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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出版后立即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首，热度持续一年之久。该小说引起了世界各地对艺术、历史、宗教、符号等领域爱好者的广泛关注。国内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宗教符号、女性形象及作者的创作技巧上。本文从接受美学的视角出发，以期待视界的满足与突破，文本的召唤结构，以及悬疑性叙事这三个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剖析，探讨作品成功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丹·布朗；达·芬奇密码；接受美学
作者简介：高梦鸽，女，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引言：
2003年，由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所创作的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Da Vinci Code，2003）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热度直逼《哈利·波特》。随后被译成42种语言广为流传，在世界各国刮起了一场“密码”旋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部小说如此成功？仅有书商的营销策略以及媒體的噱头炒作恐怕不够。有学者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 “它不仅融合了诸多晚期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也兼具通俗小说的某些属性。”[1]（P103） ；也有学者以作者写作模式角度切入，认为丹·布朗小说之所以如此成功与“富有张力的写作范式、极具后现代性的文本范式和别开生面的叙事范式”[2]（P87） 亦是分不开的，综上上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相关研究大多从丹·布朗对于创作技巧本身的娴熟运用展开探讨，忽略了布朗作为一个深谙市场化运转的通俗作家对于读者喜好、接受程度等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因此，本文试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观照，通过对作品的文化解读，探讨作品成功背后的原因。
接受美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是伊瑟尔（Wolfgan Iser）和姚斯（Hans Robert Jauss），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源于德国。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地存在于作品之中，而是需要人们去发现。”[3]（P62） 换言之，文学活动是一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并非止于作品创作。阅读的过程，也正是读者与作者交流的过程。不同读者在阅读时，不断地赋予作品新的涵义。姚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这一特性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非物。”[4]（P49） 这一论点更是说明了读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读者而存在，没有阅读的过程，纸上的作品以及作家的思想就如同一堆乱码，毫无意义。哪怕作品装订成册，没经过读者阅读，那也只能是半成品。及至《达芬奇密码》，布朗通过悬念的设定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局实现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界的满足与突破；通过文章中的适当留白完成了文本的召唤结构；通过读者对悬疑的敏感性将其叙事效果达到极致。
一、期待视界的满足与突破
所谓 “期待视界”，主要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过去的阅读记忆和经验、读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教育素质、道德理想等综合形成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要求和审美心理定势。”[5]（P349） 读者以当前特定的知识结构解读作品，校验自身所产生的期待，而作者为了使作品为读者接受，就要使得作品满足读者在阅读前所产生的期待。
《达·芬奇密码》是一部悬疑小说，讲述了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人杀害在卢浮宫内，临死前他将毕生守护的秘密留在了卢浮宫，符号学专家罗伯特·兰登与死者的孙女索菲联手破解了一系列密码，最终发现了这场谋杀背后的惊天秘密。读者在阅读前就会将其与这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谋杀、凶手、线索，由此产生关于案件侦破等心理预设。小说开头描述了馆长被人杀害在卢浮宫内，馆内却没有任何珍品遗失，临死前他却留下了神秘的符号。作者将各式密码信息等神秘元素摆在读者面前，例如小说中出现的斐波那契数列，使小说悬念迭起，情节交织。这一系列线索都使得读者开启侦探模式，产生一个以自身知识结构为基础的期待视界。根据西方读者的知识背景，小说中法希探长初次见兰登时所佩戴的宝石十字架显然是基督教的象征，书中也提到了在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并非主流的国家。这样的情节设计自然使人不禁产生怀疑。到此，小说的期待视界便得以满足。
丹·布朗不仅在内容上满足读者期待视界，还在此基础上，对读者的期待视界进行突破。姚斯指出，“假如人们把先前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描绘为审美距离，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6]（P176） 接受美学文学批评理论认为，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对于自己期待视界之内的内容往往并不感兴趣，相反，那些超出读者期待视界的部分却更能吸引他们。小说中兰登教授想要寻求“老朋友”的帮助，却被要求回答三个问题才能进门。想必读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这位博学的圣杯研究者竟然就是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当法希探长对兰登步步紧逼时，当银行职员拿枪对着兰登和索菲二人时，当提彬仆人对二人不自然时，读者不禁会想，到底谁才是幕后的主使？索尼埃用生命去守护的秘密究竟是什么？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作者将宗教起源与自身的想象力大胆地结合，这对于传统西方读者来说，无疑是经历了一场异想天开的风暴。读者的期待视野被拓宽，原本的期待被反复否定，留给了读者一个个的“惊喜”，直到故事的尾声，读者才如释重负，感受作者仿佛一气呵成的叙述，让读者在不敢相信中接受现实。从小说开始到结尾，作者一直在不断制造悬念，突破读者的阅读期待。当读者刚要猜测导师可能与那个奇怪的仆人有关时，作者就打破读者的这种期待，促使读者在不断地否定中不断地去“勘察”，获得了连绵的阅读愉悦。
二、文本的召唤结构
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未确定点”和“空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召唤结构”。 这种“召唤结构”留下的大量空白和缝隙需要读者去填充。[5]（P340） 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文本的信息都具有多种未知性以及不确定性，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引得读者以自身知识结构对作品进行再次加工，补充，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作品更加吸引读者，更具召唤性。对于读者来说，要想真正地读懂作品，与作者对话，必须不断地追寻作品语言文字的意义，以自身的知识结构，对作品中的空白之处进行填充。 丹·布朗的小说中在详细描写的基础上，也留出了“空白”。小说借用提彬爵士之口将圣杯的含义说出，但最终作者也并未为其佐证，而是将这一谜团抛给读者。读者利用已有的审美习惯和阅读经验以及作品创新的刺激，使得阅读过程不断出现对原有期待视界的否定，读者不断地思考着圣杯代表女性的合理性。正是这种空白与否定控制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知识结构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出现差距，读者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对作品产生新的期待视界，二者视界相融合最终使理解成为可能，这也是阅读的意义所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召唤结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实现了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
《达·芬奇密码》以含混收尾，也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去想象。“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等待，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她的门外，她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7]（P372） 丹·布朗在结尾处隐晦地把所谓的历史真相及重大秘密在小说的结尾消解，巧妙地揭开了谜团，却又回避了真相的诉说。更像是作者悄悄伏在读者耳边所说的，读者惊叹之余又不禁感叹，圣杯就在卢浮宫！引得读者愿意相信那宏伟的金字塔下似乎真的保存着耶稣的血脉，将人带入另一段遐想之中。从故事的结构上来看，小说似乎没有将结尾表达完整，但从小说的内容来看，这个结尾也是一个新的悬念，引起读者新的期待。
三、悬疑性叙事
如果说人物是小说的灵魂，那叙事则是小说的躯壳。二者合二为一，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作品。文学作品运用各种手法来表现当下的生活，《达·芬奇密码》也不例外。
该小说属于典型的文化悬疑小说。而一个庞大的、追求趣味阅读的消费群体，是催生各种类型小说兴旺的前提，悬疑小说也是这样。读者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想要一窥究竟，长期以来蒙着面纱的宗教元素，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没有读者会喜欢一成不变的陳词滥调以及死板固定的叙事模式。如果在悬疑小说中一味地采取固定的模式，一味地迎合读者的期待视界，就会使读者产生一种“早已猜到了结局”的无聊感。没有新意的叙事，只会使读者疲惫于模板式的写作模式，丧失阅读欲望。
该小说在通俗小说的叙事框架基础上，兼有紧张的悬念以及气氛，同时糅合了凶杀，恐怖，密码等悬疑小说元素，使小说能够牢牢地抓住悬疑小说爱好者的眼球，又能让读者体验书中有关解密与智力上的游戏。该小说以凶杀案为主线，通过人物的对话，表情的详细描述，为读者提供猜测的线索，引导读者不断地推翻先前的各种猜想及假设。如阿林加洛沙主教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也要将隐修会的秘密摧毁。殊不知他也只是这项秘密计划中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随着阅读继续向前，读者将其作为“导师”的期待也就随之破碎。作者通过不断地突破观众的期待视界来达成目的，增强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使读者接受完美实现。可以这样说，丹·布朗真是一个讲述悬疑故事的大师。
结语：
文学活动是一种读者与作者以作品为媒介的互动。作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与读者“对话”。 换言之，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魅力，是否具有生命力，要看它是否完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在《达·芬奇密码》这场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活动中，接受美学的思想使得作者不再是作品唯一的主宰。一个真正好的作者就是要将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得既符合读者的期待视界，又有所突破。因而，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要充分地将读者的因素考虑进来，从而实现作品的传播和读者的接受程度最大化这一目的。这正是我们从这部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现象中能够感悟到的一点。
参考文献：
[1]朱振武. 周元晓《达·芬奇密码》：雅俗合流的成功范例[J]. 当代外国文学，2004（4）： 103-110
[2]李汝成. 刘玉波 丹·布朗小说的写作模式初探[J]. 当代外国文学，2006（1）： 87-92
[3]刘纯德. 姚斯、伊瑟尔及其他—漫谈接受美学[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4（Z1）： 61-65.
[4]王静.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达芬奇密码》解读[J]. 语文建设， 2014（32）： 49.
[5]董学文. 西方文学理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王鍾陵. 论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3）： 174-182.
[7]丹·布朗著. 朱振武译. 达·芬奇密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关键词：丹·布朗；达·芬奇密码；接受美学
作者简介：高梦鸽，女，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3--02
引言：
2003年，由美国作家丹·布朗（Dan Brown）所创作的悬疑小说《达·芬奇密码》（Da Vinci Code，2003）一经出版就大获成功，热度直逼《哈利·波特》。随后被译成42种语言广为流传，在世界各国刮起了一场“密码”旋风。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部小说如此成功？仅有书商的营销策略以及媒體的噱头炒作恐怕不够。有学者认为，其成功之处在于 “它不仅融合了诸多晚期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也兼具通俗小说的某些属性。”[1]（P103） ；也有学者以作者写作模式角度切入，认为丹·布朗小说之所以如此成功与“富有张力的写作范式、极具后现代性的文本范式和别开生面的叙事范式”[2]（P87） 亦是分不开的，综上上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相关研究大多从丹·布朗对于创作技巧本身的娴熟运用展开探讨，忽略了布朗作为一个深谙市场化运转的通俗作家对于读者喜好、接受程度等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因此，本文试以接受美学为理论观照，通过对作品的文化解读，探讨作品成功背后的原因。
接受美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流派，其代表人物是伊瑟尔（Wolfgan Iser）和姚斯（Hans Robert Jauss），20 世纪 60 年代末起源于德国。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并非一成不变地存在于作品之中，而是需要人们去发现。”[3]（P62） 换言之，文学活动是一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并非止于作品创作。阅读的过程，也正是读者与作者交流的过程。不同读者在阅读时，不断地赋予作品新的涵义。姚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它的人际交流性，这一特性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非物。”[4]（P49） 这一论点更是说明了读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学创作决不能脱离读者而存在，没有阅读的过程，纸上的作品以及作家的思想就如同一堆乱码，毫无意义。哪怕作品装订成册，没经过读者阅读，那也只能是半成品。及至《达芬奇密码》，布朗通过悬念的设定以及出人意料的结局实现了西方读者的期待视界的满足与突破；通过文章中的适当留白完成了文本的召唤结构；通过读者对悬疑的敏感性将其叙事效果达到极致。
一、期待视界的满足与突破
所谓 “期待视界”，主要是指“在文学接受活动中，读者过去的阅读记忆和经验、读者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以及由此形成的价值观、教育素质、道德理想等综合形成的一种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要求和审美心理定势。”[5]（P349） 读者以当前特定的知识结构解读作品，校验自身所产生的期待，而作者为了使作品为读者接受，就要使得作品满足读者在阅读前所产生的期待。
《达·芬奇密码》是一部悬疑小说，讲述了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人杀害在卢浮宫内，临死前他将毕生守护的秘密留在了卢浮宫，符号学专家罗伯特·兰登与死者的孙女索菲联手破解了一系列密码，最终发现了这场谋杀背后的惊天秘密。读者在阅读前就会将其与这几个关键词联系起来：谋杀、凶手、线索，由此产生关于案件侦破等心理预设。小说开头描述了馆长被人杀害在卢浮宫内，馆内却没有任何珍品遗失，临死前他却留下了神秘的符号。作者将各式密码信息等神秘元素摆在读者面前，例如小说中出现的斐波那契数列，使小说悬念迭起，情节交织。这一系列线索都使得读者开启侦探模式，产生一个以自身知识结构为基础的期待视界。根据西方读者的知识背景，小说中法希探长初次见兰登时所佩戴的宝石十字架显然是基督教的象征，书中也提到了在法国是一个基督教并非主流的国家。这样的情节设计自然使人不禁产生怀疑。到此，小说的期待视界便得以满足。
丹·布朗不仅在内容上满足读者期待视界，还在此基础上，对读者的期待视界进行突破。姚斯指出，“假如人们把先前的期待视野与新作品出现之间的不一致描绘为审美距离，那么新作品的接受就可以通过对熟悉经验的否定或通过把新经验提高到意识层次，造成视野的变化。”[6]（P176） 接受美学文学批评理论认为，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对于自己期待视界之内的内容往往并不感兴趣，相反，那些超出读者期待视界的部分却更能吸引他们。小说中兰登教授想要寻求“老朋友”的帮助，却被要求回答三个问题才能进门。想必读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想到，这位博学的圣杯研究者竟然就是所有事件的始作俑者。当法希探长对兰登步步紧逼时，当银行职员拿枪对着兰登和索菲二人时，当提彬仆人对二人不自然时，读者不禁会想，到底谁才是幕后的主使？索尼埃用生命去守护的秘密究竟是什么？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作者将宗教起源与自身的想象力大胆地结合，这对于传统西方读者来说，无疑是经历了一场异想天开的风暴。读者的期待视野被拓宽，原本的期待被反复否定，留给了读者一个个的“惊喜”，直到故事的尾声，读者才如释重负，感受作者仿佛一气呵成的叙述，让读者在不敢相信中接受现实。从小说开始到结尾，作者一直在不断制造悬念，突破读者的阅读期待。当读者刚要猜测导师可能与那个奇怪的仆人有关时，作者就打破读者的这种期待，促使读者在不断地否定中不断地去“勘察”，获得了连绵的阅读愉悦。
二、文本的召唤结构
伊瑟尔认为，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未确定点”和“空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为此，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召唤结构”。 这种“召唤结构”留下的大量空白和缝隙需要读者去填充。[5]（P340） 对于任何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文本的信息都具有多种未知性以及不确定性，但恰恰是这种不确定性引得读者以自身知识结构对作品进行再次加工，补充，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得作品更加吸引读者，更具召唤性。对于读者来说，要想真正地读懂作品，与作者对话，必须不断地追寻作品语言文字的意义，以自身的知识结构，对作品中的空白之处进行填充。 丹·布朗的小说中在详细描写的基础上，也留出了“空白”。小说借用提彬爵士之口将圣杯的含义说出，但最终作者也并未为其佐证，而是将这一谜团抛给读者。读者利用已有的审美习惯和阅读经验以及作品创新的刺激，使得阅读过程不断出现对原有期待视界的否定，读者不断地思考着圣杯代表女性的合理性。正是这种空白与否定控制着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的知识结构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出现差距，读者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对作品产生新的期待视界，二者视界相融合最终使理解成为可能，这也是阅读的意义所在。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召唤结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实现了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
《达·芬奇密码》以含混收尾，也给读者留下了充分的“空白”去想象。“圣杯在古老的罗斯林教堂下等待，剑刃和圣杯一道看护着她的门外，她躺在大师们令人钟爱的杰作的怀抱里，在繁星闪烁的天底下终于得到了安息”。[7]（P372） 丹·布朗在结尾处隐晦地把所谓的历史真相及重大秘密在小说的结尾消解，巧妙地揭开了谜团，却又回避了真相的诉说。更像是作者悄悄伏在读者耳边所说的，读者惊叹之余又不禁感叹，圣杯就在卢浮宫！引得读者愿意相信那宏伟的金字塔下似乎真的保存着耶稣的血脉，将人带入另一段遐想之中。从故事的结构上来看，小说似乎没有将结尾表达完整，但从小说的内容来看，这个结尾也是一个新的悬念，引起读者新的期待。
三、悬疑性叙事
如果说人物是小说的灵魂，那叙事则是小说的躯壳。二者合二为一，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作品。文学作品运用各种手法来表现当下的生活，《达·芬奇密码》也不例外。
该小说属于典型的文化悬疑小说。而一个庞大的、追求趣味阅读的消费群体，是催生各种类型小说兴旺的前提，悬疑小说也是这样。读者对于未知的事物总是想要一窥究竟，长期以来蒙着面纱的宗教元素，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欲望。没有读者会喜欢一成不变的陳词滥调以及死板固定的叙事模式。如果在悬疑小说中一味地采取固定的模式，一味地迎合读者的期待视界，就会使读者产生一种“早已猜到了结局”的无聊感。没有新意的叙事，只会使读者疲惫于模板式的写作模式，丧失阅读欲望。
该小说在通俗小说的叙事框架基础上，兼有紧张的悬念以及气氛，同时糅合了凶杀，恐怖，密码等悬疑小说元素，使小说能够牢牢地抓住悬疑小说爱好者的眼球，又能让读者体验书中有关解密与智力上的游戏。该小说以凶杀案为主线，通过人物的对话，表情的详细描述，为读者提供猜测的线索，引导读者不断地推翻先前的各种猜想及假设。如阿林加洛沙主教即使付出巨大代价，也要将隐修会的秘密摧毁。殊不知他也只是这项秘密计划中被人利用的一颗棋子，随着阅读继续向前，读者将其作为“导师”的期待也就随之破碎。作者通过不断地突破观众的期待视界来达成目的，增强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使读者接受完美实现。可以这样说，丹·布朗真是一个讲述悬疑故事的大师。
结语：
文学活动是一种读者与作者以作品为媒介的互动。作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己与读者“对话”。 换言之，文学作品是否具有魅力，是否具有生命力，要看它是否完成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交流。在《达·芬奇密码》这场文学传播和接受的活动中，接受美学的思想使得作者不再是作品唯一的主宰。一个真正好的作者就是要将这个作品中的人物塑造得既符合读者的期待视界，又有所突破。因而，作者在创作文学作品时，要充分地将读者的因素考虑进来，从而实现作品的传播和读者的接受程度最大化这一目的。这正是我们从这部小说的传播和接受现象中能够感悟到的一点。
参考文献：
[1]朱振武. 周元晓《达·芬奇密码》：雅俗合流的成功范例[J]. 当代外国文学，2004（4）： 103-110
[2]李汝成. 刘玉波 丹·布朗小说的写作模式初探[J]. 当代外国文学，2006（1）： 87-92
[3]刘纯德. 姚斯、伊瑟尔及其他—漫谈接受美学[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1994（Z1）： 61-65.
[4]王静. 接受美学视域下的《达芬奇密码》解读[J]. 语文建设， 2014（32）： 49.
[5]董学文. 西方文学理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6]王鍾陵. 论姚斯的接受美学理论[J]. 江苏社会科学， 2012（3）： 174-182.
[7]丹·布朗著. 朱振武译. 达·芬奇密码[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