盟和美国贸易微弱增长。考虑到主要经济体复苏步伐不一致，外需环境依然疲弱。
张长春认为，除市场因素外目前制约投资明显回升的因素有三：一是部分省级发改和财政两家协调共同审批切块下达资金，延缓项目实施进度；二是市县项目严格招投标后，建设进度有所放缓；三是地方公共工程争取银行贷款遭遇更加严格的审查，融资受阻。
余东明认为，服务业进入管制改革进展缓慢，制造产品包括高技术产品创新能力弱，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产业结构分化更为突出，总体回升基础仍需筑牢。
肖金成认为，一定要重视地区经济分化的新情况，东北地区、山西和内蒙资源性地区下行压力较大，与东部地区的平稳发展、西部地区的较快增长形成明显对比，亟需研究和出台相关支持政策。 常兴华认为，因为经济下行对就业的压力一直存在，甚至愈趋明显，如从业人员指数持续收缩、就业的行业性地区性矛盾不断加剧等。下半年要更加关注结构性就业矛盾，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汪鸣认为，运输对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具有先导性的指示作用，前些年未予足够重视导致运输创新不足，制约了运输对经济增长时效、质量方面的作用力。
韩文科判断，下半年煤炭消费会持续负增长，电力消费继续维持超低增长态势，石油消费变化不会太大，天然气消费增长进一步放缓，“弃风弃光”现象依然严重，决定了下半年能源经济难以大幅回升。
政策取向：转变调控思维，
释放政策效力
关于下一步调控思路和政策出台，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亟待创新调控思维，落实好已出台政策，适时适度推出新政策，新政策仍要坚持“稳”字当头。
陈东琪认为，当前要对微观经济主体缺乏对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的灵敏反应这一问题，予以重视。当前的经济政策取向，要继续促“稳”。如果政策得力，“稳增长”取得积极进展，全年经济增长7%—7.2%，“十二五”增长可达7.85%左右，将为“十三五”奠定较好的基础。下一步，我们要着力在政策措施、改革措施、结构措施三方面做好前瞻性研究，为促进经济回稳向好做好政策储备。
马晓河认为，上一轮通缩时期，政府反应过度，加大投资。本次经济下行，政府反应过慢，错过了去年的好时机，今年则用力过大、过度，渐进性特征不明显，需要改变如此调控思维。中长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建议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①尽快调整投资结构，减少高排放投资项目，增加对消费有刺激作用的公共投资，如医疗、卫生、教育、养老、市场设施、饮水净化等；②再次增加基本养老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大病统筹补贴，提高报销比例，同时相应提高城乡贫困人口救助标准，增强中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③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5000元，降低部分消费品（比如化妆品、箱包、手表等）消费税税率，适当下调增值税税率；④积极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
宏观院副院长吴晓华认为，与前两次经济下行发生时的国内外经贸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经济社会发展背景相比，当前的形势更为严峻，必须要创新治理思路，调整治理手段和政策工具，要注意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三大关系，为经济长期持续平稳增长增强动力。一是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复杂，面临的形势前所未有，经济虚拟化程度大幅提高，传统调控思维已难以适应当前形势，要求要尽快调整调控思路，防止经济政策为虚拟经济所绑架，要尽快将财政税收政策、货币信贷政策、价格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的着力点调整到实体经济上来。二是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面对当前地方政府普遍缺乏政策请诉权和政策探索权，没有合理的政策空间的现实，要探索建立新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抑制当前反腐倡廉高压下地方政府“怕干事、怕有事、怕出事”的负面情绪，激发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处理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改变传统上鼓励和支持国内低端产能“走出去”的一贯思路，建立新型对外经贸关系，全面推进高端装备、战略性新兴产能、现代服务产能尽快尽早“走出去”，依靠产品品质和服务质量，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淘汰落后产能，培育高端产业。
张汉亚认为，任何经济政策发挥效应都需要一定的时滞，不要操之过急。建议：①为“稳增长”确需上项目，但要重视投资效益、后续运行和环境评估，要做好项目建设的可行性研究；②资金面可以再宽松一些，建议存款准备金率再下调1—2个百分点；③完善有力的产权保护机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的作用，加快落实国家自主创新政策，促进产业创新。
臧跃茹建议，面对当前形势，要更加重视企业的微观作用。要增强政策有效性和普惠性，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更有力地支持经济转型升级。建议：对已出台的政策要及时跟踪实施效果，促进落地；及时出台普惠性政策，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加大财税政策“扶小助微”支持力度；调整完善政府促消费的思路和方式，加大政府投入，尽快补齐消费基础设施的短板。
毕吉耀建议，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促进出口增长，稳定我国在全球主要市场的份额。一是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合作，积极运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金融工具支持我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工程机械、成套设备的出口。二是深入推进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实施关检合作，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三是进一步督促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降低外贸企业融资门槛，推动出口信用保险机构适度降低保费，并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四是加快清理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的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张长春建议，稳投资要区分近期和长期重点。近期重点是：做好债贷组合，做好企业债PPP组合，管好市场预期。长期重点是：解决地方债务融资能力问题，解决地方政府发展的动力压力机制问题。房地产今年的重点任务是：创新金融政策、保障房政策、公共租赁政策等消化库存。
余东明建议，不要对当前的经济形势过于悲观，反应过度。下一步政策制定要从关注增长速度转向更多地考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诉求；要构建有利于“去产能”、提质增效的政策环境；要抓紧落实国务院已经出台文件的配套措施。
肖金成建议，地区经济分化的幅度不同，而原因相同，就是需求不足，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实际利率远高于名义利率或法定利率。要加强宏观调控，继续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保持适度规模前提下积极调整投资结构。政府投资领域重点放在交通和城镇基础设施、扶贫开发与新农村建设、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公益性民生和重大国际性工程项目等领域。加快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要促进扩大健康服务、教育培训、文化娱乐、家政服务、旅游休闲、智能生活等领域的服务消费，有力拓展和释放有效需求。
常兴华建议，提高就业率要作为政府追求的重要经济目标之一。今后的就业战略的导向要从扩大数量向提质增效转变；要力求保证就业的总体稳定，采取措施解决困难行业和地区的就业问题；要从教育供给的角度和产业需求的角度，“双管齐下”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和信息化手段，提升就业服务能力。
汪鸣建议，当前应抓住运输能力缓解的机遇，加快运输结构调整和组织优化步伐，提高传统物资运输的服务质量与效率；针对国际铁路集装箱运输、快递快运、电商物流等上升势头好、发展潜力大、附加价值高的运输服务创新领域，加大综合性运输枢纽等设施的建设，改善汽车、大宗农产品冷链、电子商务、快递快运等区域性分拨条件；优化运输服务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开展多式联运等试点示范，加快运输服务的综合化、一体化发展。
韩文科建议，“稳增长”要多措并举，从能源方面看，要加大推进能源行业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力度，化解企业经营困难，保持企业创新和研发能力，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
体管所所长银温泉提出，下半年改革应抓紧实施既能化解当前矛盾、又立于长远发展的改革，抓好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为市场主体放权、让权、赋能、松绑，激发创业与投资的动力、活力、潜力，为更好转化发展动力提供条件支撑和保障，不断提升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建议：①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消和下放“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国家层面认定的地方政府审批事项等，以“指尖上的服务”打造精干政府；②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在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生态建设、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再推进一批PPP项目落地；③充分利用地方政府债务的系统性风险正逐步消除的有利时机，加快地方政府通过发债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④顺应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要求，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措并举提高直接融资比重；⑤进一步扩大“营改增”产业范围，加快研究出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保险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营改增”试点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